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战胜对手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公开的战场，一个是隐蔽的战场。
作为革命斗争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隐蔽战线上，曾活跃着这样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虽不曾在看得见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却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出生入死。他们的名字鲜为人知，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今日起，河北日报与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推出系列报道“隐蔽战线的河北故事”，敬请关注。
【阅读提示】
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保存着党从诞生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两万多份原始文献，因此，又被称为中央“一号机密”。
在风雨如晦的革命战争年代，守护“一号机密”，隐蔽战线曾开展了一场隐秘而伟大的接力。这场接力中，有两位特殊的参与者，她们就是从河北高邑走出的一对姐妹——韩慧英和韩慧如。妹妹韩慧如，还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何兰芬的主要原型之一。
这对高邑姐妹是如何走上隐蔽战线的？为守护中央文库，韩慧英、韩慧如展开了一场怎样的接力？妹妹韩慧如又如何续写了一段传奇的红色电台故事？
韩慧英。杨宁翻拍自《凤城韩氏三姐妹》一书
临危受命，接管“中央文库”
1950年2月下旬，新中国刚刚成立未满5个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将16箱的文件运送至北京，交给中共中央秘书处。运送路上，华东局领导特派出精兵强将，专门组成了一支可靠的护卫队。
什么样的文件，保密等级居然如此之高？
原来，这批文件来自我党首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中央文库”，后来也被称为中央“一号机密”。
在风雨如晦的革命战争年代，为守护“一号机密”，隐蔽战线曾开展了一场隐秘而伟大的接力。这场接力中，就有从河北走出的重要参与者——韩慧英。
韩慧英，原名韩慧芝，1903年9月出生于河北高邑。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韩慧英毅然加入学生游行队伍，高呼反帝口号，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由于她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坚决、勇敢，同年6月，学校中共地下组织吸收她为中共党员。
1927年，在北平市委机关工作的韩慧英，认识了时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陈为人。按照组织要求，两人当时要假扮夫妻，掩护北方局党委机关。在革命工作中，韩慧英和陈为人互生情愫，最终经组织批准结为伉俪。
陈为人，1899年生于湖南江华，早年追随李大钊，曾赴莫斯科学习，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1921年回国后，陈为人先后在河北、山东和东北等地从事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1931年底，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陈为人接受了一项绝密任务。一个漆黑的夜晚，行将赴中央苏区的周恩来突然出现在陈为人住地——上海静安寺路明月坊，为陈为人布置了一项特别任务。
到底是什么特别任务，值得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亲自布置？
这还要从1927年说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了适应新的地下斗争环境，我党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保存了多达20余箱的中央文件，这些文件材料不仅是党发展进程中重大事件的记录和见证，更是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了管理好这批文件，保证它在敌特严密控制环境中的安全，当年，周恩来同志提出，这批文件材料要依据不同情况进行保存和整理，并邀请瞿秋白起草了严谨细致的《文件处置办法》。遵循和实践《文件处置办法》的原则和指导思想，文件保管处逐步建立起专门保管中共中央和中央各部委档案材料的秘密机构——中央文库。
1931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随即叛变。中央文库的处境十分危险。
最终，周恩来经过反复斟酌，决定将曾经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和《上海报》经理的陈为人调来主管中央文库的工作。
陈为人和韩慧英临危受命，接受了保管中央文库的重要任务，并向党组织保证：“定以生命相护，万不得已时，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也绝不能让敌人得到它们。”
鉴于中央文库的机密性和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任何一点疏忽都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依据中央文库的保护要求，保管者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为人夫妇假装富商，白天，陈为人和韩慧英在湘绣店装成老板模样，在铺面忙前忙后。晚上陈为人开始文库整理工作，韩慧英则一边轻声哄孩子入睡一边警戒。
按照中央对文库安保措施的相关规定，文件的运进和调出，完全由韩慧英与时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单线联系。
对于往来联络点及住址的路线和时间，韩慧英进行了精心设计。每次任务前，她都和陈为人约定好返回时间，并规定一旦超过约定时间，就表明出现了意外情况，这时陈为人必须带着文件材料立刻转移。
经过陈为人长时间孜孜不倦的剪抄、归类、装订成册等工作，最初的20多箱中央机密档案逐渐被压缩成6箱，后又压缩成4箱。
为了确保文库的绝对安全，库址需要经常转移。有一段时期环境极其险恶，夫妇二人就将文件扮作家当，将其转移到位于霞飞路（现淮海路）一户白俄人家的楼上，用来避开敌人视线。这户人家的儿子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工作任务就是抓捕共产党，但他万万想不到，自己家楼上的租户竟然就是一条“大鱼”。
