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抱有的坚定信念，常常会发展成某种带有神秘属性的信仰。如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指出的，“经验特别无力反抗……神秘属性的信仰：永远能够在有利于这个信仰的意义上来解释任何事情。”

这在原始部落中是极为常见的心理特征，假如一个人深信施巫术后自己能刀枪不入，当他受伤后不会因此就认为巫术无效，相反，他会首先去猜想有人暗中亵渎了灵物，以致破坏了他的法术。出现任何事，信念都很少会动摇，而原因是早已知道的。

一个法国人在西非阿散蒂人中旅行时，向一只鸟开枪没射中，周围的黑人立刻说那是一只打不死的神鸟；第二枪仍未射中，人群越发情绪高昂，可是……第三枪射中了，人群在一阵慌乱后迅速恢复平静，他们解释说，那只是因为他是白人，所以灵物的戒律暂时失效了。通过这样的解释，人们保护了自己所持有的信仰。

误以为经验能证伪和对抗这类神秘属性的信仰，是一些浅薄的无神论者经常抱有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如果求雨而雨未至，或像西门豹一样把巫婆扔到河里去而没请来河伯，就能证明巫术或宗教的无效。但实际上正如德尔图良的名言所说的，对信徒来说，“正因荒谬我才相信”。经验层面的失败常常非但不能破除迷信或宗教，有时相反极大地强化了它。

从汉魏南北朝至隋唐一千年里，国人深信炼丹能获长生，虽然事实上从未有人因此登仙，但炼丹术却并未在不断失败的实验中式微，相反愈加蓬勃，唐朝时烧炼之学臻于巅峰，术法之繁远迈前代。唐朝从太宗到僖宗，几乎每个皇帝都在炼丹，唐代帝王服丹药致死者有六人之多，王公大臣死于此难以计数，白居易讽刺韩愈这样有见识者也难免俗：“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

为什么会这样？不仅是时代的“意见气候”使然，而是因为，只要抱定某一信念，那么一旦实验失败，人们只会在经验层面上总结教训，而不会质疑整个信念体系。

他们不会认为不可能烧炼出仙丹，只会说其他人的烧炼方法是错的，照那种方法炼丹，一定会吃死人。所以失败的例子越多，越能证明唯有他自己的办法才能制出真丹。（龚鹏程《道教新论》）

因此，越是失败出错，越能坚定人们的信念：求仙是不易的，是一门需要极高智慧的“高科技”行业，也因此，得道就显得更珍贵了。

西方也一样，Keith Thomas在《巫术的兴衰》中指出，英国人在17世纪末之前都极端迷信占星术，“任何一个占星家的错误只会起到巩固整个体系之地位的作用，因为主顾的反应是转向另一个从业者，以获取更好的咨询意见，而占星家本人则重新检查他的计算，看看错在哪里。”

塔西佗《编年史》中也辩解说，占星“预言之有时不能应验，乃是由于不老实的预言者乱讲他并不理解的东西，这样预言的信用就被玷污了。实际上，在古代遗迹现代，都有许多极突出的证据证明了预言的正确。”他说这话的原因之一是他本人就很相信星占学。相信鬼神、上帝、妖仙的存在都带有同样的特征，即其自我证实的特性，人们可以容忍每个挫折和失望而不丧失其信仰。

这和原始部落的巫术思维不无相通之处。人类学名著《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中指出，在南苏丹的土著社会中，虽然人们也怀疑巫医、乃至公开宣称大多数巫医就是骗子，但看似奇怪的是，这却没有削弱人们对巫医能力的信仰，“怀疑是他们对巫医失败的一个解释，它针对的只是某些巫医，实际上它往往强化了人们对其他巫医的信任”。这就像中国人对某些官员的失望反倒强化了对“青天大老爷”的期待。

在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Jojo Rabbit）中，纳粹时期的德国少年乔乔无意中发现藏在家中的犹太少女，他对犹太人的偏见由此逐渐动摇，最后彻底改观。但在现实中会这样吗？很难。事实上，当时有很多德国高官去找希姆莱说情（最后都让希姆莱不胜其烦），说辞都是类似的：“犹太人的确是魔鬼，但我认识的那个犹太人真的是好人。”

也就是说，经验层面上认识一个觉得“好”的异类，不足以推翻对其所属的整个群体的偏见。别说是犹太人了，就算是招人厌的上海人，我也曾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当面说我“不像个上海人”（据说是对上海人的最高称赞）之后，同时又激烈抨击上海人多么“小市民”和惹人厌。

如果我们觉得这可笑，那不妨想想自己对外星人和UFO的观念：虽然各国政府竭力辟谣，科学家迄无证据证实外星人存在，但仍有相当多人坚信外星人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我们计算有误、科技手段有限、政府隐瞒以及外星人不想直接骚扰地球人，我们才未能与它们面对面沟通。

