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讲述如何创造《银河写手》：影视行业打工人的心酸与逆袭

常营，位处北京朝阳的东部。明初，大将常遇春北攻元大都曾在乡域内屯兵扎营，成村后名常营。如今这里成为了很多北漂者尤其是影视行业打工人的聚集地，以长楹天街为中点辐射，附近的饭店、咖啡馆人们聊着的，大多都是影视开发、投资、制作相关的事情，常营也被人们冠以“影视行业宇宙中心”的别称。在这里，一战成名和一无所有都是家常便饭，只不过那些成功逆袭的人靠的往往不是运气，而是积累。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李阔和单丹丹还是两名常营地区名不见经传的编剧，李阔毕业于传媒大学表演系，演过喜剧，单丹丹是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写过小说，这样的履历在老家也许很出挑，但到了偌大的北京城，实在是“不值一提”。在人生最好的20多岁，他们把大部分的年华都奉献给了“乙方”这个身份，按照甲方给到的规则撰写、修改、推翻、再改剧本，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到了30岁。

《银河写手》诞生在他们对这个行业及自我价值产生强烈怀疑的时候，常年的“乙方编剧”生涯早已磨平了他们的棱角，但也愈加找寻不到出口，他们渴望用一部作品做出反击，如果能成那继续留下，如果不成就收拾铺盖回老家。北京就是这样一个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地方，即使是在表面光鲜亮丽的影视圈，仍然难以撼动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好在他们成功了，他们的电影入围了FIRST青年影展，拿了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编剧奖，被大公司看中推上了院线，结尾的彩蛋还请到了沈腾来客串，一战成名。

在《银河写手》中，李阔、单丹丹与另一位编剧高群构建了两位性格独特的人物：一个是不听任何修改意见的编剧，一个是什么修改意见都听的编剧，一个自大，一个胆大，围绕着他们也展开了一幅北漂青年群像图，如果有过北漂经历或者影视行业工作经历的，应该从这些人物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当然，其中也免不了李阔与单丹丹两个人的自我投射。

我将《银河写手》列入了去年的年度十佳，有一定的感情分，作为一名北漂7年的影视从业者，电影中的很多场景与台词都可以引发我的共鸣。我知道它有点“糙”，甚至有几分“拙”，但在看过了越来越多华而不实的作品之后，愈加觉得“灵”“巧”“真”这三个字才是动人的关键。《银河写手》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当中不乏编剧的巧思，到后面更是能感受到他们倾注的饱满情感，这份情感甚至使得影片从喜剧元素中生发出了一种悲凉，正像电影中那句重要台词说的：人物没有成长，也是一种成长。想清楚这一点，也许有时候我们能放过自己，别再自我为难较劲了。

在《银河写手》上映前，我和导演李阔、单丹丹进行了一场一个半小时的长谈，这种感觉不像采访，更像是同行之间的交流，他们毫无保留，足够坦诚地向我讲述了他们的经历，当中有许多瞬间令我很有感触。李阔说，“不要放弃创造，创造是唯一可以让年轻人快速立足的方法”，单丹丹说，“（作为女导演）可能目前我还改变不了行业环境，我能改变的只有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一些。”这对工作上的搭档，生活中的伴侣，其实是无数在北京追梦人的缩影，我有兴趣也有责任记录下他们的故事。

李阔：在拍《银河写手》之前，我们做了十年的“乙方编剧”。我和丹丹导演认识是在象山的一个网大剧组，我是那个网大的编剧，她那时候在筹备自己的第一部导演作品，想去剧组学习一下，同时她正在写一个院线电影，已经换了两拨搭档了，她问我愿不愿意干，我肯定愿意，因为我没写过院线电影，就答应了。那个甲方每次开会他要的都不一样，当时想写的是青春爱情题材，他会说我女儿怎么说、我哥们怎么说、我表哥表姐怎么说，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每次提的修改意见也不一样。最过分的是有一次我们俩一口气弄了两个月的剧本，因为我们对于文字是有洁癖的，希望改到最好再拿出来给人看，所以那两个月就没有去开会，但当我们把剧本放到他眼前的时候，他把脚搭在桌子上，手里玩着他的金表，提着一些无关痛痒的意见，那一刻我的火蹭就上来了，真的是体面把我摁在凳子上。

