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产生并流行于15世纪至18世纪中叶，虽然名为“重商”，但并没有真的只“重视商业”。在微观上，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本身就是财富；在宏观上，他们认为国家的财富和权力由金银的数量所决定。所以他们的结论是，国家应该通过干预经济来增加金银的储备，经济政策应当服务于国家。
具体政策上，他们非常看重贸易顺差，所以主张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关税、补贴、垄断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对外则奉行殖民主义政策，以获取原材料和新的市场。
这些认识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国家主义。但这并不等同于今天所说的“国强民富”，实际上，重商主义认为下层人民的财富不是“国富”。而且他们为了给出口提供更多资源，有意使劳动群众处于贫穷地位，以降低国内消费水平，降低工资减少成本，增加出口竞争力。
重商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当时欧洲正在经历从中世纪、封建主义向绝对君主制的过渡。城市化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开始出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时，地理大发现带来了新的贸易路线和市场，国际贸易竞争也日益激烈，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也是为了争夺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
重商主义鼎盛时期，从16世纪末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国家，通过实施重商主义政策，推动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和资源，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贸易网络和殖民帝国。
当时的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人们还不能认识到重商主义背后的理论缺陷。所以虽然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把国际贸易看作一场零和博弈，对贸易顺差和保护主义的过度看重，再比如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过度认可等等。而这些问题，在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
古典自由主义和工业革命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不过我们对工业革命的印象，主要还是技术层面上。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进，机械化代替手工劳动，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我们往往会据此认为技术进步才是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
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我们也有可能因此忽略了，社会观念、法律制度和资本积累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技术很重要，但其重要性并不绝对也不唯一。所以，想要全面认识工业革命，还需要认识到当时历史背景下的那些思想资源和制度优势。18世纪启蒙时代到19世纪中期，西方思想史正处于古典自由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可谓群星闪耀。
在德国，康德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并指出“人永远是目的，而不应成为手段”。在英国，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自然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主张政府的职责是保护这些权利；亚当·斯密通过《国富论》阐述分工和市场的重要性，指出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法国，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直接影响了后来美国的建国方略；伏尔泰在倡导宗教宽容、言论自由和反对封建专制。在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起草了《独立宣言》，把自由的理念融入美国政治生活中。
综合来看，在观念上，他们都强调法治，注重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并把财产权视为个人自由的基础，强调个人通过劳动获得的私有财产的重要性。政府的作用，重点是保护私有产权，作为维护秩序的“守夜人”。同时应该通过选举、代议制、三权分立等措施来限制政府权力。
同时在经济上，他们都反对重商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支持市场自由竞争，认为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经济活动，而且效率更高。斯密指出，即便人们的动机是出于“私利”，市场交换也可以达到“互利”的结果。《国富论》也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而后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人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理论。
工业革命前夕，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成为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劳动力。有恒产者才能有恒心，想要维持这部分失地农民的稳定，难度可想而知。而私有财产权原则的确立，使这部分人虽然失去了“恒产”，却并未失去“恒心”。人们失去了土地，却能够在城里重新找到创造财富的机会，并且确信他创造的财富能够守住和传承。
很多国家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私有产权原则的重要性，而英国却能够在工业革命之前就确立和解决了私有财产的地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工业革命活该出现在英国。
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
20世纪前，古典自由主义是当时的主流思潮。虽然还是有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又或是南美的阿根廷，甚至是远在大洋彼岸的亚洲，贸易往来都十分频繁。而一个人如果想换个国家掘金生活，只需要搞到一张船票就行。
但是20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美国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和政治经济思想的走向。主流经济学思想从“自由放任”，重新转向了国家干预和管制，并且重新进行了“包装”，以新的形式走上历史舞台。
