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秦颖 | 摄影
古书注释，起于经。称名极多，曰注、传、诂训、笺、解诂、集解、章句、音、释文，后来还有义疏、正义，等等。人多喜名，颇有津津言之者，但更须知其实，似乎言之者就少了很多。注释有共法，群经无不用之，则文字训诂是。后来成为通用的学问，汉人称之小学，受到特别重视，文章家无不先通小学，经之中也有了一部《尔雅》。注释还有别法，《易》则演绎玄理，《书》则阐说政教，《诗》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礼》则详其典章制度，《春秋》则抉其微言大义。逐渐发展成专家的学问，汉代“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史记·太史公自序》），无疑也丰富了注释的内涵，包罗甚广博。汉人的学问，不说就是注释学，也是依托在注释学上。逐渐又从经，及于史、子，也及于集。一如经之注、疏，皆有名作。《史记》之三家注，《汉书》之颜师古注，《老子》之王弼注，《庄子》之郭象注，等等，几与经注同其名声。虽大多沿袭经注格局，也续有拓展。史部特别看重史料，遂有专门汇之以成注释者，《三国志》裴松之注，《水经》郦道元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久与原书不可判离。集部之注最初仍袭经注，今传最早者为王逸《楚辞章句》，训诂，阐说，多识鸟兽草木，博采旧闻典制，无不尽同。至李善《文选注》，体例大变，乃成前古未有之异数。
李善一改前此注释重心，引证字句出处成了首要任务，旧闻典制不过附之而出，训诂阐说竟若可有可无。以我之不学，读《文选》首先依赖五臣注，因为能够帮助理解原文，之后才好参看李善注。就是知道了苏轼极瞧不起五臣，也不能改变我。细细想来，我这心态，估计唐人早已有了。李善当时有“书簏”的外号，恐怕不是什么好称呼，大约跟“两脚书橱”也差不多。我并不认为，这个雅号得于李善虽博通却写不出文章来，毕竟《文选注》的自序也算唐人名文。其实还是大众读《文选注》的真实感受，引证虽博，却对读懂原文帮助很少。唐人喜欢的《文选》注，恐怕还是出现在李善之后的五臣注。
然而这个阅读体验并不代表正确的道理，因为普通人和李善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李善的注大概根本不是为之而作。以往的注引证出处，仅止讲明白典故，以帮助理解原文。李善则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顶端的文章学见解，他的引证出于有意识地要求文章使用的字句需要具有持久的典范性，而以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为例证。这种见解来自秦汉以来文言典范意识的自觉，其实跟先秦时代的雅言意识是一致的。雅言超越了方言的差异性，要求一定空间范围的普遍性。文言超越了历史的差异性，要求一定时间范围的普遍性。因此，“《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两者很早就互相联合了。雅是普遍性，同时也是法则性，故曰“雅，正也”（皇侃《论语义疏》释“雅言”语）。文言的法则性来自对公认典范的心追手摹，从而避免使用口语。口语处在时间的流变中，对普遍性和法则性形成了阻力。邵博讲了一个有名的故事：“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希望通过经典树立典范性的心态非常明白。李善的《文选注》是这种典范意识完善过程中重要的文献资料，我们通过原文和注文的互相比观，看到典范成立过程中的无数具体实例。最迟到唐代，典范化的历程完成了。如韩愈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李梦阳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语），都表现出这样自觉的意识。最迟在宋代，掌握典范的基本经典也被确定了。虽然这个范围不可能太窄，但就入门来说，一般通用的也不需要很多。五经显然是都比较熟悉的；四史是基本的要求，进一步也最多到南北史；诸子只拣重要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大概最基本；名家别集虽多，萧统的《文选》必须熟烂，所谓“《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这些不够用，还有类书，我们就不须奇怪唐宋类书编纂的发达了。
乾隆三十七年双桂堂刊本《文选》。
