作为文坛名家，马识途经历传奇，交游广阔。他108岁时推出忆人散文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在书中他回忆了鲁迅、巴金、冰心、夏衍、曹禺、汪曾祺等二十多位已经逝去的文坛名家，为他们留下了一幅幅或浓或淡的精彩的画像。本文摘编自《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马识途 著，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版。
看到鲁迅
对于鲁迅，我是看到过的，我说的是看到过的，不是说见到过的。像鲁迅这样的大文豪，在他去世前，我还不过是一个中学生，怎么可能和他相见过呢？但是我的确看到过他，而且有两次，我终生难忘。1932年，我在北平大学附高中上学，那个学校的校长是留学法国回来的教授，主张自由平等博爱那一套，所以民主风气比较浓厚，有许多思想进步的同学，同班有一个叫张什么的同学就是一个。有一天他约我出去听一个讲演会，我问他谁的讲演，他说去了就知道。我们到了和平门外师范大学的大操场上。他才告诉我说是一场秘密集会，而且主要是听鲁迅的讲演。我能被秘密通知来听鲁迅讲演，我也算是进步分子了，我很高兴，还有点得意。
不多一会儿，看见一个个儿不高比较瘦的半大老头登上桌子，没有人介绍，也没有客套话，就开始讲起来。哦，这就是鲁迅！鲁迅讲了些什么，他那个腔调我听不清楚，我似乎也不想听清楚，能第一次看到鲁迅，而且在这种场合看到鲁迅，也就够了。不多一阵，鲁迅讲完，忽然就从桌上下去，消逝得没有踪影。我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讲完的。人群纷纷散去，我们也回平大附中去了。
在路上，张同学才对我详细地讲关于鲁迅的情况。他说，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中国新文化的领军人物，同情中国革命。反动派特别忌恨他，所以这次他是秘密到北平作讲演，知道的人不多，你不要告诉别人。我说：“我在初中时就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很崇拜他。你约我去，让我看到了鲁迅，我很高兴。”从此，我就成为他们进步分子的一员了。
初识汪曾祺
我和汪曾祺认识是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那正是抗战时期。我和他都是中文系的学生。他高我一年级。有一次，中文系出一个通告，那种别有风味的书法，引起我这个爱好书法者的注意。我问同学，这是谁写的？同学告诉我说，是汪曾祺写的。汪曾祺是谁？同学回答，是我们系里的一个才子。他写得一手好字，更写得一手好散文，颇得朱自清、沈从文教授的赏识，是沈从文的及门弟子，其貌不扬，却为人潇洒。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汪曾祺这个同学。后来由于西南联大实行的是学分制，我和他虽不同年级，却同时选了沈从文先生的文学创作课和闻一多先生的“楚辞”“唐诗”几门课，于是在课堂上就认识了。但是相交淡若水，没有多少来往。
那时我看过他写的字，也读过他发表的散文，觉得都很出色。他的散文淡雅清丽，读来别有情趣。从艺术上说，很有特色。我也听说沈从文说过他自己的散文赶不上汪曾祺，还听说过汪曾祺为人捉刀写论文（当时以交一篇论文或作品作为期末考试卷），交到闻一多先生那里，闻先生看了说，这篇论文比汪曾祺交的论文还写得好一些。有这样的事情，可见他也受闻先生的赏识。
那时我们认识，我却未想和他来往，就因为他是一个潇洒的才子。我尊重他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才子，从艺术上我也欣赏他的散文，但是我并不赏识他的散文那种脱离抗战实际的倾向，特别是他们那一些才子过的潇洒生活，也就是睡懒觉，泡茶馆，打桥牌，抽烟喝酒，读书论文，吟诗作词，名士风流。这时正当抗战时期，这种玩世态度和潇洒生活，就为学校的进步同学所诟病。不说他们醉生梦死，也是政治上不求进步的吧。我则认为他们爱国上进之心是有的，认真钻研专业是可取的，政治上居于中间状态，是我们争取团结的对象。事实上他们后来都卷入到学生运动中来了。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
闻一多先生无奈刻图章
