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

《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是当代西方史学界对人类历史认知的最新反映，突破了以往百科全书大而全、面面俱到、蜻蜓点水式的写作方式，择其要者，突出叙述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

书　名：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

作　者：威廉·H. 麦克尼尔等主编；陈恒等译

ISBN ：978-7-108-07348-8

定　价：1980元

字　数：5596千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编辑推荐

世界史是复杂的、动态的、包容的，本书用500余个词条，煌煌六卷，呈现了西方历史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增长的信息量基础之上，从世界历史研究的视角，对纷繁交杂的人类历史进行整理、分析和解释，塑造我们今日所知世界的运动、交流和变化，启发人们的深思。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是值得人们研究、思考的重要事物，本书编者对研究专题的选择以及安排，不仅从单纯的文本层面，而且在知识层面，都体现出“人类的交流网络是全球性的”，让读者同时体验到翻阅的“运动性”与世界历史的“运动性”。

内容简介

《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是当代西方史学界对人类历史认知的最新反映，突破了以往百科全书大而全、面面俱到、蜻蜓点水式的写作方式，择其要者，突出叙述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本书把世界各种文化放在一个交流系统中进行观察，系统梳理了各自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通过将特殊的地区史与更广阔的世界历史相联系，帮助读者了解人类的过去；条目编排独具匠心、自成体系、交互检索，内文既注重文献资料，也注重视觉材料的使用，便于研读；以联系的观念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重点研究宏大主题与传统主题之综合的、跨学科的解释。世界历史不再仅仅是对各文明、各民族、地区史、编年史、政治史、经济史和“伟人”的孤立研究，它还成了交流、碰撞、联系和交换的有着超越时空的重要性的动态学术领域。

作者简介

威廉·H. 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10.31—2016.7.8)，当世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被誉为"20世纪美国学院派领袖"，"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1996年，因"在欧洲文化、社会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伊拉斯谟奖；2010年，因其杰出贡献，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其"国家人文科学奖章"，奖章上镌刻的文字是"扩展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

译者简介

陈恒，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西方城市史。马工程重点教材《外国史学史》首席专家、首届国家教材奖“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历史学)副主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等。

俞金尧，南开大学讲座教授，兼河南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

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特邀研究员。

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规划处处长，《历史研究》副主编，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黄艳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研究员，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理事、秘书长。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全球史、西方文明史、性别文化史。

全书目录

总目

译者前言 1

中文版前言 7

序言 1

第二版导言 5

关于本书第一、二版主编威廉·麦克尼尔 15

撰稿人 17

图片提供者 39

引语提供者 43

如何拼与说

--世界历史上的100个重要人名、地名和术语 45

读者指南 51

读者分类指南 53

地图索引 75

词条条目 77

正文 1—2498

索引 2499—2673

正文

第一卷 Abraham to Byzantine Empire 1—406

亚伯拉罕～拜占庭帝国

第二卷 Caesar, Augustus to Ethnology 407—854

奥古斯都·凯撒～民族学

第三卷 Eurasia, Inner to Kongo 855—1290

欧亚内陆～刚果

第四卷 Korea to Philosophy, Greek and Roman 1291—1718

朝鲜～希腊罗马哲学

第五卷 Philosophy, Modern to Television 1719—2134

现代哲学～电视

第六卷 Terrorism to Zoroastrianism 2135—2498

恐怖主义～琐罗亚斯德教

精彩选读

Diseases—Animal 动物疫病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种引发大流行并改变社会哲学传统的疾病，均源于人类以外的动物，它们“跨越物种界限”传染给了人类。当我们讨论疾病对人类历史所造成的影响时，无须将动物疫病和人类疾病区分开来。

　　我们应当注意到正因为人类是哺乳动物，所以在人类以外的动物体内，尤其是在其他哺乳动物体内发现的疾病，常常会轻而易举地传播给人类，弄清并重视这一点，将是十分重要的。对人类历史影响最重大的疾病均是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对人类历史影响甚微。依据定义所释，传染病会通过感染健康的人而迅速传播开来。被感染的人会在短时期内死亡或痊愈，而那些痊愈的人通常会获得抵抗相同疾病再度感染的免疫能力。