李善注也是时代的产物，当时骈文大行，这种文体的写作方式也许对注释方式起了促进作用。骈文的写作方式和古文不同，对出处的要求更加严苛。刘大櫆说：“人谓‘经对经，子对子’者，诗赋偶俪八比之时文耳。若散体古文，则《六经》皆陈言也。”（《论文偶记》）对仗是骈文的一个基本要求，其美学上的好处如钱锺书所说：“乃撮合语言，配成眷属。愈能使不类为类，愈见诗人心手之妙。譬如秦晋世寻干戈，竟结婚姻；胡越天限南北，可为肝胆。”（《谈艺录》，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77、478页。）上下两句各有出处，通过对仗撮合一处，会造成出人意料的惊奇感。因此，用字用典，出处特别讲究。古文显得宽松得多，刘大櫆说：“昔人谓‘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来历者，凡用一字二字，必有所本也，非直用其语也。况诗与古文不同，诗可用成语，古文则必不可用。故杜诗多用古人句，而韩于经史诸子之文，只用一字，或用两字而止。若直用四字，知为后人之文矣。”（《论文偶记》）同是根基于对古典的追摹，古文只要求用字有所本，也就是说，使用大家所共同遵循的典范书面语，并不要求特别的出处，否则违反了古文的大忌——“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谓只用一二字而止，不得直用四字，不过就是这个道理而已。刘大櫆这里和古文对举的例子是诗，其实诗、赋、八股文，都和骈文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遵循着相近的法则。诗中强调出处的重要，虽由黄庭坚作为纲领性的诗法提出，但并不是他独有的，可说是唐以后作诗的共法：“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从注释的要求来看，骈文（包括诗赋）显得更迫切，李善那一代人必定受到影响。
宋代以来，黄庭坚的方法基本成为诗歌写作的共法，如钱锺书先生以调侃的语调所说：“在宋代诗人里，偷窃变成师徒公开传授的专门科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相应地，诗歌注释自然毋庸置疑地选择了李善的方式。一般来说，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被看作确立这种写作方式的宋代代表诗人，而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任渊、史容、史季温《山谷诗集注》也被看作宋人注宋诗中的代表作。江西诗派是宋代最有影响的流派，另外两位大家陈师道、陈与义，他们的诗集也有任渊《后山诗注》、胡稚《笺注简斋诗集》，都是比较闻名的宋人注宋诗。宋人的诗也很快影响了宋词，字面出处的讲求成为宋人词法的一个重点。周邦彦成为最瞩目的代表，沈义父说：“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乐府指迷》）张炎也说：“如贺方回、吴梦窗，皆善于炼字面，多于温庭筠、李长吉诗中来。”（《词源》）宋人注宋词完整流传到今天的唯一一种就是《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虽然只是个普通的书坊产物，无法和宋人注宋诗比肩，但注释的方式并无二致。从此，广义的诗歌注释（这是扬之水先生的说法，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集部注释）发展成一个自己的独特传统。
尽管诗文写作使用字句的方式需要追摹古典，但要表达的内容却是现实的，黄庭坚“点铁成金”的说法其实强调了这一点。“古人之陈言”之所以可以被点化成“金”，恰在于以典范的习用字面表达新鲜的生活体验。但方法在走向完善的同时，也走向了封闭。一旦由此形成固定的语汇系统，即使不触及抒写的对象，自身已经足够形成一套美学规范。虽是言之无物，仍能颇具模样，优越也就走向平庸。同时，也和日常生活越来越疏离，它构建起来的封闭程式已经无法面对真实的生存空间。钱锺书调侃师法陶潜的宋代诗人陈渊说：“陶潜当然是位大诗人，但是假如陈渊觉得一眼望出去都是六七百年前陶潜所歌咏的情景，那未必证明陶潜的意境包罗得很广阔，而也许只表示自己的心眼给陶潜限制得很褊狭。”（《宋诗选注》，序言第18、19页）这并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封闭程式带来的必然结果。并且强大的惯性也挟裹着注释方式在封闭的程式内不停打转，看似翻新，实则无限反复。尤其在进入电子检索急剧发达的时代，词语出处的找寻更为便捷，甚至相关近似的语料也能层出不穷地提供，这让注释逐渐变了味。原本注释词语出处的意义，在于确定典范用语共同遵循的经典来源。经典因此应该是被普遍阅读的，使用的语汇确定由之衍生，使学习者懂得应该如何运用。而那些过于生疏不被熟知的典籍，其语汇只是出于偶合，对于阅读学习实际没有太多的意义。但在电子检索的帮助下，我们模糊了这个区分，无论确定的还是偶合的语汇，一股脑儿地堆积起来。加之对“无一字无来处”的狂热迷信，任何衍生的语词，偶然近似的字面，都毫无必要地繁征博引了来。诗歌注释传统在电子检索时代，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深渊。
