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直军，这位曾经的华为轮值董事长，在华为内部，大家会称呼他为小徐总。称呼其为“小徐总”其核心原因，是因为背后还有一位“大佬”，他被称呼为“大徐总”，大徐总是华为原董事、海思创始总负责人、科学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这位“大徐总”就是徐文伟，近日，刚低调退休。

1963年9月，徐文伟出生于江苏常州。

1980年，徐文伟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一个书包，两个碗，教室宿舍图书馆”，这是他日后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

东南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工程类学科衣钵的正宗传人，在集成电路领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它是曾经的建筑老八校、四大工学院之一，是非常有名的工科强校，在1962到2022年这60年时间里面，除了培养出刘盛纲院士、韦钰院士、黄如院士等一批科学家，还有华为、中兴、微软等全球知名企业有超过30名高管也出自其中。

除了徐文伟，艾为电子创始人孙洪军，芯朋微创始人张立新，中兴通讯的陆平（副总裁、南京研究院院长）、力芯微联合创始人袁敏民，中微半导创始人杨勇等也都出自这所学校。

1990年徐文伟硕士毕业，他的职场第一站，选择了深圳，公司是港资企业亿利达，这是当时在内地非常有名的科技公司，徐文伟在公司从事高速激光打印机的开发，徐文伟在电路设计和汇编语言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入职半年就成为了骨干。

在这里我想说一段当时的历史和产业背景，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林文震（开始的身份是马来归侨，于1956年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科院自动化所。16年后的1972年，因马来归侨的身份，他一家人不得已移居到了香港），于1976年创立香港赛霸创力有限公司，生产电话机，通过对产品的创新和竞争力在国际站稳脚跟，甚至超越日美同行，香港的电话机产业开始崛起。

改革开放后，在邓公的指示下，深圳开始逐步对外开放，首先就承接香港的产业转移，八十年代开始，时达和亿利达等有电话机业务的公司纷纷来到刚开放的深圳设立研发和生产。

可以不夸张的说，电话机产业孵化了深圳的科技产业。

1985年，中兴半导体成立，这是中兴通讯的前身，其最早的业务是电话机的来料加工，另外TCL、德赛、侨兴、步步高等企业也是在此后从电话机产业开始做起来的。

在业内人士看来，一条细细的电话线，一头连着电话机，一头连着电信局的程控交换机，技术上是有类似之处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电话机产业的成功，使得延伸配套的电话程控交换机有了技术和物质基础。

在这个关键节点，另外一个关键的企业出现了：香港鸿年电子。当时的总经理是1966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的前身）无线电系的王美岳，他于1984年从北京加入这个巨亏了3000万港币的公司，并于1986-1993年担任鸿年电子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美岳提出了“科技兴业，敢为人先”的口号，力推技术含量高的程控交换机的开发，并且借助于内地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产业政策，开始在惠州等地设厂制造，并大力发展代理商，至1993年，“鸿年”以及合资公司的营业额已达10亿港元，盈利超过7800万港元，已经足以是一个大集团。

鸿年开放代理商的政策也影响了日后的通讯巨头：华为。1987年，任正非创办华为，他认识了辽宁农话处的一个处长，经过转介绍，结识了香港鸿年，并成为代理商之一。

创业初期的华为一穷二白，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市场没市场。这时候，王美岳执掌的香港鸿年却给予华为很大额度的授信（据说在当时都是超亿元人民币）。华为可以在鸿年电子先提货，卖出去拿到货款之后再付款。在1988-1990的两年时间里，华为通过代理鸿年电子业务，获得了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华为因此构筑了全国的销售平台。

经典的华为语录便是诞生在哪个年代：“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凡购买华为产品，可以无条件退货，退货的客人和购货的客人一样受欢迎。”

九十年代初正是全球电子行业的黄金时期，正如1990年黄霑写的那首传唱至今的《沧海一声笑》所言：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在这个黄金时期，清北复交这些一流学校毕业生无论是出国还是到体制内捧金饭碗都占绝对优势。而来深圳闯荡的更多的是“胸有大志而身无分文”的二流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尤以东大、华科、西电、成电、西工大为多。

