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武志红的印象，最早来自于他为《温尼科特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1月版）所作的序言。本身这本《温尼科特传》非常晦涩难懂，武志红的序言却清晰明了，把温尼科特定性为一个“暖男”，序言就叫：“暖男温尼科特传的真诚”。
现在武志红的专著《巨婴国》问世，我惊讶地发现，他为《温尼科特传》所作的序言，竟然收在《巨婴国》中，标题改成了《正常等于可怜》（P238）。
由此可见，《巨婴国》是一部作者的文章合集，很容易从全书的风格中看出，书中的文章都曾经单独发表过，具有这一特征的最显明的特点是，书中的文章都很有独立性，很多文章，都对作者的核心观点不厌其烦地进行阐述、论证与演绎。给人的感觉，就像鲁迅把自己独立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汇成一本《热风》似的。
武志红的这本《巨婴国》的标题，可以想象并不会讨国人的喜欢。就连我自己，也为作者把中国人比喻成一个“巨婴”感到耸然而惊。不是说婴儿有什么不好，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赤子”就是指的是刚生的婴儿，后来比喻热爱祖国，对祖国忠诚的人。“婴儿”作为一个意象，在莫言的小说里也有复杂多变的指向，曾经他的一篇中篇小说就叫《金发婴儿》，在莫言的小说里，“婴儿”的出现频率也相当的高，而这个婴儿的一词的来源，恰恰是来自于莫言最主要效法的前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
武志红把中国比喻成“巨婴国”，他有着他的精准的解释，他认为“巨婴，即是心理发展水平还停留在1岁前的成年人。”
他由此阐发道：“多数国人，都是巨婴，这样的国度，自然是巨婴的国度。”（P8）
武志红在书中犹为率直的地方，就是用他的来源于弗洛伊德的分期理论，将世界上的国家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英国和美国，已经到达了俄狄浦斯期，相当于3—5岁，往前推是1—3岁的肛欲期，作者认为“德国和日本就像是处于肛欲期”，而国人呢，顺着作者作出巨婴的判断，则“国人的心理发展水平没超过6个月”，应该属于心理分期的“口欲期”，作者顺便推导出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大吃大喝。正当大家以为作者给予国人的分值未免太低时，其实作者还留下一个位置，给了印度，作者说：“在我看来，印度人简直是都还没有出生，他们集体活在中阴身的状态。”（P15）。作者的这种直抒胸臆、口无遮拦的表达风格，在当下学界只会说好好好、哈哈哈的整体氛围中，确实有一点大胆无忌，而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作者思考社会、关注国运的赤子之心——我这里的“赤子”可不是指“巨婴”的意思。
鲁迅曾经学医，但他后来从文，致力于对中国国民性的解剖与分析，武志红所学专业是心理学，与医学也算是姐妹学科吧，他也用心理学跨行去解剖中国人的精神实质，这与鲁迅的动机有着某种相似性。他们所运用的解剖刀各有不同，鲁迅依靠的是他对故纸堆中的中国的丰厚的积累，而武志红的武器，就是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理论。整个《巨婴国》就是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对中国人与社会的一次全面的解析与剖析。
当然，这里涉及到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即使在西方，弗洛伊德的理论也面临着种种质疑的问询，而且我们注意到的是弗洛伊德的嫡传弟子荣格也背叛了老师的理论体系，对弗氏的核心论点逐渐采取了背离的抉择。武志红也深刻地感知到弗洛伊德理论在中国处于的不适状态，在书中他提到了这种社会认知，“咨询界一个说法是，精神分析在中国缺乏土壤，因精神分析的前提是，一个人得有个体性自我，而中国人是群聚性自我。”尽管如此，作者坚执地认为：“关于精神分析，以我咨询的经验看，在中国一样非常有效。”（P202）
这构成了《巨婴国》的理论核心，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按照婴儿的特点，“巨婴国”的心理特征重点有三个，这也是全书重点剖析的中国人的性格特征。
第一是共生，因为6个月前的婴儿会觉得，我就是妈妈，妈妈就是我，所以，这一心理取向，导致了集体主义的产生。第二是全能自恋，6个月前的婴儿会觉得，我是神，无所不能，这导致了追求卓越、“做最好的我”这一理念出现，也是孝顺或听话哲学的根本所在。第三个是偏执分裂，其特点就是“我是好的、白的、善的，我的意愿才能存在，你则是坏的、黑的、恶的，你的意愿不能存在。”