　　从数量上来看，人类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单次影响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暴发的流感，4000万人因此丧生。据载，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瘟疫是发生于14世纪的鼠疫，西欧25%以上的人口因它丧生。不过，虽然缺乏文献资料的记载，但是对人口和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流行病却是在美洲人接触欧洲人及其驯养的动物后不久暴发的一连串波及整个美洲的流行病。这些流行病在那些以前并未接触过欧亚疾病的人群中传播开来，尤其是在那些被殖民的过程中遭受多重创伤——暴力、被奴役、失去生计的群体中传播开来，通常会造成90%~95%的死亡率。总体看来，这些疫病有可能使美洲有多达1亿人丧生。

　　从其他动物传播给人类的诸传染病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天花、霍乱、结核病、鼠疫和流感。虽然艾滋病（AIDS）是现代世界一大潜在问题，不过它不是接触传染性疾病，也非急性传染病。近年来，世界上出现了对诸如口蹄疫、汉坦病毒（Hanta virus）和所谓的疯牛病等疫病恐慌的现象，这些疫病很可能根本算不上疫病。同前文已列出的其他疫病相比，这些疫病的病理状态微不足道，然而它们却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这很可能是由人们对疫病的无知、媒体的宣传所激发的恐惧，夹杂着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各种疫病的转移方式等因素导致的。

　　大多数转移给人类的动物疫病都是由细菌和病毒引发的；这些细菌和病毒体积微小，具有高度的活性，并且能经气溶胶（aerosals）传播，因而，它们更容易从某一个体传播给另一个体，这是传染的基础。诸如疟疾和昏睡病等疫病是由原生生物、单细胞真核微生物引发的，它们的体积比细菌和病毒要大得多。原生生物所拥有的相对较大的体积意味着它们不能够经气溶胶传播，因而它们主要以注入的方式来转移，比如昆虫叮咬，这就使得它们的传染性要低一些。

大多数传染病微生物在与其他非人类物种互动的过程中共同进化。这些非人类物种会进化出对致病微生物的免疫反应，所以传染病微生物并不会对其原初宿主的健康或是种群数量造成严重威胁。对人类而言，大多数传染病之所以如此致命，是因为当人类首次被传染时，人类并没有进化出对这些病原体的免疫反应。比如，天花与牛痘有关，它在牛体内只产生了一点点问题，但它在人体内的变异形态对人类常常是致命的。与之相似，艾滋病毒与出现在非洲灵长目动物体内的一种病毒性传染病关联密切，但对非洲灵长目动物而言，艾滋病毒仅在它们体内引发了类似于流感的微小症状。其他的例子还包括：麻疹，它与有蹄类动物疫病——牛瘟密切相关；结核病，它与牛得的一种相似疾病密切相关；流感，它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病毒疾病，源于猪（猪流感）和诸如鸭子、鸡等禽类动物所携带的相似的病原体。近期，当人们发现引发人类疟疾的疟原虫与黑猩猩体内的一种致命性较低的寄生虫关联密切时，人们也将疟疾增补到上述类型的疫病名单中。

　　那些跨越物种界限从非人类物种传播到人类的接触性传染病，曾经是改变欧洲和亚洲历史的主要因素。欧洲、亚洲与美洲、非洲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在欧亚文化中人们驯养动物并与之密切接触，而这些动物恰是接触性传染病的原初宿主。驯化有蹄类动物，尤其是驯化牛和猪，使人类和这些动物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使人类不断接触到各种对有蹄类动物影响甚微的流行病，人类社会中那些牛和猪饲养密度高的地区成为这些疫病繁盛的温床。农民过着定居生活，他们自己所产生的污物，以及与他们亲密共生的驯养动物所产生的污物，包围着他们。在许多农业社会里，农民习惯性地在晚上将牛和猪牵入家中。这既利于让牲畜取暖，也是为了保护牲畜免受食肉动物的攻击。这种情况既延长了人类接触病菌的时间,也增加了病菌传播的可能性。

　　农业与其所取代的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相比，拥有更高的人口密度。日益增长的城市化使人口大量聚集在一起，这为那些源于其他物种的传染病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沃土。欧洲的城市仅仅是在20世纪时才真正实现了人口自我平衡，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上有太多城市居民因疾病而丧生，以致必须从乡村地区不断往城市迁徙人口才能维持城市的人口数量。

