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居然又又又涨价了！
2月19日，LV宣布即日上调部分产品在在中国的售价，平均涨幅在6%左右，而在上个月，LV母公司路威酩轩总裁阿尔诺，也以2078亿美元的身家再次超过马斯克，登顶世界首富。
在过去的几年里，全世界各行各业基本就是一个“愁”字，愁市场，愁成本，愁环境，更愁顾客不再消费。
可偏偏就是在全球经济最困难的这三四年时间里，爱马仕、Gucci、香奈儿迎来业绩爆发，路威酩轩更是市值翻倍，一度超过5000亿美元，成为首家跨过这一门槛的欧洲公司。
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对比其他行业，奢侈品仿佛是活在另一个平行世界。
其实，奢侈品的逆势而动不只是反映在业绩上，更反映在单品价格上，从2020年开始，各大品牌都已经经历了多轮涨价。
比如香奈儿的小号经典款手袋，4年前是3.37万人民币，4年后却一路涨到8万。
而它们价格翻倍成长，专卖店却依旧大排长龙，甚至不少二手品也跟着身价大涨。
有人两万二买了一个二手香奈儿，背了5年后再出售竟然还多赚了一万六，理财效果可以说秒杀同期的一票基金。
在中学课本上，我们都学过，消费品可以分为必需消费品和非必需消费品，前者的需求相对稳定，后者受环境的影响就大得多。
而奢侈品是标准的非必需品，按道理来讲，当经济环境恶化，它的需求就不应该坚挺。
可是，奢侈品的种种表现，却好像跟经济规律背道而驰，甚至价格越高，还卖得越好。莫非这包包和珠宝，也有“涨价去库存”这么一说？
我们知道，经济学中，有一种口红效应，说的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像口红这样的廉价非必需品，会更受市场追捧。
因为普通人这个时候既买不起房也买不起车，反倒是变相增加了可支配的现金，于是花在一些小玩意上，来寻求解压和安慰。
所以美国好莱坞崛起于大萧条时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时，电子游戏和动漫产业同样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不管是口红还是电影，游戏还是动漫，都可以看作人们寻找安慰的精神寄托品。
而把口红效应的解释范围扩大，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对富人来说，奢侈品也是一种相对廉价的口红，而投资经营则是像房车这样的“大件商品”。
在经济衰退背景下，投资机会减少，富人只能给钱另外寻求出路，所以奢侈品就成了一种避风港，富人专属的麻醉剂。
再说了，跟咱们的电影票、游戏机相比，奢侈品起码还有升值的想象空间，那有钱人当然是更愿意掏钱买安慰了。
但就这一个原因，似乎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富人爆买与巨头涨价的双向奔赴。
如果要问奢侈品巨头们为什么要涨价，他们都会说，是因为疫情、战争影响了供应链，造成了原物料上涨和人工费用增加，所以涨价合情合理。
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
首先我们知道，奢侈品天然就是一个高度垄断的行业，是众所周知的暴利行业，成本对它们的影响本来就非常有限。
何况奢侈品也不依赖全球分工，绝大部分工序在欧洲就能完成。
比如全球95%的名表都来自瑞士，而一半的高级时装和皮革制品都在意大利生产。
像路威酩轩、开云集团这样的超级巨头，几十年来一直都在收购各种品牌和工厂，行业话语地位极高，供应商在他们面前只有听指挥的份。
所以成本上涨对奢侈品或许有一定影响，但跟苦逼的其他制造业相比，那也是微乎其微的。
实际上，奢侈品“涨价促销”在某种层面上一种相当玄学的事情。
《奢侈品战略》一书就指出过，奢侈品就像是一种“现代宗教”，宗教总是需要着献祭和牺牲，而在“奢侈品拜物教”中，金钱正是最重要的祭品。
书中写道：“最重要的是价格”，“一个漂亮的宝石仅仅是不错而已：一旦你为它付出了很多，远远超出了理性或功能要求，它才会变得迷人。只有牺牲掉一些东西，你才能穿戴上这些东西。”
对于拜物教的研究批判还有很多，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
凡勃伦认为，奢侈品的使用价值本就源于价格，因为购买它就是要炫耀和凸显身份，所以越是昂贵、买得起的人越少，奢侈品的作用就越大。
一个反面例子是英国奢侈品牌巴宝莉（Burberrys），它的经典格子条纹图案在90年代风靡一时，但这也引起了其他品牌和盗版商仿制，结果就是格子纹很快就烂了大街。
而缺少了这份稀缺性和独特性，有钱人也不愿再为高价买单。