陈为人。 马婉 供图
姐妹接力，拼死守护中央“一号机密”
1935年2月的一个夜晚，蓄谋已久的敌人接连破坏了中共8个活动据点。同时，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也遭到警探和特务的突然袭击，联络人张唯一也不幸被捕。
两天后，前往张唯一住所探查情况的韩慧英，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虽事发突然，韩慧英却很镇定，当时她身上携带着一份上级调阅文件和一份经费支出预决算表，为防落入敌人手中，韩慧英在特务不注意的情况下，机智地将其丢在地下，混进了被翻乱的书堆里。
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韩慧英自称王英，装作是一个乡下的农村妇女，用一口地道的河北高邑方言，声泪俱下地哭诉自己是初到上海，寻找亲戚却找错了人家。被逮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逼问，韩慧英始终守口如瓶，并翻来覆去总是那句话：“我是从乡下来走亲戚的，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在上海没有熟人，我谁也不认识，你们为什么把我抓到这里来？”
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警方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决定将她转押到苏州反省院。
韩慧英入狱后，为继续维持“家庭化”的掩护方式，万般无奈的陈为人给在河北正定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写了封信，说韩慧英病情严重，急需她立即前往上海。
韩慧如赶到上海，才获悉姐姐已身陷囹圄半年多。韩慧如比姐姐韩慧英小10岁，当时她还不是共产党员，却早已在姐姐的影响下，对革命事业心生向往。
但此时的她，很难想象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项何等艰巨的任务。
韩慧英被捕后，按规定几年没有与党组织直接联系过的陈为人被迫启用备用通道，紧急约见其他地下工作者，这才得知了张唯一等大批地下党被捕的消息。来不及打听妻子的下落，陈为人第二天就带着孩子和中央文库紧急转移到用高价租下的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现西康路560弄15号）新居。
搬到新居后，陈为人一度与上级组织接上过关系。可后来，由于党内再次出现叛徒，上海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陈为人与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
为了确保中央文库的安全，陈为人不得不放弃外出工作的机会，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全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但陈为人却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条例规定，不惜以高价租住单幢房子用于存放档案。为此，他只好靠典当物品来维持生活。房子二楼的家具被变卖一空，甚至最后连罐头盒之类的杂物也都卖光了。而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陈为人却仍保持着一楼厅堂的豪华摆设，维持了一个“阔老板”应有的排场。
为补贴家用，韩慧如拿出了自己所有积蓄——300多块银圆。300多块银圆似乎不少，但那时住在“租界”要付昂贵的房租，每季度还要交房捐、扫弄费等，大小五个人的伙食就得十分有计划地花用。一家人开始时还可以吃饭，后来便只能喝粥了，接着，粥里还得混上比较便宜的山芋，不久便只能靠当卖东西来维持生活了。
即便这样，韩慧如还是坚定地配合姐夫陈为人的工作，在内接替姐姐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外出，则要扮演“张老板”的妻子。
1936年1月，党组织通过关系将韩慧英营救出来。几经辗转，韩慧英好不容易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为了继续找党组织，也为了维持生计，韩慧英、韩慧如姐妹分别在两个女中附小做教师。几经周折，在培明女中附小任教的韩慧英，终于在1936年秋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韩慧英出狱时，陈为人由于长时间忍饥挨饿，肺病无钱医治，身体已越来越差。重新接上关系后，党组织曾几次催他到医院住院治疗，可深知经费困难的陈为人，始终不肯入院治疗。鉴于陈为人的健康状况，党组织决定让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休养，把文件交给别人保存。
1936年年底，陈为人带着韩慧如和自己的大儿子陈爱昆，把中央文库完整、安全地移交给党组织。移交完文件，终于卸下重担的陈为人，回到家一进门就大口吐血、晕倒在地。3个月后，陈为人溘然长逝，年仅38岁。
此后，被中共上海地下情报系统接管的中央文库又由多位地下党员接力保管，于1950年运送至北京，交给中共中央秘书处。
陈为人去世后，韩慧英和三个孩子由潘汉年安排去了湖南。新中国成立后，韩慧英先后在江华和衡阳等地任职，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幼儿教育工作。1968年，韩慧英在长沙病逝，终年65岁。
韩慧如。杨宁翻拍自韩慧如著《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书
坚守“地下”，用信仰传递“永不消逝的电波”
提起经典谍战电影，曾经风靡全国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曾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虽然这是一部电影艺术作品，很多情节却来源于真实人物的真实故事。而之前参与过中央文库秘密保管工作的韩慧如，便是女主人公的主要原型之一。
1937年3月陈为人因病去世后，韩慧英去往湖南，韩慧如则坚持留在了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不久，她便又接到了一项需要假扮夫妻的秘密任务，配合的对象，名叫秦鸿钧。
秦鸿钧，1911年生于山东沂南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6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沂水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秦鸿钧被派往苏联学习。1937年秋，秦鸿钧作为技术人员，被安排前往上海，协助当地党组织开展架设秘密电台的工作。为了能让工作看起来更具有隐蔽性，党组织给秦鸿钧安排了一位“伴侣”。
她，就是韩慧如。