比如首家“909”工程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国微电子的创始人祝昌华和黄学良分别是东大和西电的，做指纹识别的汇顶科技创始人张帆是成电的。而当时留美大军中，也有一些选择回国创业，比如格科微的创始人赵立新和高端交换机芯片盛科网络创始人孙剑勇。

国内通信江湖中不得不提的，除了任正非，还有侯为贵。侯为贵是南京人，1988年到1989年，为了弥补中兴自身研发力量的不足，他利用乡情和国企背景找到了南京邮电学院的陈锡生教授和糜正琨教授，两位教授是中国程控交换技术的领军人物，侯为贵希望他们可以帮助中兴开发数字程控交换机。

陈锡生教授和糜正琨教授对此给与了大力支持，派出教研室里三位年轻老师来到大梅沙，为中兴半导体开发出了500门程控交换机，后来两位老师因为家眷都在南京因此回去了，单身汉殷一民留了下来，后来他成了中兴通讯的董事长。

回到华为，1991年，任正非决定华为接下来需要从代理转向开发，首款就是研发用户交换机HJD48，而郑宝用负责整个系统的开发。

华为铁了心要正向开发PCB和芯片，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要确保价格的竞争力。90年代的交换机上数量最大的器件是用户板,一块板接8或16对用户线，接口控制和音频编解码（CODEC）芯片用量很大，如果外采通用芯片，产品就会陷入价格战的汪洋大海中，想挑战大厂几乎不可能，要甩开竞争对手，只能开发自己的芯片，把整体价格压低。

自研交换机仍急需 “大牛”解决芯片等问题，他经人介绍，发现大牛就在华为当时办公楼深意工业大厦的隔壁，亿利达，徐文伟就在那里。

任正非亲自去与徐文伟沟通，那时候的任正非连一条品牌皮带都买不起，就拿大街上三块两块一条地凑合着用，但是几轮“玫瑰般梦想的画饼”下来，直接把徐文伟从一个科技巨头挖到了当时连工资都有可能要打白条的“华为”，气得亿利达直接起诉华为。其实任正非同时还跟亿利达的另一位硬件大牛也进行了沟通，但对方认为任正非是大忽悠，直接谢绝了。

徐文伟入职华为后，建立了器件室，从事印刷电路板（PCB）设计和芯片设计，一段时间内，器件室由2台示波器，4只万用表和6个开发人员组成。

徐文伟的策略是求稳，循序渐进。他先在PAL16可编程器件上设计自己的电路，在芯片开发阶段或者芯片用量小的时候使用进行验证，期间遇到问题还有空间可以修改，等到这类的产品验证成熟之后，再将可编程器件上的方案，委托一家拥有EDA能力的香港公司设计成ASIC芯片，最后让德州仪器（TI）进行流片和生产。

每一次工程试验费用需要花费数万美金，90年代当时外汇管制非常严格，并且华为丢失代理权之后资金链非常紧张，任正非不得不考虑借高利贷来支持研发。他曾站在六楼办公室的窗边，说过这样一段话：“新产品研发不成功，你们可以换个工作，我只能从这里跳下去了！”就这几万美金，当时搞EDA的李征说，如果失败，可能连华为公司都没了，创业真的是九死一生的旅程。

徐文伟也不负众望，1992年，华为首颗具备自有知识产权的ASIC ——SD502诞生了，这个是华为芯片设计的起点。

1993年，徐文伟给华为挖来了另外一个大牛，无锡华晶电子从事芯片设计的李征。华晶是国家集成电路908工程中最重要的项目，培养了不少人才，20世纪80年代末，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对我国进行了科技禁运和制裁，EDA也在禁运名单之内，李征曾参与了由国家的国产EDA的开发，并且先后在工作站和PC上开发成功，后国产EDA小规模试点成功后，西方世界出于市场竞争的考虑，立马解除了对中国的EDA禁供。

