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包法利小姐
在汪小菲大S的婚姻故事再起波澜、满城风雨的同时，一部以剖析婚姻真相为主题的电影悄然登录大陆院线，并在点映之时迎来了一波猝不及防的舆论风浪。
在北大的映后分享会上，导演、翻译、一位男教授、一位女教授、一位男主持人并排端坐，貌似会是一场偏学术性的讨论，结果出了圈的竟然是男教授和男主持人的喧宾夺主。
他们侃侃而谈，但又不知在侃些什么，他们高谈阔论，几乎要忘了谁才是主角。那言之无物又说得很上劲儿的样子，跟影片中自以为是的男检察官和自负且脆弱的丈夫莫名互文。果然，现实永远比电影更荒诞。
另一边，汪小菲和大S的拉锯战还在进行时，观战的网友们众说纷纭，这情这景，也像极了这部电影。
婚姻是如此简单，它的出场人员并不多，通常不过是一对夫妻和一两个孩子，可一旦出现争端，总能引来大量围观和一系列莫衷一是的是非评断。
电影的名字叫《坠落的审判》，丈夫坠楼死去，妻子站在被告席，无数双眼睛盯着审判的进度。
正如有人站汪小菲，有人挺大S一样，怀揣“偏见”的每个人共同组成了他者婚姻关系里的观察团。我们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因为那些日常又震人心魄的故事里也藏着我们各自生活的细枝末节。
没有“致命女人”，只有牢笼里的“慢性自杀”
影片中的夫妻是一对中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都从事教育和写作的工作，住在法国郊区的大房子里，育有一个儿子，养着一条陨石边牧。
放在贩卖梦想的广告片儿里，这种家庭配置是万里挑一的幸福模板，是一顶一的香饽饽——“物质有，文化有，这不就理想生活么，夫复何求？”卖车卖厨具卖立邦漆，全部可以套得上。
世界破破烂烂，小狗缝缝补补
但“擅长挑刺儿”的文艺片导演不会放过任何一片矫饰太平的滤镜。
知识分子家庭怎么了，作家又如何，吵起架来不还是那些糟心的鸡毛蒜皮？
只是跟我们熟悉的吵架模式不同，夫妻的角色在这里掉了个个儿。“没事儿找事儿、小题大做、歇斯底里”的不是妻子，而是丈夫。
他像一个怨妇般苦情感满满，一会儿委屈巴巴地描述着自己的种种牺牲，为了孩子如何为了妻子如何，一会儿又抱怨着妻子从未就他的付出给予相应的回馈，最后上升到劈头盖脸的指责——
“我如今没能写成一本书都是因为家庭的牵绊和你的自私！”
“你剽窃我的创意，你的成功又有什么了不起？！”
“孩子都是我在带，你有尽过一个母亲的职责吗？”
站在冷眼旁观的视角，不必细数事实都能发现，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很有问题——怎么可能都怪到别人头上呢？这很明显是在为自己的无能甩锅呀。
有点常识的都了解，写小说这种事并不以时间是否充裕为先决要素。就拿J.K.罗琳来举例，她可是在离婚、单亲、无业、领救济金、住毛坯房的状况下坚持写作才一点一点熬出代表作的，《哈利波特》几乎是在糟糕生活的缝隙里挤出来的精华。
相比之下，这位丈夫所处的环境简直要优渥太多，不仅有大房子住，还有精明强干的妻子帮衬，只要毅力够、才华足，并没有那么多了不得的困难会将其阻碍。妻子拿刀架到他脖子上不让他写了么？并没有啊。
而且，他所描述的境遇，听起来是那么似曾相识——为奉献家庭而折损前途，为家人鞠躬尽瘁却得不到高回报，这不天下无数妻子的缩影么？
在很多男性的认知里，她们忍气吞声才是应当应分，抱怨生气就是神神叨叨不上台面，怎么着，性别一调转，自己反倒破防了？
再次证明，性别是一种处境，所谓的弱势、情绪化大多是结构化的产物，而并非源于个体的“疯批属性”，也就是说，在那样的位置上，搁谁都得疯，习惯于高高在上当既得利益者的那一方，疯得还要更快更彻底一些。
更何况，丈夫并没有他自己所认为的那么可怜、那么“大公无私”。他想跨国大搬家、定居在自己的故乡，妻子也就放下伦敦的舒适区跟着来了，他说想写小说，妻子也一直在鼓励着。
虽然在事业上略逊一筹，但他在这个家里始终享有非常充分的决策权，他并不是如自己口中所述的那种“被剥夺与背叛的受害者”。
他只是无法接受自己的无能、失败和懒惰。
当妻子的成功把他的无能、失败和懒惰衬得格外显眼时，“男强女弱”的预设被打碎，他才愈发羞愤难当、无地自容。
于是，在低自尊、低价值感的支配下，他一边自我攻击着，一边又为了减轻自我攻击的痛，把怒火喷向“自私而邪恶的妻子”，以换得一点无辜感保全自恋。
所以，哪有“致命女人”？哪有什么蓄谋已久的圈套？
如果真有谋杀的话，当男权在婚姻里四处碰壁、七扭八歪，丈夫的心态开始出现失衡时，“慢性自杀”的齿轮便已开始了转动，这个家的根基也就随即出现了松动。
有句话咋说来着，当一个人开始疯的时候，他已经疯好久了，这个逻辑在婚姻问题上同样适用，当夫妻双方势不两立、短兵相接时，龃龉早已暗暗作响，他们对彼此的失望、愤怒、陌生早已积蓄已久。
为什么被审判的总是她？
可能因为早就认定关系是共谋的结果吧，看到妻子桑德拉作为“疑似恶女”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时，我没有一丝等待真相浮出水面的兴奋，反倒是不由地皱起眉头、为某种隐隐的不公大惑不解：
“怎么不论女人强或弱，家里一出事儿，承担指责或异样目光的通常都是她自个儿呢？”