通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1938年初，韩慧如与秦鸿钧结为伴侣，以夫妻身份在上海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148号一幢小楼里建立了小家庭。
为了做好掩护，秦鸿钧还经营了一个名为永益的糖果店，当起了老板。韩慧如则以老板家属的身份应付环境。他们利用所住的这间屋子架设秘密电台。每到深夜，人们都已入睡，秦鸿钧就把掩藏在煤球箱里的机器拿出来开始工作，韩慧如则在窗口警戒，一有情况就通知秦鸿钧。韩慧如夫妇以无线电波保持着上海党组织与党中央的联系。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接头的次数和递送的文件也越来越多。这时，敌人的管制也越来越紧，环境也更加恶劣了。
韩慧如和接头人就根据文件的多少变换携带的方法，文件少时就装在信封里，装作代人转交信件的样子，或放拎包里，有时放在装零食（如花生米、五香豆之类）的三角包里，边走边吃，两人装着偶尔相遇的样子，随手送给对方吃，文件就传递过去了。这样的方法即使遇到危险，文件也容易销毁。文件多时，就把它们伪装起来，如装在一条香烟或糕点中，再配上其他东西，装成送礼的样子。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捷报频频传来，文件递送的任务越来越繁重，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也加紧了对地下电台的侦察。1949年3月17日深夜，韩慧如夫妇二人的电台被敌人侦察到后，二人同时被捕。
国民党军警对他们施以残酷的刑罚，韩慧如咬紧牙关一声不响。敌人给秦鸿钧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打断他的两条腿骨，逼迫他说出上级党组织领导人。但秦鸿钧即使昏死过去，也没有吐露任何有关党组织的秘密。
于是，敌人又假惺惺地把韩慧如放回家中5天，每天上门来威胁诱迫她。后来，敌人见目的没有得逞，又把她抓回牢中毒打一顿，还把她和秦鸿钧等人关在一起，从牢门外严密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企图从他们的交谈中捕捉到某些线索。
然而，敌人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秦鸿钧趁看守熟睡时，忍着剧烈的伤痛爬到韩慧如身边，轻声对她说：“我不能活着出去了，如果你能活着出去，决不要忘记我们肩负的责任。”
1949年5月7日，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秦鸿钧壮烈牺牲。
1949年5月24日夜里，解放军就要进上海了，国民党狱警内部人心惶惶，放松了对女牢的管制。5月25日，天蒙蒙亮时，韩慧如和其他中共地下党员抓住机会带领被关押的群众，砸开牢门越狱。两天后，上海便回到了人民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韩慧如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她到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积极演讲，把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烈士的英勇事迹讲给人们，鼓励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为祖国建设事业努力学习工作。
2009年5月26日，韩慧如逝世，享年96岁。（武春霞 杨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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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隐蔽战线的韩氏三姐妹
今天，在高邑县城中兴公园的观景廊，有一处介绍韩慧如事迹的纪念物。韩氏姐妹的故事，仍为当地人津津乐道。
不过，每当提起韩慧英、韩慧如，当地人还会一并提起她们的亲妹妹——韩慧芳，也曾是一位战斗在隐蔽战线的革命战士。
一家缘何走出三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这一切，还是要从姐姐韩慧英说起。
韩氏三姐妹的父亲是学徒出身，辛亥革命后开始经商。韩慧英生于1903年9月，1909年入女校读书，时断时续，直至1919年，父亲将其送入保定第二女师附小读书。
小学毕业后，韩慧英考入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她学习成绩优异，思想进步，曾因带头剪短发被学校勒令退学，全校师生为此闹了学潮，校方被迫收回成命。在校期间，韩慧英如饥似渴地研读《新青年》《向导》《独秀文摘》等进步刊物，开始向往革命。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韩慧英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同年6月，学校中共地下组织吸收她为中共党员。入党后，韩慧英在学生中间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做了大量工作。
在大姐韩慧英的影响下，韩慧如、韩慧芳相继走上革命道路。
韩慧如一生追随党的事业，新中国成立前为保管党的文件、地下党秘密电台、交通站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在教育战线上兢兢业业地工作，教书育人，关心下一代的成长。
在韩慧如的悉心教育培养下，在秦鸿钧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他们的儿女都在重要的岗位为国家作出贡献。女儿秦裕容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就职于航天工业部，是新中国早期的火箭发射工程师，国防部二等功臣；儿子秦裕民则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代电脑工程师，曾参与“银河”巨型计算机的研发工作。
生于1917年的韩慧芳，19岁便投身革命，毅然决然奔赴抗日前线。她先后在山西战地妇女工作团、动委会、干训队、妇运科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在组织部妇运科工作期间，她和科长张孑余还做了一项保密工作，任务是在晋西北形势危急时，建立一条晋西北直通延安的秘密联络线。1939年12月，韩慧芳被派往延安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韩慧芳服从组织分配，曾在河北、湖南等地任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82年，韩慧芳离职休养，于1993年4月23日在长沙去世，享年76岁。文/武春霞 杨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