单丹丹：你能听出来他当时的状态很愤怒，而我的状态则是像《银河写手》里的周可可一样，很想再多忍耐一下，可以说周可可就是另一个我。从办公室出来后，李阔导演问我说：三年了，你有两个搭档都跑了，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你可以说NO呢？但我说不出来，我觉得做人得有职业操守，无论多不靠谱，我不能干到一半撂挑子，除非他们炒我的鱿鱼，炒甲方鱿鱼的事我干不出来。我只知道我接了人家的活，收了这笔定金，就应该尽我所能。定金钱是不多，行业内的编剧定金就是百分之十，《银河写手》里提到一个项目谈到四十五万，订金就是四万五，几个人一分，我可能只能分到一万多块钱，需要干两年。当然肯定要多接一些项目同时做，不然难以维生，但让我开除甲方，我没有这个胆量。

李阔：那时我们两个人还不是情侣，只是搭档，我记得我们俩就在公司外边的麻辣烫店，我说我真的不干了，她一直劝我，这么好的机会，剧本概念真的是不错，因为概念还是甲方的，但我无法接受。

单丹丹：当时他对我说，丹丹你要给自己留一些尊严。以前大家劝我的时候从来没有聊到尊严和自尊这一块儿，我也会开始反思我的付出和收入是成正比的吗？我要不要反抗一次？后来我拿起手机，犹豫了很久，说要不要请人家吃个饭，饭桌上氛围不错的时候再说？他说丹丹你不知道你卡里剩多少钱了吗？你请他吃这个饭不肉痛吗？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讲武德，于是请这位甲方制片老师吃了饭，当时吃饭就花了两三百，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高的数字了。饭吃得差不多时我和这位老师说：我入行这么多年，确实没有过主动退出这种情况，我很对不起你，毕竟当初是你选的我，你要不看看别人？如果需要我退钱，我可以退，就当我这两年白干，十多万字的大纲没写过。这时他突然长舒了一口气说：那大家都不要干了。那一刻他好像也放过了自己。原来在这个项目里，每个人都不好过，我突然明白，很多事情我可以说一次NO，没有想得那么难，也不会令人觉得不专业。我是2014年毕业的编剧，十年来如此勤勤恳恳，一部署名编剧的作品都没有被拍出来，所以到《银河写手》的时候，我真的是抛开了一切，不管市场喜欢什么了，我们就要写个我们喜欢的故事。结果拍出来之后，大家都说质量不错，这件事就很邪门。但你能说过去那十年没有意义吗？它教会了我很多事情，就像主人公张了一走在路上说，痛苦是创作的土壤，在那个时刻我们是真正经历过的。命运总是会和我们开玩笑，这可能就是命运与我们两个人开的最大的玩笑。

李阔：拍《银河写手》确实像一次绝地反击，因为是在我们最低谷的时候，拍了之后如果没动静，我们就永远退出这个行业了。我们这次真的是谁的意见也不听，剧本只写了一稿就出来了，大概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丹丹导演是2022年7月7日领的证，领完证后我们叫上编剧高群三个人开始创作，中间也是很多波折，高群病倒了，我也胆囊炎病倒了，我们本来想在8月31日前报金鸡的创投，但报名表里要填导演阐述、制片阐述、预算表等很多东西，我们真的是没时间交了，后来我们就决定不投了，自己就把它给拍了。

单丹丹：我们三个人的创作模式不在于分工，而在于互相帮忙挑刺。一个人写东西很容易陷入自嗨的境界，我们三个会互相给对方指出来，你这个东西太自我了，观众可能理解不了。也可能是我们做了太多年乙方，写东西总会把观众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然后再把一些个人的小表达悄悄加进去，让一切显得丝滑一些。再加上李阔和高群还是很棒的喜剧演员，有时候这边写完，他俩就会站起来两个人现场对一遍，如果发现台词太生硬了不够生活，就会及时修改，我主要是对剧本中文学性的内容进行把控。电影里张了一家讨论剧本的白板就是我家的，我们写剧本也是这样，聊到嗨的时候就一起出去吃饭、看电影，聊到僵局的时候就三个人坐着谁也不说话，聊到激动的时候甚至会大吵起来。我们当时就住在北京的常营一带，很多刚来到北京的年轻人，还没赚钱租到望京、百子湾，他们可能都是会住在常营。我对常营这个名字感到好奇，还专门去查过，明朝的时候大将军常遇春的部队驻扎在这里，一是部队姓常，二是希望一直打胜仗“常赢”。很有意思，那时一个部队驻扎在这里，他们不会想到几百年后一群北漂驻扎在这里。要是从一种宏观的视角来看，一切都没变，还是一群年轻人，不是拼命打仗，就是苦命打工，但都是在寻找机会，想获得胜利。包括我们去吃火锅，也是常去“常赢三兄弟”，因为我们也想赢。