桑德拉，成功的女作家，却要用她强大的思辨力、对现实的洞悉力和对语态的控制力去当众拆解自己的婚姻，同时抵挡各种明枪暗箭的攻击，而非专注于写作。
即便赢了，也只有如释重负，而没有欣喜若狂，因为擦掉的是曾经的至爱之人泼来的脏水，所收获的是本该属于自己的清白和躲过一场无妄之灾后的平静，都没有奖励，高兴个啥？
与此同时，没那么强悍成功的女性当然也无法获得幸免。
想起来另外两部描写女性困境的作品：
《坡道上的家》，19年的日剧，豆瓣评分9.0，被称为“绝佳的不婚不育宣传片”，一名叫安腾水穗的女人被控告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一名叫里莎子的家庭主妇在例行公事出席庭审的过程中，一步步在这个“不称职母亲”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困境。
养育孩子，听起来顺理成章，却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新手妈妈都难免会经历一些想要掐死小孩的瞬间，只不过有人忍了下来，有的人在不堪重负的某个瞬间真那么做了。
紧承上面的结论，“被逼疯”是结构化的产物，而不应简单归咎于个人的心智水平和道德水准。她的残忍之举恰恰是在试图挣脱沉重道德枷锁的束缚，向那一堆堆的“理所应当”发起挑战。
什么“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什么“养个小孩能有多辛苦”……
正是因为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喘息的空间太小了，才会让人以极端的方式突破压抑，正是因为服从太被视为稀松平常了，才会让反抗的成本变高。
矫枉必先过正，哪有那么多“恶女”？只是她们细碎的痛苦被忽略太久而已。
另一部影片——《82年生的金智英》，呈现了一个“出故障的女人”，她没有伤害任何人，就是自己患上了心理疾病，常常会如他人附体一般讲一些胡言乱语。
没有人可以理解她，都觉得她是“小题大做，无病呻吟”，毕竟，丈夫上班赚钱，自己做全职主妇，女儿乖巧懂事，这已经是多少人羡慕的生活了，她还在不满什么？
扫地有扫地机，洗碗有洗碗机，洗衣服有洗衣机，一天天能有多累呢？相对于上一辈的婆婆妈妈，她已经在过很幸福的生活了呀！
甚至连她自己都无法知晓那种压抑苦闷从何而来，因为可能连她自己都已默认，顺从婆婆、体贴老公、照顾女儿是理所应当的事。
可殊不知，正是在日复一日对他人的顺从、体贴和照顾当中，她逐渐失去了表达心声的能力和做自己的路径。
恰如片名《82年生的金智英》，普通的年份，普通的名字，韩国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金智英，她们中的大多数也难有机会在平凡中创造不凡，而只能在不知不觉中任由婚姻刮去曾经的棱角和志向，逐渐灰头土脸、麻木迷失，从某天开始只得借由“生病发疯”来获取一点活着的知觉，却还要被人当做好吃懒做的“妈虫”和神经错乱的怪咖。
相比之下，《坠落的审判》里，桑德拉的丈夫简直矫情得一批。
确实，在一定阶段下，他担当了更多的母职，但他仍然比大多数妻子都幸运，有话语权，有情绪表达的出口，老婆还能陪着他吵架，他还能作天作地，在对方工作时把音乐开老大，完了最后还能一死了之，把锅甩给老婆，把大众的同情留给自己……
咱就是说，在婚姻里他的确有过痛苦，但相比于金智英，相比于安腾水穗和里莎子，相比于千千万万个被“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逼疯的女性来说，他可是一点儿都不憋屈啊！
在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下，女人们得到的深切注视和理解但凡能多一点，哪怕只一点，所谓的“疯女人”和极端事件就能少一点，再少一点。
事实上，女性的韧性、忍耐力和意志力之强劲连她们自己都想象不到。所以，才不是她们不够坚强，是时代为其减负的步伐还不够快。
小 结
当然不是宣扬什么性别对立，而是面对新时代对婚姻制度的重塑，男人和女人都要振作起来，共赴挑战，而不要在各自的老观念和情绪漩涡里打转。当男方更懂示弱，女方更懂释放，关系的天平就会不那么容易失衡。
如有不可逆转的裂痕发生，那就尽可能地及时止损吧，不然它只会越来越大，让双方变成彻底的仇人。
夫妻至亲也至疏，朝夕相处可以培育坦诚相待和彼此包容，也能磨出一把最能刺穿软肋的刀。
就像《坠落的审判》，丈夫自杀，妻子立马成被告，一部大型的怨夫版《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又像汪小菲与大S无止无休的离婚战争，甭管谁对谁错，他们可都太知道如何气对方了，从相识至今十三年之久，依然如此难解难分，找了个再婚对象还又是台湾的，怎么不算是特别的缘分呢？
婚姻是复杂的，难分对错输赢，想要不被其困住，最好的方法不是恨到底、纠缠到底，而是just move on。
作者：包法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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