黑死病

　　世界商路的发展加快了流行病的传播速度。古罗马时代，欧洲、亚洲和北非的人群逐渐成为滋养那些源自家畜的疾病微生物的巨大温床。2世纪时，天花肆虐罗马，引发“安东尼瘟疫”（Plague of Antoninus），数百万的罗马市民在瘟疫中丧生。腺鼠疫（bubonic plague）是对欧洲和亚洲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动物疫源性疾病。该病通过跳蚤传播，跳蚤从鼠疫通常的宿主即毛皮动物那里感染了鼠疫杆菌。542—543年，欧洲发生了“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这是鼠疫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不过，直到14世纪，欧洲大陆才出现了最具毁灭性的瘟疫，它造成欧洲大陆多达2500万人丧生，并逐渐被人们称为“黑死病”。仅大不列颠群岛，瘟疫就造成近150万人（占总人口的25%~40%）丧生。随着14世纪中叶欧洲和中国之间开通商路，毛皮被人们从中亚的人口低密度地区带到欧洲，而这些毛皮似乎是导致大型瘟疫暴发的病菌的主要携带者。

　　14世纪的这场瘟疫产生了一个重要却常让人不以为意的后果，即它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哲学和科学。14世纪中叶以前，欧洲盛行的世界观是神秘主义的和象征主义的，植根于循环时间观。与黑死病到来之后兴起的世界观相比，这种世界观更强调人类和世上非人类因素之间的联系。

　　当瘟疫降临并开始给所及之地的人们造成巨大灾难时，这种旧哲学传统下的知识储备和技术被用来为人们提供帮助，包括祷告、基于交感巫术的医治和寻找替罪羊（比如焚巫）。然而，这些方法中没有一种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此外，在疾病造成的死亡和破坏面前，人类的无能为力造成了大范围的恐慌和继之而来的文明大衰落。疾病造成了大量的、不明原因的死亡，这对社会影响之大无论怎么估算都不为过。传统的精神信仰以及人们对世界运转方式的固有理解被彻底粉碎,以致产生精神空虚感。

　　一些历史学家将这场瘟疫视作“历史上最重大的生物-环境事件”，另一些历史学家则称其“相当于核灾难”。这场瘟疫迫使西欧人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建构现实认知。在基督教的世界里，瘟疫使人们失去了对仁慈的、怜悯的造物主的信仰；使人们将“异教徒”作为替罪羊来加以迫害；最终，它促使了新教的诞生以及新教中开始有了一个愤怒的、复仇的上帝形象。

　　从一个更为学术的角度来看，经历瘟疫，人们的知识传统得到发展，即身与心分离、客观与主观分离以及人类与自然分离。这导致了文艺复兴的出现以及西欧的“理性主义的”科学传统的发展，并最终生成为笛卡儿式的二元论——一种以机器模型或隐喻来理解非人类世界的方式，以及培根-牛顿世界观。因此，瘟疫给哲学和精神信仰带来的影响直接促成了“现代”理性主义方法的出现，在这种方法中，实验和测量代替了原来的观察和经验。

　　这种认知现实的新方式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比如，卫生条件变好，这使许多接触性传染病的发生环境得到净化。这种将现实世界分离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方法，为研究和理解“外在的”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方法论。不过，这种方法并不足以理解内在经验、人类的心灵以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二元论观点虽然促使卫生条件提高，但并未加深人们对疾病自然周期或免疫反应进化等问题的理解。

旧世界和新世界

　　通过将旧世界（欧亚和北非）与新世界（北美和南美）进行对比，我们将明了动物疾病在塑造人类历史和人类对待环境的文化态度等方面的重要性。美洲的许多文明中均有农业，不过，新世界的农业几乎完全建立在以种植诸如玉米、马铃薯、美洲南瓜和豆类作物等为主的农业基础上，而不是以游牧业、畜牧业以及驯化有蹄类动物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美洲的驯化动物仅有狗、豚鼠、原驼（美洲驼和羊驼）以及火鸡。与旧世界驯化的有蹄类动物不同的是，新世界的驯化动物的饲养密度一直不高。人们既不饮用动物奶，也不同旧世界那般，将驯化动物作为家畜来饲养并与之近距离接触，唯一的例外是狗。