解禁之后，李征被派去美国学习西方EDA的使用和芯片设计，改行做了芯片设计师。而还处在“幼年”国产的EDA体系扛不住西方成熟稳定强大的体系的冲击，此后长时间得不到发展，直到2018年后。

李征的加入，任正非又花了一大笔钱直接购入EDA设计系统，使得华为可以不用再依靠香港公司就可以独立开展芯片设计，1993年华为有了第一颗自己使用EDA设计的芯片SD509。

SD509成功实现了数字交换机的核心功能——无阻塞时隙交换功能，这就是基于TDM的2K X 2K 交换矩阵。“SD509”这名字是徐文伟起的，S代表“semiconductor半导体”，D是“数字芯片“，后来还有了模拟芯片“SA“系列，厚膜电路“SH系列。

基于SD509为芯片核心的CC08G交换机是华为正向开发后第一个拳头产品，华为在1994年的交换机销售额达到了8亿。

在1993年，徐文伟职场也摔了第一个大跟头。1993年开发JK1000时，徐文伟是项目经理，一口气订购了50台设备，结果开发完才发现不合适，这批价值超过100万。后来任正非说，如果要把这些设备都扔进大海，那么徐文伟也必须被扔进大海，只不过我们马上就把他拉回来，让他呛几口海水后，还可以继续重用。

而需要提一下的是，在JK1000这个项目里面，聂建林（中科大85级少年班的软件天才，也是从亿利达被挖到华为）是C语言高手的绝对高手，采用了C语言+汇编的混合编程方式，锻造了JK1000的主机软件系统。当时测试还在用万用表和示波器。徐文伟写了一篇指导书：如何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来测试。

1994年，华为虽然营收良好，但是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国内面临着其它三个国企巨头（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的围追，国外还有9个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华为何去何从？而另外国际企业发生的两件大事也触动着任正非的思考：三年前还年销售35亿美元的美国知名王安电脑公司，为什么现在宣布破产保护？日本三菱这么强大的集团，为何会退出电脑生产？

带着这个疑问，任正非决定带领核心团队访问美国，徐文伟也在其中。

美国之行，让任正非决定华为需要坚持四个核心方向：坚持全球化；坚持向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坚持激发人才，尤其是给予人才丰厚的回报；坚持技术领先。

同年，任正非再一次内部会议上放出豪言：“10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占其一”，大家无不震惊。

1995年，华为成立“中央研究部”，下属开设基础研究部，该部门核心目的就是负责华为通信系统的芯片设计，用任正非的评价就是“为主航道保驾护航”。基础业务部的总经理是徐文伟，李征担任总工。

1996年，任正非决定华为需要“出海”，正式实施国际化战略，派出先遣小分队去试探海外市场，寻找客户的门往哪个方向开。首批次选择了俄罗斯，1996-1998年销售额均为0，1999年实现零的突破，接到了一个电源模块订单，金额为38美元，2000年一举突破1亿美金。

俄罗斯市场的开拓成功，为华为探索开拓欧洲市场打开了思路，这期间，徐文伟一方面在后方稳住芯片研发，一方面，开始着手在研发方向向欧洲进军，为欧洲市场铺路。

1997年第二届北京国际无线通信展览会即将举行之际，华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副总裁、首任无线业务总经理徐文伟宣布：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由华为率先商用化的GSM系统研制成功。徐文伟说“华为公司将立足国内，抓住机会，积极向海外市场拓展。”

这一年，华为人员规模超过7000人、管理幅度大幅增加，产品研发周期越来越长，企业运营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华为患上了“大公司病”，任正非决定向IBM拜师学艺组织变革。

1998年，研发端引入IPD(集成产品开发模式)，供应链管理方面引入ISC（集成化供应链管理），在归核化管理方面，华为开始探索将包装、接待、培训、配件等非核心业务外包，在薪酬绩效管理方面，华为学习HAYGROUP公司，从组织架构、流程设计、人力配置、薪酬激励、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变革，发布《华为基本法》……上述变革持续沿用和变革至今。