李阔：我和高群写剧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公室，都是和不同的朋友合租，也不能把人领到你家客厅开会，只能去咖啡馆聊剧本。我们对咖啡馆是有要求的，环境不能太吵，我们就经常去常营附近的两家咖啡馆，一个命名为单位，一个命名为公司。那边有一个东北菜我们俩经常吃，就命名为食堂，跟朋友打电话问我在哪，我说我在单位，也是一种很有趣的经历。

单丹丹：后来电影里的那块白板，我又拿回家了，现在就放在我家里。那上面写过的所有项目都没成，《银河写手》要上映了，李阔导演说要打破这个魔咒，他把《银河写手》开机第一天的通告还有红包夹在上面，说要封印住这个白板的厄运。之前宋木子、合文俊和李飞来我家看粗剪，一进来感觉又回到片场了，因为当时拍摄时屋里的很多东西都是从我家拿过去的，因为租家具要花钱，我和美术说你去我家看看有没有能用的东西，后来有一天我回到家去取一些换洗的衣服，一打开门我以为走错了，因为屋子几乎是空的，家里日常的东西都被拿到片场了，只是为了多省点钱。要不是我当时租的房子确实比较老气，不太明亮，可能直接就来我家里拍了，不用额外再找一个房子做拍摄地。

李阔：我们当然还希望我们的布景和美术能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让大家看完心情好一点，毕竟我们想做的还是青春商业片，这就是我们的定位。有人说《银河写手》不是青春片，但我们觉得这是多真实的青春啊，好像现在大众认为青春片就得在校园里谈恋爱，片名在七个字以上，或者情人节七夕上映才可以。其实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我脑海里想的是《独自等待》和《有话好好说》，都是很莽撞的年轻人身处潮流当中。

单丹丹：我们在电影里还一比一复刻了姜文在《有话好好说》里的衣服，就是张了一在酒吧的服装，我想让宋木子更自信一点，我对他说你和姜文一样，都是很自信的男人，他特别开心，有段时间都很爱读书，而且一直在读姜文的书，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当然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担任导演拍电影，还是有很多实拍时的挑战，比如电影里告诉大家什么是“救猫咪”和“节拍器”的那场一镜到底的戏，是我们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的，我们专门租了一个比较高大上的样板间，演员当天晚上要赶着去录制节目，给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大家都在催我们快点，但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一段拍得炫酷一些，对于演员的走位和现场人员的调度要求非常高。我们大概拍了四五遍，到后来整个过程很顺利，没有一个人出错，提前半小时就完成了，剧组的人都觉得我们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李阔：我是个对创作要求很高的人，有天晚上我们去剪辑的房间看素材，看完之后我就郁闷了，我当时在做这段剧本的时候，脑海中对标的是《社交网络》和《华盛顿邮报》的画面，但我们拍出来，大白墙大白桌子，两个人干巴巴坐着。当天收工开完会已经三点了，我躺床上一夜没睡，就在想这个拍完可以考虑一下回老家的事了，因为觉得自己真的干不了这行，就别丢人了。第二天拍戏，我整个人仍然是萎靡不振的，丹丹导演看我状态不好，就多替我去和演员沟通了。后来我们剪辑指导来到现场，说刚刚去剪辑师那边看了素材觉得特别好，我当时很纳闷，说你别骗我了，他走了后丹丹导演就一直安慰我，说剪辑指导都说了，肯定没问题的，你不用担心，在她的鼓励下，我的眼睛里慢慢就有光了，重新开始在现场监视器前振作起来。