　　新世界许多文明的人口密度也很高，与欧洲不相上下。鼎盛期的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有可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有证据表明，墨西哥中部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土地的长期环境承载力。与之相似，同欧洲和亚洲已知的人类文明相比，新世界许多其他的文明区域比如玛雅文明、印加文明,以及生活在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流域的筑堤人（the Mound Builder）文明等所建立的城市，均有着与已发现的欧亚文明中的城市可比拟的人口密度。不过，新世界各文明的人口密度虽然很高，但在这些土生土长的新世界文明中几乎没有流行（群发）病，这无疑得归因于新世界文明中缺乏已驯化的有蹄类动物，正是这些动物在欧洲、亚洲和北非地区成为大多数流行病（鼠疫除外）的病源。新世界虽没有流行病，但流行病却很可能与美洲一些大型城市的消失有关，这有可能是由当地卫生条件较差而导致的。

新世界的动物疫病

　　动物疫病史上最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件之一乃是，新世界并不存在非人源接触性传染病且缺乏相应的免疫力，而这几乎肯定恰是欧洲人及其世界观——仅在数世纪之前因亲身经历接触性传染病而被重新锻造——成功入侵美洲的重要因素。欧洲人曾时不时地占领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地区，不过，由于他们所带去的传染病没有对当地造成毁灭性影响，所以当地人口并未因欧洲人的到来而大量减少。

　　正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依然保持了人口数量上的优势，因而，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终结，非洲和亚洲的土著居民重拾了在自己土地上的社会和政治控制权。相比之下，对美洲土著居民而言，欧洲人所带去的动物疾病给当地易感染人群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打击远甚于瘟疫在欧洲造成的损害。据估算，美洲90%~95%的土著居民死于外来疾病。

　　与盛行的说法相反，这场被认为是欧洲人征服美洲的第一阶段或微生物阶段的浩劫并非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而是肇始于更早以前。当巴斯克捕鲸人（Basque whalers）、维京移民和英国渔民开始在美洲大西洋沿岸登陆时即已开始。这比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和其他西班牙探险者（征服者）抵达新世界的时间早了数百年。有证据表明，早在15世纪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一些原本居住在大西洋沿岸的部落曾退居内陆，以此逃离那夺走大部分人性命的流行病。

　　虽然科尔特斯（Hernn Cortés）和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等所谓的征服者曾在美洲获得成功，但是天花才是使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崩溃的真正元凶。科尔特斯于1519年初次远航并入侵阿兹特克文明所取得的成功，远不如他在天花传播至特诺奇蒂特兰之后的1520年的再次入侵。至17世纪初，墨西哥超过90%的土著居民死于天花，人口数量从2000万左右跌至不足200万。疾病使阿兹特克人士气低落，失去了抵抗科尔特斯的能力。与之相似，天花于1526年传播至印加帝国，为皮萨罗1531年的成功“入侵”提供了契机。

　　已知的证据表明，欧洲人及与之共生的其他物种在抵达美洲时所带去的新型传染病，使90%甚或更多的土著居民丧生。一个广为记载的例子是，超过95%的曼丹人（the Mandans）——北美大平原诸文明中最精致复杂的文明之一——在天花于1837年经密苏里河的船只传播到当地之后，染疫而死。不过，即使造成了这些后果，如果印第安人的土地在欧洲人入侵之后没有被永久占领，没有随后持续实行的殖民统治，那么,新世界的人口仍可能出现回升。

　　外来疾病的传入，对美洲土著居民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如果说瘟疫在造成欧洲20%~40%的人口死亡后，就已经促使人们重构和重新思考人类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当瘟疫使美洲诸土著民族90%~95%的人口丧生时，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宗教、社会和哲学影响。

　　虽然疾病是限制人口增长率的主要因素，但实际上，未受疾病影响的人口数量通常都超过那些遭受疾病影响的人口数量。在欧洲人抵达美洲之前，相对而言，当地土著居民未受到过传染病的影响。因此，土著居民未能形成抵御传染病的免疫力。当地土著居民其实并不缺乏生成免疫反应的能力，他们传染病的方式似乎才是导致毁灭性灾难的原因。导致美洲土著居民死亡的主要杀手——天花和流感，主要会对那些15~40岁的人造成致命影响。从文化和人口学角度来看，他们都是人口中最有价值、最有生产力的人。这些传染病通常集中暴发，它们会因暂时的缓解和其他小插曲而间或被打断。因此，人口聚居区很有可能是因为一连串的三四种疫病的肆虐而被毁灭，接着是一段缓解期；随后这些人口聚居区很可能又受到另一种或者一连串新疫病的袭击。这种大量疫病混杂在一起周期性到来的情况,削弱了美洲土著居民进化形成免疫反应的能力。