近代学者高步瀛（1873-1940）
读者也逐渐厌倦了出处的引证，开始期待了解那些表达了现实内容的诗人们所描述的真实世界。这跟乾嘉学风的盛行和白话文运动的蓬勃兴起相关，这两者一直支配着现代中国的学术走向。乾嘉学风提供了考据方法的科学基础，使了解古代的真实世界成为可能。白话文则毫无牵挂地甩脱了文言的封闭程式，视野从书本转向现实世界。随着诗歌注释传统走进困境，新的诗文注释要求出现了。乾嘉学术对经、史、子的古典注释本就依赖很大，其中一脉除了以新的学术成果完善古典注释，经部的新疏就是最重要的成果，也开始将这种方式引入集部。清代出现的著名集部注本，已经和宋人面目不同，在考据方面突破极大，但距离经史注释的水准尚有差距。但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可惜仅完成不足六分之一）和《古文辞类篹笺》两部巨著，代表了乾嘉学术应用于集部注释的最高成就。可惜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后一部直到最近才整理出版。扬之水先生读书极博，看来更钟情于诗词，以之入手作名物考证，很早出版了《诗经名物新证》《古诗文名物新证》，后来遍及全面的名物考证。近来将研究成果删繁就简，重新编撰一册《诗歌名物百例》，并明确说是为注释诗歌而作。可以不夸张地讲，这是诗歌注释传统转向历程中的一个事件。
《诗歌名物百例》，扬之水著，北京三联，2024。
作者十分谦虚，引言里说：“相对于诗歌研究的主流，考校名物只是旁支细流中的一道小溪，是很边缘化的。”对于自己的贡献，则希望“很可能为各个学科提供新的视角”。但我的看法并不如此。虽说名物考证在李善之前本是注释的一项内容，但诗歌注释由词语出处转向全面考据之后，对名物的关注却并不是回归，也不是回归后的深化，而是迎来了一个新的突破。文言以封闭的语词系统表达开放的现实世界，名物始终梗阻其中，让作者们大费踌躇，前引刘禹锡不用“糕”字的故事相当典型。名物终究不会一成不变，这和词语的典范化进程本来龃龉。可是，名物又不能不被表述，于是在李善式的注释传统下渐渐走向异化。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首先，名物词自身成为一种文化象征，至于究竟是什么形象，也就忘了关注。“隐几”形容高士出尘的姿态，原来“几”却是三个支脚的木架子，很久都不能将之相联系。其次，名物词成为一种语词材料，仅留下读写的功能。我自己翻译《鲁拜集》第三十九首，用“满引休辞金叶蕉”，不过取其便于押韵，及至看了“蕉叶”的形象，才想到这“满引”起来大概不那么方便。第三，名物词在变化，但古称特别受到文言的青睐，一直延续，竟和今称疏离了。以致象征六朝旷达的“胡床”，和小时吃饭常坐的“马扎椅”，绝对成了两个世界的物件。当然还有名物词不变，但指示的物却不同了。这些在《诗歌名物百例》里，都有详细的考校。现代发达的摄影手段，自然比过去仅凭文字说明的名物考证，更容易地将我们带进古人的现实世界里，也更方便我们突破词语的封闭系统。因此，扬之水先生的名物考证在诗歌注释传统转向之后，似乎起到率先甩脱文言封闭程式的作用，为新的诗歌注释找到了新的突破。这，恐怕已不仅仅是“提供新的视角”了。
扬之水与老伴在紫禁城。俞国林 | 摄影
或许，“百例”也在形式上给诗歌注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我在思考《迦陵词校注》的过程中，看到常用的词语典范会反复出现，随着作品数量加大，重复率就越高，而陈维崧词作超过一千六百首，注释实在不能避免极高的重复率，所以想到编一个常用注释索引另分一册，正文需要注释的地方只需标明参见索引某条即可。诗人可以无限地创造艺术世界，但运用的材料却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无限，随着诗歌注本数量的增多，似乎不再需要反复注释同样的内容了，注释辞典的出现成为趋势。扬之水提到的“诗歌名物词典”，可以看作将来诗歌注释辞典的一种。今日，《诗歌名物百例》既是“诗歌名物词典的奠基石”，相信不久的将来，诗歌注释辞典就会提到日程上了。
钟锦
责编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