单丹丹：是的，我和他说人家剪辑指导也有自己的金字招牌，接了咱们的项目过来看了素材，如果质疑他就是在质疑他的专业性。更何况《社交网络》花了多少钱，我们怎么可能第一部就对标人家，我们要相信好的表演和台词是可以让观众忽略场景的简陋，而对于观众来说，粗糙恰恰是它的一种特质，我们甚至很多地方应该抛去它的精美，如果你没有那种原始的生命力，放再多美好的镜头堆砌出来也没意义，年轻的时候不拍这种有劲的，什么时候拍呢？李阔导演当时和我说，以前没有拍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有才华，如果你拍了一次，结果不好，未来可能连幻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你骗不了自己了。我听了之后，其实有点悲怆感，我才知道这个男人在他心里到底有多大的压力。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们拍这个电影的目的很单纯，不是说要票房或者功成名就，而是如果有人看了片子觉得OK，来问问我们下个剧本是什么，需要多少投资，能给我们一些留在这个行业里的机会就很好了。

李阔：我们拍“救猫咪”这场戏，用了短视频的叙事方法，倒不是对短视频的冲击有焦虑，而是会有点赌气的成分。我们电影人辛苦弄出来的作品，五分钟他就给讲解完了，把我们的底裤展示给观众看，搞得大家都不爱看长的作品了。我们很欣慰的是很多观众看完《银河写手》，觉得我们这个电影很新，电影里的人物都在与我们互动，甚至丹丹导演的爸爸说等他退休了要去写剧本，因为觉得写剧本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了，弄一本《救猫咪》就能写，这当然是开玩笑，但大家能从我们的电影里看到新的属于年轻人的表达，而不是老气横秋，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张了一身上最像我们的地方就是又自大又自卑，有时候特别傲，觉得什么都能拍，有时候看完一些电影又觉得要学的地方太多了，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

单丹丹：像电影里最后张了一和孙谈埋剧本那场戏，我们一开始写的以及想拍的是韩国犯罪片的感觉，很荒诞，有一种悬疑和恐慌感，但拍完我们看剪辑时我有点懵了，为什么呈现出来的是如此深情的感觉，包括说电影里的成长线是“人物没有成长”，真的是我们以前甲方要求写的角色一定要先是自私，后面无私，以前充满恩怨，到了结尾一笑泯恩仇，这种转变对于编剧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但大家不看转变看什么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喜欢喝冰咖啡，经常拉肚子，我妈和大夫都说你不能喝冰咖啡，我肯定知道，但我没有改，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点我都改不了，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抠门的人变成大方的人？所以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告诉大家我们电影里的人物没有成长。但越是想这样反套路，最后反而会有一种现实性的悲凉感涌出来，包括剪辑把我们最后那场戏的音乐从悬疑的改成抒情的了，我看的时候就会想起，张了一这个剧本还有个“尸体”呢，可我这十年来写的东西都在电脑里，如果不插上电，它就像不存在一样，都是代码，所以我也想过要不要全给打印出来，一定要让我的作品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宇宙当中。所以我们这部电影拍的时候感觉在嬉笑怒骂很洒脱，但最后却都是赤诚感人的，人物已经有了生命，我们无法支配他们了。后来这部电影我们给大鹏导演看，他建议我们后面再加一个彩蛋，观众会获得些许的满足，沈腾老师也很喜欢我们的片子，纯帮忙地出演了我们彩蛋的部分。还有很多这半年多来我们从FIRST一路走来发生的有趣的事，第一次放映、第一次和观众交流、第一次走红毯、评点每个人的红毯表现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有疗愈色彩的，它们并不是我们设计的，而是故事和人物自己生发出来的。

李阔：宋木子、合文俊和李飞他们都是自己来面试角色的，而且第一轮互相都不知道。最先来的是合文俊，那时候《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刚开始播，他来面试的效果很不错，我们在犹豫让他演张了一还是孙谈，最后还是觉得演孙谈更合适。第二个来的是宋木子，我们一开始觉得他不太合适，因为他在舞台上的表演方法和这部电影很不一致，但他坚持想来，最后试了一次，发现和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演得很不错。后来又让他来了几次，每次试张了一这个人物的不同面，都很好。李飞是很巧合，当时已经定了张了一和孙谈，李飞从上海到北京来工作，顺便来我们这边面试一下，他晚上要飞回去，就拎着拉杆箱进来了，我当时一看到他，立刻就觉得这就是害虫。我们就让他穿了害虫在街边发酒疯时穿着的短裤和背心，试一试醉酒的戏，这场戏之前试过很多人，都不令人满意，但他完全能明白我们的意思，还演出了“跳切”的效果，一会清醒，一会糊涂，我们直接就定下来请他演害虫。