　　这种疫病传播模式给当地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人们无力阻止疫病的肆虐，无力照顾自己及亲人，病患被那些逃离疫病的亲人和部落其他成员所抛弃（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会将疫病传播到其他民族和聚居区），完全放弃了希望。人们所采取的许多治病方法，比如出汗后随即浸泡于冷水中等，只是加速了死亡。所有的传统疗法在治疗和控制这些传染病时失去功效，这使人们不再信任治疗师和巫医，同时也放弃了传统的灵修活动和仪式。由于欧洲入侵者们已具有某些疾病的免疫力，所以许多土著居民认为欧洲的精神信仰和哲学传统比他们自己的要好，这促使许多土著居民接受和信奉了基督教及其教义。

　　土著居民信仰传统的衰落，加上新货物和原料进入美洲，使得土著民族放弃了自己在与自然世界打交道时曾以尊重自然、与自然相联、保护自然为基础而形成的悠久传统。有些土著居民甚至有可能因传染病而责难野生动物和自然界，这是因为似乎许多土著居民都将疾病的产生与野生动物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一种在他们看来可以将疾病的影响和发生疾病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的文化传统。比如，切罗基人（the Cherokee）认为杀鹿是一件不敬之事，这有可能产生像莱姆病（Lyme disease）这种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的疾病。切罗基人将新疾病的出现归咎于宇宙的失衡，而这种失衡是他们未能正确遵循古老仪式所引发的。与之相似，阿尼什纳比人（the Anishinaabe）（亦称齐佩瓦人［Chippewa］或奥吉布瓦人［Ojibway］）中出现了大药师会（Mediwinin healing society）和相关的仪式，以应对一些在他们看来与野生动物有关的疾病。不过，这些疾病更有可能是在前哥伦布时代他们与欧洲人接触时所感染的。

对人类以外其他物种的影响

　　人类并非唯一承担上述外来疫病侵扰的物种。18世纪下半叶，那些生活在哈得孙湾以西到落基山脉间并成为土著居民生存之衣食来源的野生动物种群，包括鹿、驯鹿、驼鹿、野牛和河狸也大量死亡。它们之所以死亡，很有可能是欧洲人带到美洲的驯化动物所携带的疫病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动物们相继死亡的现象主要发生在有蹄类动物中，它们很可能是最易受到欧亚地区有蹄类动物携带的传染病感染的群体。新世界的食肉动物比如狼和熊等，相对而言似乎不受这些疾病的影响。不过，它们面临了有蹄类动物数量减少所造成的食物来源减少的问题。

　　除了疫病的上述影响外，当土著居民抱着明显厌恶的态度去消灭动物时，野生动物的自然群体遭受到了另一重打击。人们认为是这些动物将疫病传染给人类而破坏了它们与人类的盟约。因此，非人源接触性传染病被传入美洲所造成的一个讽刺性后果，乃是以尊重非人类物种为基础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摧毁。即使不是全部的北美土著文明，但其中的大多数都曾拥有这样一种哲学传统，即认为非人类物种亦有灵，并以生态关系为基础形成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休戚与共的观念。有人认为，外来疫病对这些文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致使人们转而向其非人类伙伴发动攻击，这就使一些部落为了与欧洲人进行皮毛贸易以换取其商品和金属，而将当地的河狸、鹿、野牛和狼等种群猎杀殆尽。

欧洲传统和自然世界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那些入侵美洲的欧洲传统与美洲的截然不同，这种欧洲传统主要源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文化，但它更是文艺复兴和理性主义传统的产物；这种欧洲传统致力于将人类自身与自然界完全分离开来，只有在将自然界视为资源加以利用时，二者才产生联系。文艺复兴末期（宗教改革期间），西欧基督教的新教教派所发展的哲学传统并不鼓励人们去探究上帝造物的方法。上帝让人类“凌驾”于非人类世界之上，这就为人类可以任意地对待自然界提供了足够的正当性。

　　在欧洲人眼里，山区意味着不愉快、危险，而森林则更危险。这些地方是野生的，因而它们是未被驯服的，这便足以引发西欧人对之产生恐惧和敌意。荒野（自然世界）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使人们对那些进入人类领域的野生动物保持着高度警惕。一只蜜蜂飞入村舍小屋，又或是一只鸟在窗户上轻敲，都足以让人们惊恐。1604年，英国下议院之所以拒绝通过某项议案，就是因为提案者在进行发言陈述时有一只寒鸦曾飞过议会厅。