经验的证据（看不见外星人及缺乏确凿事实）决不能足以让人相信世上没有外星人和UFO，相反，他们深信已经看到了许多微妙的“痕迹”可以证实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这种证明自己信仰正确的痕迹和证据，基本上要找总是能找到的，在这方面人人都有很大的本事。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充满着极多的信息，为了使自己获得一个坚定的立足点，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筛选信息——在此过程中，我们特别容易采信与原本所持信念相类似的信息，因为这些我们“愿意相信”。

云南通海县的卡卓语据戴庆厦等专家研究认定属彝语支，但操卡卓语的却是当地的蒙古族，在他们对蒙古的民族认同感支配下，人们不愿意认为自己讲的是一种接近彝语的语言，当有人提出卡卓语有蒙古语底层时，他们很快就接受这种错误见解。

《天龙八部》第19回，阿朱编造了一个故事，故意将人们的想象力朝“姑苏慕容”的方向去引导，结果群雄人人都是一副“果然不出我所料”的样子，在自作聪明中全被这个小姑娘给骗了。

神秘属性的信仰本身要求人们尽量去寻找和关注相关证据，既然这个预设的立场是不可更改的，那么现实就只有适应理论了。如果人们相信地球是方的或平的，他能找到大量证据——甚至比证明“地球是圆的”的证据还要多多了。

更有甚者，当现实的经验与理念出现反差和背离时，人们的第一反应不会是去质疑自己信念的理论前提，而是去修正这个经验。

二战中途岛战役前海图演习时，日本联合舰队沙盘推演的结果是“赤城”号航母被击沉，但日本海军参谋们却坚信它不可能被击沉，因此他们非但不设法补救，反而认为这是高估美国海军导致的演算错误，居然把演习结果推倒重来！史迪威上将曾直言不讳：“日本军队没有纠正错误的能力。”

看上去荒谬吗？那试想一下，假设现在有学者计算中国综合国力超过了美国，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吃惊之下觉得自己的计算哪里出了问题，因为他的常识告诉他：美国才是世界第一大国，中国不可能在计算中排列第一，理论上这是现阶段不可能的事。

在这种常识（爱因斯坦说：“常识，是18岁以前在头脑里沉淀下来的偏见”）、信念、习俗、信仰等种种保守性质的观念力量下，一个人其实是极难去检讨和质疑自己理念的基本前提的。

最终，不是信息改变信念，而常常是信念筛选了信息。也就是说，这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的思维模式，而信念越是坚定，特定的经验、现实的数据或信息就越难对它起作用。令人绝望的是，经验无法修正信念，甚至往往反倒强化了信念本身。

因此，卡尔·波普尔常说，我们总是从小错误中获得教训，但要从大错误中获得教训，若非不可能，也非常不容易。

按我的理解，所谓小错误是一些经验层面的东西，而大错误则涉及信念的基本前提。例如炼丹吃死了人，道士第一反应肯定先是去寻找自然和技术方面的原因（成分、火候等是否弄错了），也足以让他在这些方面吸取教训，但如果要让他去考虑这是炼丹术整个信仰体系根本就是错误的，那是他极难接受的。

非洲铁匠在铁器锻造出问题时就抱怨那是因为有女巫经过，这种巫术偏见会“使他不去考虑如何改正不足，而纠正不足乃是任何进步的首要条件。顽固的巫术带来的是停滞或退化”。就算在现代学术中，当碰到理论不符的状况时，大部分人也都不会迅速去质疑理论本身。自然科学领域按说较容易检证，但事实上证伪的可能性很低，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理论来穷尽所有可能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

因此，即使一种观念演变成了神秘属性的信仰（这是很容易的事，比如许多人坚信自己的恋人“永远都对自己好”），甚至看起来显得不理性和荒谬，但很难说信念的持有者就是愚蠢的。事实上，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因为一点经验事实就动摇信念，那这信念也太不坚定了；问题在于，他们只是很难将自己的信念客体化对待，并根据经验做出动态调整——而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做到。

这种信念的冲突也正因为双方的难以调和，而最终变成“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僵持局面。大概也因此，佛教中观派才主张一切事物都是名相，也就无所谓真实与虚妄，只有破除了执著名相的偏见，才能达到最高的真理。

在传统时代，神秘属性的信仰更容易盛行，因为那时普遍的社会心理是，很多事物“你要先相信，才能理解”；但现代社会的理性批判精神则相反：我要先理解，才能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让人始终坚信某一神秘信念，是越来越难了。

历史也一再表明，一种信念如果不能及时根据经验作动态调整，那么它看起来顽强地克服了一次次难关，实际上却是积重难返，最终自取灭亡，这是某种“内卷化”的过程。因为抵制经验事实，乍看是顽强，但换个角度看，也就意味着丧失自我调适和纠错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