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比由
《坠落的审判》终于在今天上映。而从声势来说,似乎还是上周末在北京大学举办的首映礼活动争议,在舆论场中显得更加凶猛。
活动中,《坠落的审判》的导演茹斯汀·特里耶与北大两位学者戴锦华、董强共同展开讨论。
陈铭因表达不当和提问冗余引发现场不满,很快部分视频片段传到网络,更大声量的谴责席卷而来,连带着董强,这位法语文化的资深学者也因部分表达举止遭遇一些网友的批评。
戴锦华与董强
接着,与这一事件相关的一系列热搜出现,连带着25日晚的另一场对谈,再一次强化了女性电影的标签讨论。自此,《坠落的审判》摘下最开始的“悬疑”标签,开始围绕“性别”在国内舆论场持续发酵。
那么在讨论这部电影为什么会轻易挑起舆论场的争论,我想得先放下几位各自的关注点,尽可能完整地把故事讲清楚。
电影故事指向的多元议题
女主角桑德拉是一位成功的德裔女作家,她与法籍作家丈夫塞缪尔曾旅居伦敦,是文化圈的神仙眷侣。桑德拉在征得丈夫同意下,采用了对方创意完成的小说大获成功。面对于此,丈夫摒着一口气很想证明自己,在一次沉迷写作中忘记了接儿子的事,间接导致了儿子因车祸几近失明。
自此他因自责而一蹶不振,暂停写作以教书为生并主动承担更多家庭职责。为了降低生活成本并让儿子有更好的生活环境,他又提议搬到自己老家——法国偏远山区生活。
然而这样的决策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更好,不仅他本人的精神状况堪忧教职生涯不顺,家庭财务也遭遇危机。与之相对应的是桑德拉的书越出越多越来越火,夫妻也因此产生更大的嫌隙与矛盾。终于有一天,丈夫坠楼,作为唯一在现场的妻子,就成为了头号嫌犯接受审判。
而整部影片就围绕着庭审现场如何还原当日坠楼过程,厘清事实,并由此不断扒开表面和谐夫妻关系的血淋淋内里中展开。
可以说,研究妻子是否是坠楼凶手的悬疑情节,只是影片套的一个壳。电影更加关注的是家庭生活里夫妻、尤其是同一行业存在隐秘竞争关系的夫妻,如何平衡家庭生活与事业规划。以及家中的孩子又如何看待这一切。又如何父亲去世、母亲作为嫌疑人的情况下,作为关键证人,依靠自己的证言拯救母亲。
你会发现这里面可以解读的面向太多了,而导演又用了非常写实而细腻的拍摄手法,以及极具有迷惑性的叙述技巧。而首映式台上的三人作为接收方,加之各自身份经历背景不同,也就导致了各说各话甚至彼此针锋相对的画面。
《坠落的审判》剧照
议题一:悬疑解谜,桑德拉是凶手吗?
陈铭作为主持人的表达,最开始更更关注悬疑的解谜。即丈夫塞缪尔到底是被桑德拉杀死还是自己坠落抑或自杀。所以他非控场的自主提问或者下意识的提问都围着这个话题展开。
这的确是在海内外,不少观众观后第一件想要探究的谜题。论据包括但不限于导演的采访、女主演桑德拉的采访以及拉片中镜头语言、台词的蛛丝马迹。
客观来说,电影以一种极其写实的手法,在叙事中埋下不少模糊客观真实、主观真实与虚构的“叙事诡计”,这也是影片一大特色与亮点。
议题二:子女对父母情感的观察与选择
孩子的视角之外,导演还特别提到了狗的视角引入
董强更关注的是作为孩子视角的引入,以及一点点跨语言隐喻。
导演桑德拉也坦诚,写这个故事的初衷,就是很好奇自己家的孩子是如何看待父母之间的情感关系的。而放置在这个极端的死亡与谋杀阴影之中的“情感选择题”里,的确极具张力。电影里有两个节点,细致刻画了孩子面临的选择以及最后的举动。
第一个是当警察到现场还原取证时,一个争论焦点是,自陈站在门外的孩子,能否听到父母在房间内的对话,以此判断,在死亡前,夫妻是否有过激烈争吵。
我们会发现,孩子最开始非常自信自己是在门外,听到的声音并不是争吵而是平和讨论。但当警察让桑德拉在屋内以平和声音重现现场时,孩子是无法在门外听到的,以此来质疑孩子证言的可信度。面对于此,出于保护母亲的目的,表明父母并未争吵,孩子最终不得不修改证言,表示自己其实是在屋内听到的谈话。
第二个节点,是在母亲接受一系列审判,作为孩子的他,与庭审中的大人一道,持续接受检方为给母亲定罪、辩方为给母亲脱罪中,爆出的的一系列信息惊涛骇浪:母亲性向成谜、出轨;父亲抑郁有自杀倾向。所有的美好破碎崩塌之后,他又不得不在母亲谋杀逐渐要被坐实时,做出选择,是否以证言救母。
他通过给狗狗喂药做实验的方式,完美地构思了一个有理有据的庭审证据链。甚至他还引述了一段父亲的话,引导陪审团去做出倾向于父亲是自杀的判断。而在这一段,导演用了一点叙事技巧,暗示这一段证言,是来自孩子的“构思”,并非真实存在。
但很可惜,至少在现场的发言中,不管是嘉宾个人体会还讨论,都没有把这重有意思的视角往深里探究。
议题三:跨语言背后的隐喻
桑德拉的妥协里也有无从纾解的积怨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其实董强关注的原标题“关于坠楼死亡的剖析”,演变为中译“坠楼的审判”,是有解读空间的。至于他提到的“坠落”意象在法国文学传统里的承袭,可以自圆其说,但或许还是缺乏背景与中间介质的前提。
但聚焦电影,一个可以被大众明显感知到的是跨语言隐喻。桑德拉是德国人,与法国丈夫在英国邂逅并建立家庭。在这个中间地带,两人曾琴瑟和谐,尽管已经埋下妻子成就高过丈夫的隐忧。当孩子车祸的重大变故发生,丈夫选择退守自己的“舒适圈”老家。这对于曾在英语世界如鱼得水的桑德拉来说是一种灭顶之灾。尽管写作不需要频繁的外界活动,但这无疑切断了热衷社交的她的幸福感来源。但是,面对经济问题、需要照顾的孩子与脆弱的丈夫,她也不得不做出妥协,进入到自己不熟悉的法语世界。
而她的做法是,在家庭空间,仍然与儿子说英语。
