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路口，上海一年——《九路口》新书线上沙龙

⏱️4月10日（周三）19:00点

伊险峰×杨樱×葛宇路×李翔（嘉宾主持）

“上海市中心。0.25平方公里。六条马路、九个路口围成一个“田字格”。

在这个区域里观察一年，你会看到什么？

作者伊险峰和杨樱，在 2021 年计划以一年为限，把当时办公室所在的街市作为田野对象，做出一份城市档案。在这份档案里，他们试图探讨诸如这样的问题：

△ 为什么某些商业街会让你觉得更好逛？为什么做一条有趣的街比造一个大Shopping Mall 更难？

△ 景观化给城市带来了什么？像迪士尼一样运行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

△ 什么是城市文明的基础要素？为什么启动CPU的时候，一个城市的运作就会失效？

△ 最重要的是：谁，决定，用什么构建我们生活之地？

理想国请到了《九路口》的作者伊险峰、杨樱和艺术家葛宇路、媒体人李翔，他们聚在一起从书里的故事说开去，聊起对于城市街头田野的观察和见闻，也谈起城市文明对于我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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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从《九路口》出发，重审文明的意义与出路

“出现在路口和店铺里那些人，原本他们就像Serena和卷发姑娘一样，是陌生而随机地出现。我们讲一些他们各自的故事。这些人的故事可能始终会有一个若有若无的线索，就是他们是如何来到长乐路的。

我们应该不会把精力或者重心都放在那些发生命运转折的节点上，它也是散漫的、流动的，最后汇聚于此。有一句话叫‘万物其来有自’——如果把我们的这些人物出现在这个街区看成一个结果，那么，整个世界也许都是它的原因。”

2021年春夏到2022年夏天，媒体人、作家伊险峰和杨樱用一年多的时间，从上海长乐路和襄阳北路的路口开始，东西南北各走一个街区，把这个“田字格宇宙”作为街区田野书写的范围——6条马路，9个路口，111种职业，580家门店，62个人。在近乎白描的叙述中，上海的社会网络、商业生态、城市逻辑、文明肌理递次展开，书写了一隅生动的城市史和生活史画卷。

在人群的集聚与流散间，两位作者在“巨富长”展开关于五湖四海的人们为何在此相遇与聚合的思考，不断追问着腰封上烙下的问题——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何为现代，何以文明？文明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那普通人之于文明，又意味着什么？

01 城市中的亚马逊，最生动的文明

爱德华·威尔逊曾说，热带雨林以6%的面积聚集了地球上一多半的物种，“刹那之间展现在你眼前的动植物物种可能在那一天、那一周甚至那一年都不会再次看到”，“巨富长”街区便是如此，在大变化面前，一些店铺换了又换，而坚守于此的门店，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多样性是这片街区最突出的特质，在英姐的公路商店、小李水果店、范阿姨的服装店、高松的为民门窗店、莫先生的茶叶店、小胡的小酒馆……我们得以窥见以较接近自然的状态演进的文明样态。

“这里环境没什么变化，思想一直在变，人也在变。合在一起，挺有意思。”

在这个不大的微观世界里，安徽来的小顾、莫先生，江西来的高松，浙江来的英姐……出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在近30年间一个一个地聚集到这方圆不足一公里的地方。在“聚”的背后，总是包含另一时空下“散”的悲伤，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中总有一些人被替换出去。

在这如有机生命般的更替中，“巨富长”的人们却总有办法“活”下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劳动能获得相应价值回报的时代，抓住了落在自己身上的机会。在这片雨林里，所有人共同塑造所形成的城市，姑且可将其称之为“文明”，它的权力又在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巨富长”便是这一形态的生动所在。

上海最早的“公路商店”，图源《九路口》

在巨鹿路与富民路的路口，爱美尔大楼的周边，高松——被看作街区内自发进行士绅化的第一人，在此经营着一家可能是“全上海最有腔调最洋气”的铝合金加工店。《九路口》由此开始关于城市更新进程的反思。

自1990年代开始，在已确立的城市形象目标的指引下，上海经历了长达20年的大规模的内城改造和重建，打造了一个十足士绅化的中心区。排山倒海的城市更新已然超越了腾笼换鸟式的士绅化，无情地吞没了最无须被多考虑的“市井生活”，逐渐把自己变成一座“迪士尼”。

士绅化本质上是一种替换，中产阶层重返市中心，中低收入阶层人群被迫离开，但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诸多城市似乎是一种景观化，处处体现着权力对城市演变进程的粗暴干预。不同的是，上海是一个综合体，它既有阿那亚式的造梦，也有南锣鼓巷式的民俗化，并同时迈上了博物馆化的道路。

新乐路陕西北路路口，图源《九路口》

在梦幻般的上海，主题公园中的每个人都是演员，传统的基于人的生活已经被城市造景所吞没。那些拍起来很好看的地点与东西，如肯德基的桶、好看的咖啡杯，对于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真实生活与城市造景能否和谐共生？

以一种相对接近自然的状态生活至今的“九路口”，是否是对城市改造的一种反抗？也许，《九路口》作为思考的同时，又是一种答案。

03 普通人是上海的“毛细血管”

从纷繁的现实世界中抽离，许多读者在翻开《九路口》时，总是多多少少地为其中速写式的人物勾勒与生活化的游览叙述所触动。“毛细血管”式的观察使得读者得以进行沁人心脾的富于温馨气息的思维行走，襄乐包子铺卷帘门上的涂鸦和诗——“我们就在沙滩上，建起易倒大教堂”，生活穿过里弄的风，轻抚驻足的行客。

大变化来临之际，人生“护城河”不那么宽的普通人有时可能率先自救成功，如果还有号召力，加上本来就有的江湖气，也许在自救之外还能做成更多的事。莫先生的茶叶店卖起了啤酒，英姐的公路商店整片门贴满了宝丽来，辉哥和他的小弟“爱谁谁”在疫情期间做起了蔬菜包的生意……每一个门店都在线性时间的拉扯下成为了包含不同时空产物的记忆空间。

乌鲁木齐中路临时露天菜场，图源《九路口》

在沉默与停顿的时刻，普通人的生活实践成为了维系城市乃至文明生命的关键所在。越是在这样的瞬间，我们越是能够察觉，文明生命力的有无不在于是否营构了多么伟大的景观，而在于个体的生命活力是否能够得到极大的发挥。

文明的意义与出路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若要问《九路口》的意义，是以文本的形式书写“巨富长”值得记录的状态下的记忆档案，使此地看似风云变幻或波澜不惊的一年于人类大宿命似乎具有普遍意义，也使未来的我们倘若觉得此时此刻或过去的某时某刻值得纪念或回忆，不至于无迹可寻。

“那时候多好。那时候最好了。”

“是啊。”

“当时你不知道那是最好的时候。”

书评作者：肖晨伟

《九路口》

沪漂几年，才懂上海是座迪士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