而这一年，徐文伟开始担任华为预研部总裁，主导最前沿的研发。

2000年左右互联网的泡沫和1998亚洲金融危机风波影响，通信市场需求低迷和内卷到了新的高度，跨国公司以更残酷的价格战来与华为等本土企业争夺市场，华为再次面临“活下去”的问题，“出海”成了公司活下去最大的希望之一。

按照任正非的观点：“我们的队伍太年轻，而且又生长在我们顺利发展的时期，抗风险意识与驾驭危机的能力都较弱，经不起打击……不趁着短暂的领先，尽快抢占一些市场，加大投入来巩固和延长我们的先进，势必一点点领先的优势会稍纵即逝。不努力，就会徒伤悲。我们应在该出击时就出击，我们现在还不十分危险，若3至5年之内建立不起国际化的队伍，那么中国市场一旦饱和，我们将坐以待”

在欧洲方向，2000年，华为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成立研发中心，华为正式进军欧洲核心区，2001年，华为在英国建立了一家分公司，随后逐步在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收获订单。2003年徐文伟作为常务副总裁，率队参加日内瓦2003 ITU电信展曾透露过，“我们的产品被40多个国家，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巴西和新加坡等规模运用。

这期间，不得不提的是，华为和思科的世纪官司。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互联网迎来快速增长，而思科在全球范围内有垄断式的地位，投资者和业内很多人都认为未来全球50%的路由器和交换机由思科占领，短短时间思科的股价也暴涨了31倍，但是后面发现并非如此，因为突然出现华为这类型的竞争对手，思科短短几个月暴跌50%……

比如在中国，当时华为推出的A8010，这是世界上第一家提供No.7信令接入，也是业界最大容量的接入服务器产品，价格还便宜（约不到思科十分之一的价格）、容量大、支持七号信令等特点使其直击思科弱点，使得华为占据当时国内80%的市场份额。

2002年6月，在思科大本营美国，华为正式推出专门面向美国用户的路由器，并且打上了很吸睛的广告：“它们唯一的不同就是价格”。思科随后在2003年1月起诉华为专利侵权，并且扬言要把华为告得倾家荡产。

华为则正面迎击，任正非让郭平、徐文伟组织团队，进行正面应诉，官司打了2年多，在2004年7月28日以和解而告终。这一仗，从另外一个角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极大的推广了华为这个当时还不算出名的品牌，第二，也让华为把知识产权和自主研发的重要性提到了新的高度，海思应运而生。

2004年10月18日，华为成立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开始做消费电子芯片产品。时任欧洲地区部总裁的徐文伟，兼任海思半导体的总裁，参与海思战略决策，从一开始，徐文伟就定调海思的产品必须从市场角度提需求。

而在欧洲，2004年到2008年，徐文伟带领的欧洲团队，顶住了市场在3G末期和3G切换到4G的压力，为后来余承东在欧洲的市场成功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徐文伟给华为欧洲的整体战略定调非常正确：技术+信任。这种战略的坚定实施，使得华为在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先进性、安全性、合规性等方向取得了欧洲主流运营商伙伴的高度认可，双方建立起了很牢固的合作关系，这几年，哪怕面对美国极限施压，欧洲的运营商依旧尽可能的维持和华为的合作，稳住了华为的基本盘。

2010年前后，网络通信的隐私与安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强烈关注，时任销售与服务体系总裁的徐文伟，开始在内部发起网上问题“清零”行动誓师大会。

搭建了海思的组织架构之后，徐文伟把海思的重担交接给何庭波，而他则在2011年开始开拓华为另外一个核心的业务：企业级服务，他出任企业业务的总裁，团队由829人组成。同时也在规划研发下一代数据中心交换机，这是一款超越上一代10倍以上的产品，

随后的2013年，华为发布全球首个以业务和用户体验为中心的敏捷网络架构及全球首款敏捷交换机S12700，2013年，企业级BG的营收超过25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2%。