那为什么不是德语?因为参考现实中作家李翊云的经历,原生家庭的痛苦令使用母语本身也变成一种伤害,逃避的方法,就是进入另一个陌生语言所建构的世界。
但这种做法,在丈夫看来,变成了一种“家庭霸权”,是强迫儿子遵循桑德拉的生存法则。
有意思的是,当面对审判,在公共空间,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语言指向的某种审判压迫。桑德拉被迫要求以法语回答问题,不熟悉法语的她遭遇了“自辩”的极大障碍。
议题四:女性主义视角
伦敦成为了桑德拉与丈夫再也回不去的梦幻岛
这边是现场戴锦华一再强调的核心命题。
这的确是《坠落的审判》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但绝对不是唯一。
以及,其对女性权益的讨论,绝对不是舆论场更易理解的——将以往女弱男强的家庭权力结构互换。
从角色设置与显性情节上看,的确塞缪尔是从职场退守家庭的、怨声载道的。而桑德拉是成就更高的、在公共私人空间都显得光彩照人的。由此看起来,的确是现实生活里大部分传统全职太太与成功丈夫关系的“照妖镜”。
但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导演特里耶构思这组关系时,绝对不是为了,或者说首先不是为了与现实构成“镜像”,达成舆论场最常说的“性别一换,评论过万”。
正如她本人的表达,她认为,女性身份对创作至关重要,因为影片是以女性主角为中心来构建,关乎“她”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她”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她”投向这个世界的目光,以及“她”为电影带来的独特价值。
但,注意,这种女性困境,不是被设置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即,不是以“女强男弱”去令男性反思“男强女弱”里的种种不平等,而是更细致入微地、全面地展现“女强男弱”这种真实家庭结构里存在的复杂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些急于树立现实性别审判的做法,也是对电影解读的一种失焦。
为何看重女性电影的标签
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对现场讨论没能更好展开“女性议题”的大众预期,是必须受到尊重和重视的。
在北大首映次日,出现了一个热搜,叫做#坠落的审判导演接受女性主义者标签#。一般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这是第一场活动预期没有得到满足后,舆论场的一种反弹。
联系去年电影圈发生的一件事,就能理解这种急切与盼望。
那就是马来西亚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陈翠梅的《野蛮人入侵》在国内上映时,在接受《今日影评》等媒体的访谈时,提到“抗拒”女性电影这个标签,因为自己在拍短片时,就常有女性学者把她的电影说成是女性电影,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还“故意拍了一部没有女性角色的电影”。
她的主张是,自己笔下、镜头下的人物不论男女,都是自己的投射。而对女性电影她如是说:大家渴望女性电影,但想象和故事是因人而异的,不是说男导演一定拍不好,或者女导演一定拍得比较好,是她跟别人的关系都会影响她怎么去处理异性的角色,“我就会觉得不要太去在意这个标签。”
相比于这段较为温和个人化的发言,她的另一段接受“导演帮”的采访发言,更是直接遭遇“舆论审判”:
“我之前很长时间会觉得做女性导演很好,因为机会很多。任何电影节前期都有选片,竞赛单元里如果都是男导演的作品不行,你一定要有一两个女导演的作品。你要给她们一个奖,给她们奖金,在选片、论坛、评审成员方面都要考虑女性的参与。而且女导演那么少,在这些考虑方面,都会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在现在,女性享受到了非常多的红利。有时候作为男性,反而真的是因为性别被歧视,会少了机会。这样看来,女性导演是有比较多的机会的,我不同意说女性机会比较少。”
《野蛮人入侵》尽管很真实地呈现了女性生育困境,但导演似乎希望借此探讨更具普遍性的问题
之所以能够引发巨大的风波,正是因为她的《野蛮人入侵》其实就是一部实实在在的讲述女性生育后面对事业与育儿平衡具体困境的电影。
然而,她在电影宣传期的这番言论,自然让为这部电影鼓与呼的观众,感受到了所谓的“背叛”。
当我们回头看,的确会发现陈翠梅是以个体经验和见识的“幸存者偏差”,去轻易给整个行业下了定论。她当然有认知的短板,和公共场域表达的轻率。只是,对于这种“失言”的“审判”,到底应该处在什么样的批评尺度,反而是缺乏边界和讨论的。
《坠落的审判》庭审戏剧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上映的这部法国电影,从直译“坠楼死亡的剖析”,改为“坠落的审判”,不止是呼应了影片的庭审戏,更是“与时俱进”地隐喻了这个时代——话语随时随地都可能成为陷阱,诱捕我们一次次踏入“审判”这条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