1929年美国股市暴跌，最终带来“大萧条”，西方世界也因此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也没有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于是人们就把这次“大萧条”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认为经济周期不可避免，单纯的“自由放任”不是治国之道。
1932年，由麦克唐纳领导的英国政府，宣布放弃长期以来的自由贸易政策，转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引入进口税并建立帝国特惠制。西方其他国家也纷纷放弃了原有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开始实施各种管制。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抨击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市场并不总是能够自我调节并达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因此政府干预是必要的，需要通过货币、税收以及公共支出等手段来调节总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这与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完全相反，于是被称为“凯恩斯主义革命”。
在当时，凯恩斯主义直接影响的是英美两国。在英国他直接参与了经济政策制定，他还通过给罗斯福写信、送书等方式影响美国的政策走向。凯恩斯和罗斯福第一次见面，他就用一大堆统计图表向罗斯福的内阁成员讲解，政府只要花一美元，就会创造四美元的国民收入，建议他们通过借款或增发货币来刺激总需求。而这就是他的“乘数理论”。
实际上，罗斯福上任初期的财政政策还是相对保守的。美国经济在前一年复苏时，罗斯福甚至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但是后来罗斯福身边的智囊团，大部分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开始建议总统增加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凯恩斯也再次给罗斯福写信，劝他实行大规模的赤字开支。
很明显，罗斯福新政的思想渊源就是凯恩斯主义。为了重振经济，罗斯福推出了《国家工业复兴法》，该法案不仅授予总统建立公共工程署的权力，而且对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工资标准和工作时间都做出了规定。此外，罗斯福还推出一系列重要法案，包括像《紧急银行法》《联邦紧急救济法》《农业调整法》等等。
依靠庞大的政府支出，罗斯福的确重建了人们对于政府的信心，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短期发展。但与此同时，联邦政府的赤字支出也保持在了高位。罗斯福本人也受到高度肯定，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也是美国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统。
“罗斯福新政”今天在主流教科书中，得到的一般都是正面评价。凯恩斯也依然广受赞誉，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他逝世五十多年后，在1998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凯恩斯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排名第一。
凯恩斯主义的流行和成功，标志着“东风压倒西风”，“看不见的手”开始后退，“看得见的手”开始伸向市场的各个领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在理论上重新找到了其“合法性”，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标配”。
今天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之上。每当经济遇到难题，各国政府就会搬出凯恩斯主义，纷纷推出各自的“新政”。而这些不过都是“罗斯福新政”的翻版。
新古典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春风
虽然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席卷全球，但反对的声音从未停息，此前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火种也并未熄灭。即便是在凯恩斯风头正盛的1930年代，哈耶克也和他开展了一场“世纪大论战”。
哈耶克作为米塞斯的学生，是坚定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通过干预来调节经济周期，提倡用财政支出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和就业。哈耶克则坚持认为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强调市场竞争和个人自由，政府干预反而会扭曲市场信号，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最终损害经济发展。
当时这场引人瞩目的大论战，哈耶克在场面上落了下风，不少哈耶克的学生和朋友后来转向了凯恩斯主义。但是历史并没有一直站在凯恩斯这边，凯恩斯主义在四十多年后也遇到了麻烦。
1970年代初期，许多发达国家出现了滞胀的现象，也就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困境。这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预期相悖，政府的刺激并没有让经济顺利增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其有效性和适用性。于是，哈耶克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
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算是主流经济学界对他的认可，也是对“小政府大市场”理念的重新认可。此时凯恩斯已经去世多年，可以说，哈耶克扳回一局。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亲自设立，但这个奖项的影响力，可以看作主流经济学的风向标。
哈耶克的获奖让他名声大噪，也让奥地利学派迎来了久违的复苏。并且哈耶克还有了一位重量级的粉丝——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会随身携带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并经常推荐给她的同僚。
而在另一边的美国，里根成为美国总统，他的智囊团成员之一是1976年的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弗里德曼曾经多次到访中国，与不少学者和官员有深入交流，第一次是在1980年作为里根的经济顾问团成员来的。
里根与撒切尔私交甚好，撒切尔在英国大力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压缩国家干预，打击工会，削减教育、科技和福利等公共开支。同时，对企业和富人减税，刺激投资和积极性，重新推行自由贸易。撒切尔的改革解决了当时的“英国病”，创造了“撒切尔奇迹”，并且实现三次成功连任。