　　即使是在今天，人类差别对待非人类（自然）世界的态度和行为继续存在于人类应对动物疫源性传染病的过程中。同疫病真正带来的威胁相比，这些应对措施常常是极端的、过度的。近些年来最过激的应对举措是欧洲人屠杀了几十万头农场动物，这在大不列颠群岛尤为严重。人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小规模暴发的口蹄疫，以及零星发生的所谓的疯牛病。

　　就口蹄疫而言，它几乎仅是对经济造成冲击，鲜有证据能证明口蹄疫会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不过，口蹄疫对经济造成的威胁仍足以成为人们屠杀数十万头动物的理由，这通常是因为人类有可能接触到这种疾病。如果动物们所接触到的潜在疾病传染源是智人而不是有蹄类动物，那么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是否还能够想象出我们用这样一种残酷的屠杀方式去解决问题的场景？与之相似，那些走到美国黄石公园边界外的野牛常被蒙大拿州的一些部门立即屠杀掉，他们这样做的依据是这些动物有可能是牛科疾病布鲁氏病菌的携带者。讽刺的是，布鲁氏病菌是在旧世界的牛科动物体内进化形成的，并随着旧世界的牛一起传播至美洲。美洲野牛从未出现过感染布鲁氏病菌的症状，然而，小部分美洲野牛在病原体检测中呈阳性的事实仍足以成为人们屠杀美洲野牛的理由。

　　人们在应对疯牛病——更确切的名称是牛脑海绵状病（英文简写BSE）——时采取了更为荒谬的措施。疯牛病是由朊病毒引起的一系列相关病症中的一种，朊病毒似乎是一类有自我复制能力的蛋白质分子。其他同类型疫病还有羊的痒病以及人类的库鲁病和克雅氏病。这种病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并逐步损毁大脑。人们根据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后牛科动物所表现出来的症状，轻蔑地称之为疯牛病。不过，一个比该名字更恰当、更精确的名字应当是“极痛苦的牛”。这些明显是因朊病毒作祟而出现的病症不会以接触的方式直接传播，而只能通过食用中枢神经海绵组织的方式传播，这些中枢神经海绵组织包括脑和脊髓。这种病症之所以在美国和英国广泛传播，唯一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屠宰场会在屠宰动物后将“动物废料”粉碎，并把它作为一种蛋白质辅料添加到牛饲料中。

　　很明显，人类只有在食用含有牛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食物后才有可能感染该疾病。新几内亚之所以会暴发库鲁病，与其食用他人脑髓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英国，那些食用过劣质汉堡的人曾出现过疯牛病般的症状。显然，如果能在供人类食用的汉堡和牛的饲料中禁止使用屠宰场的动物废料，则能避免引发该病。然而，这种调整却因经济压力而进展缓慢，甚或被阻碍。不过，世界上得疯牛病的人数量不足20人，人们用烤或煎的方式来烹煮牛肉，一般不大可能感染该病，该病也不会在人类中暴发。

　　汉坦病毒是一种啮齿动物携带的病原体。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鼠科啮齿动物身上都携带有一系列类汉坦病毒。有一种被称为汉坦病毒的病毒，似乎仅将一个物种——鹿鼠（deer mice），又称为鹿白足鼠（Peromyscus maniculatus）——作为其主要宿主，不过，它在鹿鼠体内似乎并未引发重大的健康问题。然而，这种病毒会在人体内引发类似肺炎的症状，致死概率达50%。对美洲西南部的土著居民而言，这是一种他们十分熟悉的疾病，而这种疾病也很有可能是迪内人（Diné，又称纳瓦霍人［Navajo］）会毁掉过世之人曾住过的泥盖木屋的原因。近些年，这种疾病在美国引发小规模的恐慌，因为鹿鼠是一种分布广泛且十分常见的啮齿动物。由于汉坦病毒似乎不能在人类中传播，所以它不可能变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流行病。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CDC）开始记录相关病例以来，在美国已登记在册的病发案例不足200起。

　　人类世界中那些与环境、健康相关的问题，基本上都源自人类与驯化动物之间的密切接触。这种长期的亲密接触使一些疫病能够跨越物种之间的壁垒，从其有蹄类宿主或禽类宿主那里转移到人类身上。

重磅历史学工具书《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