单丹丹：当时试妆的时候，李飞说了一句话我挺感动的，他穿好服装在电脑上看定妆照，突然感叹了一声：我终于演了一个人物。说完他就走了，但我有被这句话触动到，可能之前他在舞台上演的角色都太片面了，根本不必去深究这个角色是谁？他来自于哪儿？为什么会是现在的处境？但现在他演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有自己的感情线，作为创作者来说，听到演员这样的反馈是很欣慰的。

李阔：大众对喜剧演员有时会有错误的判断，以为他们生活中就是嘻嘻哈哈的，但我接触到的很多喜剧演员并不是这样，比如宋木子，他在戏外很少说话，还挺严肃的。抛开屎尿屁喜剧不说，如果希望通过喜剧来展现一些生活中与老百姓的共鸣，它的底色往往是自嘲的，甚至带有几分悲剧色彩的，这也是很多伟大的喜剧演员都得过抑郁症的原因，在挖苦自己的过程中掏空了太多。当别人看你是个逗比的时候，他们却很渴望把自己多年来受到的系统性的表演训练发挥出来，“三狗”遇到《银河写手》就是这样，是憋了一股劲想证明自己的。

单丹丹：李阔导演是从喜剧演员转做导演，他和我讲了很多演员表演的细节，是他们演员才会注意到的。我可能以前只会关注演员的面部反应，但他说好的演员要去看他们肢体的力量，包括节奏感是否准确。我现在回看很多喜剧演员的表演，他们的节奏感都是一流的，如何能在准确的时间内讲完，又不拖沓，因为很可能一拖这句台词就不好笑了，所以很多人转而去演正剧节奏就会更好。尤其在现场，真的能看到质的区别。当然“三狗”他们在片场的状态也不相同，合文俊在演完后经常会来看回放，如果时间可以还想再来一次；李飞很实在，他以前是公务员，后来裸辞做喜剧，他经常说我肯定做得不好，你们多提意见，非常谦虚，很多时候我给他讲一讲人物的心理和情绪，他酝酿一会就能开始表演。

李阔：是的，他们三位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演员，李飞气质很独特，把他用好了是整个电影的亮点。害虫这个人物很出彩，因为他有悲剧色彩，李飞把他的魅力投入到了这个人物中。合文俊很灵很准确，他是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有时候会超出演员思维去看剧本。宋木子是很典型的努力型选手，他到了现场都会拿着书在那里看，能感受到他有很大的压力，毕竟是院线电影的男一号，我们就不断地给他鼓励。

单丹丹：如果未来有机会，我还是希望“三狗”可以在一起多合作，不过可能不是每次在一部电影里都有三个那么适合他们的角色，除非是量身定做，但如果他们搭在一起，我肯定是爱看的，而且这种默契不是一天两天的，而是很长时间培养出来的。有观众问我们里面五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像一群好朋友？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每个角色一定要找到最合适的人，像我们只有十几天的筹备期，要用一半以上的时间来面试演员，哪怕只有一句台词的我们俩都会亲自面试，然后我要求这些演员们住在一起，就真的像在北京住出租屋，我的厕所你可以用，我的房间你也随时可以进的那种感觉，这不是立刻能演出来的，而是需要时间的积累。而且在说台词的时候，一定要台词好笑才笑，不好笑千万别干笑，不要怕冷场，亲密的人坐在一起，哪怕不说话也不会尴尬。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让他们每天吃住在一起，五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就一起躺在大床上，挤在一起说说笑笑，相处得特别开心。《银河写手》是一部群戏，每个人都要出彩，这是我们的目标。

李阔：我和丹丹导演在生活中是夫妻，在工作上是搭档，这种模式会提高我对自己的要求。我其实是个挺懒的人，回到家就很喜欢看电影或打游戏，一旦跳出工作状态就容易躺平，但丹丹导演会给我很多的鞭策，她身上有一股韧劲，胆子比天大，《银河写手》里面很多特别大胆的东西，其实是她给出来的，所以我不能拖后腿，得更加努力。如果是朋友搭档的话，两个人有时候不能把话说得太开，但夫妻之间真的会互相提醒。