里根在美国也进行了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改革，主要包括：推行大规模税收减免，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减少政府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和公共项目上；放松了对企业的监管，取消了一些行业的规定和限制，以促进市场竞争和企业的自由经营；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提高了利率，以控制通货膨胀。
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都是成功的。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拉丁美洲，即便是军政府统治下的智利，也在弗里德曼的影响下，实施了市场化改革，迎来经济的强劲发展，后来一路领跑拉美。阿根廷也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进入了1990年代的改革期，并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复苏。
总之，在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春风拂面而来，世界一片欣欣向荣。
阿根廷“向右”，世界大势“向左”
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会，讨论198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会议最后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核心要义是保护私人产权，放松管制、开放市场、降低税率和约束公共财政支出。今天看，这个共识是1980年代经济思想的缩影，但是很遗憾，它很快被抛弃或取代。
1998年4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主要内容包括：（1）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2）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3）不应该降低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4）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5）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6）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
2001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所以市场参与者无法做出最优决策，这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因此他强调通过政府干预市场来纠正市场失灵，促进社会福利。2002年8月，斯蒂格利茨在拉美经委会发表演讲，明确提出要抛弃“华盛顿共识”。
可以看出，“圣地亚哥共识”和斯蒂格利茨都是在重新拥抱“大政府”，让政府把市场管起来。并且他们把焦点，从原来的市场本身转移到了社会福利和民主制度。今天看，这个共识的提出，既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转向。拉美国家“未富先骄”，“饼”还没有做大，就开始想着怎么“分饼”了。
不过幸运的是，智利因为此前二十多年的市场开放，人们对市场也已经形成共识。智利虽然实现了民主化转型，但经济政策并没有迅速“左转”，而是仍然保持了对市场的开放，使智利经济在拉美“一枝独秀”。
与智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山之隔的阿根廷。阿根廷在1990年代实行了新古典自由主义改革，经济发展刚有所起色，人们还没有享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2003年基什内尔政府上台，就急忙“左转”，抛弃了原来自由市场的理念，转而以社会福利、产业发展、社会平等名义，实施了大量干预和管制措施。
结果导致阿根廷一路跌跌撞撞风雨飘摇，通货膨胀高企，经济民生凋敝。二十年后，阿根廷人民对“左派”政府彻底失望，这才通过选举迎来了第一位公开支持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莱作为他们的总统。
虽然米莱是彻底的“市场派”，但今天的阿根廷依然深受制度惯性的桎梏，一方面原来的管制性法律难以根除，同时还有来自工会等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挠，人们的市场观念也远没有达成共识。米莱的一届任期也只有四年，改革能否成功还充满变数。
阿根廷几乎就是拉美的缩影，而不幸的是，今天世界正在有拉美化的倾向。即便是曾经的“灯塔”美国，三权分立对联邦政府的约束力已然式微，LGBT、黑命贵、环保、动保、女权，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而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却丝毫不减，管得越来越细也越来越严。
如果说智利曾经是拉美的特例，那么阿根廷就是拉美现在的特例，阿根廷在“向右”，而世界大势却在“向左”。
从资本主义萌芽到工业革命，再到今天的信息化时代，从重商主义到古典自由主义，再到后来的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人们的观念也在变。这些变化在一个大的历史周期里看，好像是在左右摇摆。但这个规律并不是必然的，历史经验无法简单归纳出经济规律。
人类历史和文明，纵向看，在不同阶段，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经历过辉煌，又从辉煌转向衰败。而横向看，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地区或者行业，也会发现有的正在经历辉煌，有的正在走向衰败。即便同样是美国，汽车行业正在衰败，IT行业还在继续繁荣。其中原因，就是本文主题。
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要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力量大。事实上，这个世界就是由极少数思想统治的。”我不同意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但无比同意他的这个判断。
以前都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现在看，世界大势是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世界却在左右摇摆。向左还是向右，既取决于少数精英，也取决于大多数人对世界的认识。
经济学逻辑有其必然性，但政治实践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研究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传播正确的经济学思想，避免世界被那些错误的思想一直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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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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