闻一多先生学识渊博，诗书画印，无不谙熟，加上他早年学艺术，中年攻古文，对于甲骨、金石、篆刻一类的功夫，造诣很深，要刻几方典雅方正的图章，是游刃有余的。而且他在这方寸之地，布局构图，别具匠心，刀法的遒劲，更是难得。
在篆刻中正如他的诗、画和文章一样，章法谨严而又恣肆汪洋，在小小的方寸上也可见他那热情洋溢却并不失于放荡的性格。作为艺术，这可算是上乘了。但是闻一多先生并无意从事这种艺术创造，而是靠这个卖钱，以补经济上的困难，叫妻子的病能够得到治疗，孩子们能够吃饱肚皮，使一家免除冻馁之虞而已。
他的时间本来可以多用来研究中国文化，他有许多成竹在胸的著述需要动笔，然而不能。为了活命，不得不从事这样的“小手工业”，真叫斯文扫地。这可算是当时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悲剧了。
闻一多先生刻图章本是雅事，但来求刻的大多是俗人。那个年代，一般有知识修养的人，一天凄凄惶惶不可终日，哪有余钱玩弄风雅，托闻一多先生刻几方图章呢？来求刻图章的大半是那些腰缠万贯，而又慕闻大师之名，想用大师精巧的图章，提高自己的身价。这却苦了闻一多先生。不刻吧，没有这额外收入，而且你挂着牌子，人家按“润例”付钱，真是“规规矩矩和你做生意”，你能拒绝吗？闻一多先生明知这些脑满肠肥的人哪里懂得什么艺术，但是他却从来不苟且，每一方都精雕细刻。他的苦衷是，不向达官贵人乞讨了，却不得不乞灵于那些钱袋，他仍然感觉这是精神上的屈辱。
吴宓教授怒击潇湘馆
吴宓对于中国文学也是很有研究的，他特别看重《红楼梦》，看重《红楼梦》里的众多人物，特别看重林妹妹林黛玉。不仅看重到爱林妹妹，对于林黛玉的一切行径都认为不可更改、不可猜忌到一种神圣的地步，甚至连林黛玉的居室、用具以及侍婢都是必须尊重、不得侮慢的，于是就发生一件趣事。
那一天我和几个同学正在潇湘馆“坐茶馆”，还准备吃湘菜，忽然看到吴宓教授提着手棍，气冲冲走过来。他到了门口，大声叫嚷：“你们敢用潇湘馆这个名字开饭馆，这是对林黛玉的侮辱，岂有此理！”于是他不由分说用手棍乒乒乓乓地把玻璃门窗打得稀烂。这馆子的姓江的老板听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出去一看，是吴宓教授，他正在那里为林黛玉而战斗呢。
他质问江某：“你为什么敢用’潇湘馆’这个名字？”江某答：“我们是湖南人，潇湘人也，所以用潇湘馆这个名字。”吴教授还在生气：“你知道潇湘馆是谁的地方？你们怎用这个来开馆子，侮辱了林黛玉！你们必须改，马上改！”一堂的同学都啼笑皆非，谁敢去和这位著名教授讲理呢？江某也知道这是没有办法讲理的事，只好恭敬地说：“好，我们改，马上改。”吴教授这才消了气，提起手棍走了，还说：“这太不像话，侮辱……”
大家都劝江某：“你就改了吧，潇湘馆可是林妹妹的神圣之地哟。”
一代女才人、散文家杨绛
杨绛是我国有名的女作家，风光美妙的江南的女才子。出身高门，自幼聪慧，毕业于清华大学，中英文精通。很早就创作新剧，蜚声上海剧坛。她当时与也是著名的学者的丈夫钱锺书在上海齐名。但是她比丈夫钱锺书的名气还大一些，所以人们不称“钱锺书的杨绛”，却称“杨绛的钱锺书”。后来是钱锺书成为大学者，出版了学术名著《谈艺录》和文学名著《围城》，蜚声全国，大家才正名称“钱锺书的杨绛”，到底丈夫比妻子更有名了。这曾经是一段文坛佳话，却是逐渐湮灭了。
钱锺书和杨绛解放后都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两根台柱子。钱锺书在中西文学的研究上硕果累累，在学术界盛名日升，如日中天，以至形成众望所归的“钱学”专门学派了。此时的杨绛，虽然也从事重要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同时也有别具风格的颇为出色的散文作品。至于她也擅长的长篇，除了《洗澡》等三本作品，再未见长篇。很明显，她是为了突显钱钟书而有意“藏拙”的，从这一点更看出她的高风亮节。一代女才人、散文家杨绛，是我久所仰慕的，却无缘一睹风采。
八次全国作代会我去参加了，我以为能看到这位年逾百岁的长者。她却称病未能出席。不久，九次作代会将开。我的身体如好，我会去参加，也许还有机会一亲风采。然而从报上得知，她于2016年5月25日去世了，享年105岁。如此高寿离去，不必惋惜。我忽然心血来潮，作了一首随口溜，以为博笑。
百岁作家有两个，杨绛走了我还在。
若非阎王打梦脚，就是小鬼扯了拐。
途中醉酒打迷糊，报到通知忘了带。
活该老汉偷倒乐，读书码字且开怀。
原文作者/马识途
摘编/何安安
编辑/王菡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