单丹丹：我们俩成为导演之后，有时候一起去各种后期公司聊事情，虽然他们已经知道我也是影片的导演之一，但在介绍的时候还是会说这是李导，这是李导的夫人。那一刻我很难受，一个导演身边站着的女性，只能是他的媳妇，而不是能和他并肩站立的人。李阔导演也很生气，他说以后遇到这种场合，你比我往前走半步，你站到前面，我觉得这也没必要，只要和对方强调一下就可以了。以前做编剧的时候没感觉，但在这个行业越往上走，女性越是不被信任的，因为女编剧很多，女导演很少很少，这个行业对女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友好，甚至有的时候我的名字会在后面被直接忽略掉，搞得有一段时间我整个人反弹很严重。现在我平和多了，业态就是如此，生活带给了我新的体验，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见到一位很棒的女性导演，我很想问问她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又是如何化解尴尬的？可能目前我还改变不了行业环境，我能改变的只有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一些。

李阔：这几年短视频的市场越来越大，还有短剧的崛起，周围很多朋友不约而同都投入到了短剧的市场。同时创投和剧本比赛也像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以前编剧是没有机会，现在是机会太多了，需要筛查一下哪个是骗人的，哪个是无效的，可能是大家年纪都大了，人过三十之后可能有些事情都慢慢好转了，有时候大家见面聊到的，都是相对好的一些事，不知道是不是行业也在慢慢发生一些变化？

单丹丹：我们在西宁放《银河写手》的时候，把二维码放在了衣服上，和很多人成为了微信好友，包括在微博上，感觉我们成为了大家的知心朋友。有人过来借钱，说有项目马上要启动的，有托我们帮忙看剧本的，还有说马上要考大学，有什么人生经验给到的。我说你一定要先尽全力考上一个你想考的学校，我的经验只适合30岁的人，等你30岁的时候可以再来这里找我。但整体上我能感受到的是，大家都在很努力地生活着，我们也很希望能给到大家一些勇气和能量。

李阔：其实像我们能够走出来，我们的的渠道是可以复制的，比如FIRST有它的机制，平遥、北京、上海、海南、金鸡都有它的创投，我们也是在复制前人的赛道，有兴趣的小伙伴都可以试试。我们电影里有句台词是“人物没有成长，也是一种成长。”我们拍电影的时候，也在想以后得在行业混饭吃，我们不是想写一个让人觉得编剧太有才了，投资人都不长眼的故事，所以我们在设置电影中甲方形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提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任何行业都有好人坏人，影视行业是个造梦的地方，张了一一直在为了他的梦想奋斗，而他最后留下来也是靠着“打鸡血”，是梦想让他留下来的。我小时候对于北京的印象就是电视剧《奋斗》，陆涛那群年轻人开车到山上，对着整个城市的夜景喊：北京！我要在这里扎根！《银河写手》也是一部关于梦想的故事，是想告诉仍然身在泥沼当中，追寻人生目标的观众，不要放弃创造，创造是唯一可以让年轻人快速立足的方法。

单丹丹：我还记得我们在西宁放完之后，很多记者和观众把我们围住，上来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谁呀？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从哪来？似乎我们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因为他们没听说过我们的名字，连短片都没拍过，训练营更是查无此人。我一直和他们强调，我们有十年的从业经历，只是这十年来很倒霉，只是一个很努力的乙方，从来没有休息过。当你被甲方摧残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积累经验，如果没有这十年，也不可能会有现在《银河写手》如此流畅的效果。我想分享一个例子，那时候我的公司要求我每周必须交一版大纲，然后开会有十几个人提意见，之后我拿回去修改。我修改完坐地铁一直到13号线的终点站，出来再坐一个蹦蹦车才能到家，往往都快半夜12点了。我坐在地铁上听着音乐，看着地铁上的玻璃，它像一面镜子，我发现我在流泪，那种感觉很痛苦，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真的是一种意志的磨炼，而很多创作的本能就是在这样的磨炼中产生的。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有一种人她真的是很努力在做一个合格的乙方，就像周可可这样，对于编剧来说，只要剧本开机就是成功了，所以张了一才会说，周可可终于成为了一名编剧，而他还没有这样的作品，他已经看到了两个人的差距，这其实也是一种成长。但这些没有成功的过往不会白过的，我相信它都会成为你厚积薄发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