总结成功的原因，徐文伟认为：这三年以来我们秉承差异化、创新、领先三大战略，在产品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敏捷网络、CE12800数据中心交换机、高端存储OceanStor都是很好的代表，这也是华为企业BG继续大踏步前行的基础和底气。

2014年开始，徐文伟的精力开始从业务逐步转向战略，担任战略Marketing总裁和IRB（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

2014年到2018年，余承东率领的华为终端异军突起，华为各条业务全面开花，整体营收从2882亿元人民币涨到7212元人民币。

而这四年，也是中美科技领域的竞争从台下逐步搬到台面的四年，最具风向标的半导体领域，华为的芯片从Others到可以直接和高通掰手腕的TOP2，在操作系统领域，国内的厂家也准备从应用层逐步渗透至基础层。这下子，美国忍不了了，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打压进一步加大，而且一改以往的“广撒网”政策，改为聚焦精力逐一打压的策略。

华为敏锐的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巨大危机，开始做战略调整，市场端开始做聚焦和收缩，作为大本营的中国区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在外放弃美国市场，死守欧洲，巩固东南亚和拉美。现实证明华为的判断是正确的，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全方面的。

而关乎华为未来的技术研发，又该开往哪个方向？在未来是否还具有足够竞争力？这是华为思考的问题。

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任正非公开表示：“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我们前进在迷航中，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这在外面人看来是华为在凡尔赛，但是对于华为来说，这的确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任正非把解决这个问题的牵头人，再次交给了徐文伟。

徐文伟认为，华为以前的创新是 1 - N 的创新，定义为创新的 1.0。首先是 1 到 N——在现有理论、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工程创新、技术创新、基于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创新——取得了快速增长。比如5G,在这之前业界的做法是 3G 来了建一遍，4G 再建一遍，每一代必须得重新投资一遍，但是对运营商来说投资太大。而华为在 2005 年做了一个技术上的尝试，把 2G 和 3G 合一，往后加上 4G，再到现在的 5G。一个设备可以支持所有的移动技术，运营商不用重复建设，也不用找很多地方建基站，大大节约了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而华为通过这个 SingleRan 方案引领了行业的发展，这个解决方案就是基于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的创新。

2018年年底，华为提出创新 2.0，成立华为战略研究院，由徐文伟出任院长，五十多岁的徐文伟，从市场回归到了技术，负责公司未来技术方向和布局。徐文伟见证了华为从追赶到领先的发展历程，是重要的参与者和亲历者，既懂研发，又懂市场，也不因循守旧，敢闯新路，在这一刻，没有人比他更合适这个位置。

对于研究院的任务，徐文伟说，“战略研究院最重要的是看未来，担负起华为在未来5-10年技术领域的清晰路标。面向未来，确保华为不迷失方向，不错失机会。同时，开创颠覆主航道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确保华为主航道可持续竞争力。”

对于创新2.0，徐文伟的理解是这样子的：面向未来，华为的创新理念也将从基于客户需求的技术、工程和解决方案的创新1.0，迈向基于愿景假设的基础理论理论突破和基础技术发明的创新2.0时代，解决0-1的问题。

而为了实现这一愿景目标，华为一方面计划每年投入3亿美元，选择和大学建立联合实验室、联合创新中心共同进行研究。美国对华为极限打压的那段时间，华为在研发和人才引进遇到困难，国内的高校成为华为人才和研发的最合适突破口之一，徐文伟也曾多次协调任正非走进高校洽谈合作，那段时间，陪任正非进高校的，除了徐文伟，还有何庭波。

华为目前已经与全球300多所高校、900多家研究机构合作，2021年在大学合作上投入27亿元人民币，其中，与中国高校合作投入约16亿元人民币。

另外一方面，徐文伟推动华为成立风险资本机构：哈勃投资。投资一些未来的技术，比如在半导体领域、光计算领域、DNA 存储领域等。在此之前，华为对于对外的风险投资是非常慎重的，任正非在2016年曾对此表达过自己的看法：“我们原则上不对外进行投资，投资就意味着终身要购买她的东西，因为她是我的儿媳妇。我们现在就是见异思迁，今天这个好就买这个，明天那个好就买那个。当然我们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希望你别落后了。只要你不落后，我就买你的，但你落后了，我就买别人的。我们主要关心所有的产品是世界上最好，而不是我儿媳妇生产的，我来组装。”