这就迫使巴宝莉必须跟过去切割，所以它先是名字中拿掉了一个S（Burberry），然后大量减少条纹图案的使用，跟已经平民化的品牌形象彻底划清了界限，才勉强度过了危机。
吃了这次大亏后，巴宝莉更是加强警惕，严防死守会导致它“大众化”的一切可能。
像2017年，巴宝莉一次性就烧掉价值2.5亿人民币的库存，宁愿亏本，也绝不允许商品流入黑市被贱卖。
因此对奢侈品公司来说，售价跟销量并不是一对相互促进的关系，买得起LV、爱马仕的人越来越多，只会拉低品牌价值。
只有不断提高购买门槛，才能叫有钱人觉得物超所值，心甘情愿地为逼格买单。
我们从财报上也可以看出涨价策略的成功。
2022年，三大奢侈品巨头的营收都破纪录，路威酩轩营收792亿欧元，净利润140.84亿欧元；开云集团营收203.5亿，净利润36.14亿；爱马仕营收达116.02亿，净利润33.67亿。
其中爱马仕的净利润率接近30%，已经比苹果都高，只能说，“奢侈品科技”的含金量确实不一般。
这样看起来，奢侈品涨价算是行业特性，甚至也可以说是不得不涨，因为你不涨价别人涨，那品牌形象不就给拉开了吗？
当然，咱们普通人可能觉得，奢侈品涨不涨价跟自己都没有关系，反正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买，倒是还可以嘲笑有钱人尽出冤大头，花这么多钱去缴智商税。
但是，如果我们再把视角拉大，从整个宏观环境出发，来探究奢侈品越卖越贵的原因，恐怕就有点让人笑不出来了。
实际上，奢侈品跟大众消费品在价格上的背离，其实正是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一个缩影。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大根本矛盾，就是资本的收益率r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g。
经济增长与人口数量、科技水平、自然资源相关，而这些条件都不可能凭空出现，所以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虽然日新月异，但g的年均增长率也不过是2%。
但资本收益率r却不一样，它能够脱离实体经济存在，按皮凯蒂的估算，每年它的增长速度能到5%。
这就让主要依赖r增长的富裕阶级，赚钱速度远远快过依赖g增长的劳动阶级，结果就是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
1973年，20%最富有美国家庭的总收入占全国收入的44%，2010年却上升到53%。与此同时，20%最贫穷的美国家庭的总收入占比却从4.2%降到了3.2%。
而在萧条期，随着r与g的差距拉大，两极分化的情况越发严重。
比如疫情期间，因为美国政府的刺激政策，美股连破历史高位，让企业大股东的财富高速增长。
到2021年第二季度，美国1%最富裕家庭的总资产达到36.2万亿美元，竟然超过了60%中产家庭的资产总和。
而当时放水的还不止美国一家，短短两年时间，全世界的主要央行一共注入了超过了11万亿美元的天量资金。
然而，这么多钱只是在实体经济过过水，就很快又流向了金融市场，r＞g的铁律无法撼动，资金只会向收益更大的渠道集中。
像麦肯锡对5000家公司股票做了分析，就发现在疫情暴发一年多的时间里，资本市场居然增长了14万亿美元，而其中25家头部企业占到了总收益的四成。
大量的亿万富翁由此获利，全球十大富豪的财富更是从7000亿美元翻倍增长到1.5万亿美元，这10个人的身价等于是全球最贫穷31亿人财富总和的6倍。
当富裕阶级普遍发财，那会分出一部分闲钱消费奢侈品，也就一点都不叫人意外了。
奢侈品公司对这样的现状同样一清二楚。
2022年，路威酩轩大中华区的电话会议摘要就提到，疫情期间两极分化加剧，只有年入千万以上的高净值和超高净值家庭的消费能力在提升，其他所有的小资、中产、蓝领都不过是“无收入客户群”，通通只有被剔除的份儿。
而普通人即便对奢侈品消费嗤之以鼻，或者冠以智商税的称号，也依旧难逃被这场金钱游戏收割的命运。
因为政府和央行用来刺激的钱不是凭空出现，它们押上的是国家信用和税收预期，所以每一分钱都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某种层面上来说，这就是一种系统性的劫贫济富，是无数普通人的血汗，在支撑着富翁们在奢侈品店里的豪掷千金。
因此，在奢侈品涨价的背后，我们不仅是要对个体消费行为进行审视，更重要的是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改革，最终找到一种更加公平的分配补贴制度，来缩小全社会的贫富差距。
你对奢侈品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