这三个基本心理，作者指出在“各种经典的中国式现象中，基本都可以找到这三类心理。”（P25）。
“巨婴国”三类心理，造成了哪些危害，作者用这三种心理，去针砭的是哪三种社会症结？我觉得作者的指向有：一是集体主义。作者认为“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化将利他和集体主义捧上神坛，而一直将利已和个人主义视为邪恶。”（P39），“共生，是集体主义的源头。”（P90）作者进而指出，“集体主义社会，其实满足的，就是大家长一个人的巨婴式的全能自恋。”（P99）对待这种现象，作者提出的办法是“法治与自由。法治提供了真规则，而自由允许个性自我涌现。”（P109）。二是孝顺听话。作者认为“一个人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成年人的标志，就是离开父母并赢得了自己的独立空间”（P233），而“孝顺”的根本目的就是“想尽办法阻挠孩子走向独立”。作者对“孝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与抨击。三是卓越强迫症。既然婴儿有全能自恋，那么，很自然地就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神，必然要求自己必须有卓越的表现。这种自恋产生一连串的后果。包括自恋性暴怒、爱归罪别人等等，并可能会从全能自恋逆转为彻底无助，也就是说，自恋能够“秒变”成自卑。
作者用弗洛伊德的基础理论，对当今中国的官场文化、家庭伦理、爱情婚姻以及影视作品都作了全方位的阐述与解秘，有些部分的确能够给人耳目一新的新鲜感，比如在《女鬼、女妖与无欲男》一节中，作者指出妖与鬼的区别，剖析了为什么电影《画皮》中要将女鬼改成女妖，认为“玩怨恨的，是女鬼；为了爱恨情仇捅破天的，是女妖。”而“妖女可以提出欲望”，以迎合现代男人的欲望想象。从心理学的隐秘角度，掘曲发微地揭开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实质，这就是作者身为心理学学者持着自己擅长的独门暗器对文艺领域进行一番条分缕析之后必然打造出的独到新颖之处。
《巨婴国》中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运用是相当广泛的，包括“男孩的恋母弑父情结和女孩的恋父仇母情结”这一在弗洛伊德看来“是人类共同的想法”（P290）的标志性论点，《巨婴国》作者基本作了全盘接受，并借此对中国当下的一些家庭伦理现象进行了解释，比如作者提出了中国真正起到主宰作用的是大母神为外在形象代表的女人，而中国父亲是缺位的，这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与家庭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恰恰是“恋父”、“恋母”情结这套理论体系，连荣格都采取了放弃的态度，就我们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来说，这一弗洛伊德基本论点，并非是放之五湖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用这样的心理学界争论较多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当代的社会现象，未免让人有一点接受上的困难。
还有一点感受，《巨婴国》认为集体主义是巨婴国不够成熟的标志，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恰恰找不到集体主义的精神内质，中国过往的时代一直被人们诟病为一盘散沙，没有组织意识，梁漱溟在写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就明确地提出：“中国人究竟缺乏甚么？我答：‘缺乏集团生活’”。由此可见集团生活，也即集体主义是引进自西洋的舶来品，是整治中国国民性的一副良药，如果把集体主义作为洗澡水里的婴儿再次抛掉，可能“五四”以来中国从国外引进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也会说“不”的吧。
我们可以从《巨婴国》里偏激的语词、锋利的表述、直逼现实的焦点中，充分感受到作者身为一名心理学学者，对中国社会殷切关爱之情，他迫切地期望用“心理学”这一工具，来打开困扰我们这个暂且称之为“巨婴国”的社会症结所在，从根源上切除掉扼杀我们民族拥有成熟心胸与智慧的顽症病根，释放我们民族的内在的创造力与活力，实现我们民族复兴大业的宏伟梦想。“忧之愈深，爱之愈切”，这是我们从武志红这本书中能够感受到的最强烈的印象与底蕴，这足以扫除我们在面对“巨婴国”这个令人难堪的丑陋的中国面孔时产生的最初的怔忡，而激发我们去剔除我们的劣根性，健全我们的民族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