徐文伟在2019年推动设立了“奥林帕斯奖”(OlympusMons Awards)，奖项旨在牵引全球数据存储领域基础理论研究方向，突破关键技术难题，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实现产学研合作共赢。奥林帕斯奖自设立以来，已吸引全球60+科研团队的超过180名学者参与，共评出3个奥林帕斯奖和9个奥林帕斯先锋奖。奥林帕斯奖已成为存储业界最具有影响的专业奖项之一，每个奖项的奖金都高达100万人民币。

2021年，徐文伟发布了迈向智能世界2030的九大技术挑战与研究方向，展望和规划了未来十年的技术发展方形和路线，这九个挑战分别是：

挑战1：定义5.5G，支撑未来千亿规模的多样性联接；

挑战2：在纳米尺度上驾驭光、实现光纤容量指数级增长；

挑战3：走向产业互联，网络协议必须优化；

挑战4：通用算力远远跟不上智能世界的需求，必须打造超级算力；

挑战5：从海量多模态的数据中高效地进行知识提取，实现行业AI的关键突破；

挑战6：突破冯诺依曼限制，构建百倍密度增长的新型存储；

挑战7：将计算与感知结合，实现多模交互的超现实体验；

挑战8：通过连续性的健康监测实现主动健康管理；

挑战9：构建智慧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发电、绿色储电和绿色用电。

2022年4月1日，华为对外发布公告，其完成了监事会换届选举，举产生了监事会主席、监事，以及候补监事，而徐文伟为董事会的董事。

2021年和2023年，徐文伟两次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但均遗憾落选，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的一大遗憾。

2023年徐文伟相继卸任华为董事职务、华为海思董事、总经理职务，除了一些需要代表华为出席的刚开论坛和演讲，他已经开始从事务性工作中淡出。

2024年3月，徐文伟低调荣休。

回顾徐文伟整个求学和职场的生涯，也是一部中国和民营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

徐文伟成长于众所周知的动荡年代，在80年代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考入大学，那个时候的大学，思维异常活跃，大家对未来充满向往。

毕业之后，一面是处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创业发展的初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面是欧美对我们科技产业的集体禁运与制裁，熬过了1993-1995年的大通胀，中美升温也使得国家得以快速发展，企业也开始从小发展到大，扛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中涉险通关。

2001年入世成功和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国家得以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企业乘着这趟东风又迈向了新的台阶赶紧出海，作为第一代“出海”的企业团队，企业一开始就要面临国际巨头的打压，还要克服种种的贸易门槛和文化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产业完成了从简单的来料代加工到机械工业品制造，再到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得不再次与美国“顶峰相见”，持续承压至今。

徐文伟刚入职场的时候，中国GDP只有3795亿美元，排名第11位，美国的GDP是中国的16.18倍;2023年，中国GDP是GDP为17.89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和美国的GDP差距已经追赶到65.36%左右分位。

33年，徐文伟把最好的时光留给了华为，也成就了华为。而华为也成就了徐文伟，从技术到市场再到投资等等，全方面给予他锻炼的机会，徐文伟身上，也表现着华为的务实、低调、自信与坚定的特质。这是企业与员工双向奔赴最好的结果。

在退休签字确认的时候，大徐总是否会再次想起33年前的那个深夜，在破旧的深意工业大厦，任正非一边给加班的伙伴发面包和饮料，一边对着大家“画大饼”：“大家就努力干，挣到钱了，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华为会让你们买得起那种有阳台的大房子来晒钱，不然你们的钱会发霉的！”。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可以对话，他会对那时候的小徐说些什么？也许什么都不会说，只是挠头一笑，然后继续低头搞研究。

祝福大徐总，退休快乐。

华为芯片奠基人退休：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