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叶永烈著《四人帮”兴亡》当代中国出版社来源：上观新闻

江青的身世之谜

江青曾在自己拍摄的一幅庐山云雾照片上，洋洋得意地题诗一首：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然而，越是“锁在云雾中”，人们倒越是想知道个究竟。在20世纪30年代，各报刊曾有过许多关于蓝苹（亦即江青）身世的报道。那些报道，在猜疑中掺杂着真实，也确有几篇大体上是准确的。

好在她也有“露峥嵘”的时候，虽说只是“偶尔”。当她在1972年跟美国的那个露克珊·维特克女士谈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的身世，露出了“峥嵘”。不过，她习惯于信口开河。本来，她的谈话是供露克珊·维特克写作“江青传记”（也就是后来出版的《江青同志》）之用，应当百分之百真实，她却掺进了种种虚假之词。

幸亏有大量档案材料在，有好几位20世纪30年代蓝苹的见证人在，才算为破云拨雾提供了依据。

1936年7月10日出版的《沪光》杂志，对蓝苹的身世概述，基本上是那么回事：

蓝苹，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县人。幼失恃，倚其姐丈度日。在家曾受小学教育数年，后入济南实验剧院从赵太侔、王泊生等学戏剧艺术。李尚在幼年，唯个性极强，常恃强好胜，故对于课程极为努力。十九年（即1930年——引者注）实验剧院因时局之转变而停办，赵太侔调至青岛大学。多数学生随王泊生赴北平，组“海鸣剧社”，独李随赵至青岛，任图书馆职员，半工半读得以饱览群书，智识猛进，思想亦随之前进，且亦能写作。当时有人认其有左倾嫌疑。后与俞珊（田汉创立的南国电影剧社的著名女演员。郑君里亦为该社演员。详见田海男著《田汉小传》——引者注）之弟俞某相识。由爱而婚。后俞某因共产党嫌疑被捕，李亦离开他去。此后数年，不知其音信。唯传闻李曾居沪，因参加秘密工作被捕。去年秋，李忽返济探望其母。同学有见之者，问其数年经过，皆模糊回答，但知其曾在江南之乡村任小学教员。再问其有无被捕事，则笑谓无之。然观其行动，确似艰苦奋斗之人物。在济不数日，又翩然他去。初不知其他往，后电通公司出品之《自由神》一片到济公演，则与王莹配演女兵之蓝苹女士，即李云鹤也。由是济南友人，方知其已至沪入影界，后于报章杂志中得知李与其电通公司男演员唐纳结婚。……

1936年7月1日，《辛报》所写的蓝苹经历，也大体上是准确的：

蓝苹的真姓名是叫李云鹤。在未来上海之前她曾在各地干过话剧运动。除了演剧之外，并且还参加政治活动，加入过好几种不同派别的政治团体；但，因为她不忠于所参加的政治团体的关系吧，她也曾被所有参加过的政治团体开除出来。山东济南本来是她的故乡，到最后就为了她那种善变的政治活动，一时站不住脚了，她才偷偷的避到上海来，想冷冷场再回去的。

至于她的恋爱生活，过去原已非常丰富：她以前虽则没结过婚，可是事实上的丈夫是早已有了的。女演员俞珊女士的弟弟小俞（他的名字连干话剧的人们也不知道，虽则他一向也是干话剧的，同伴们都只叫他小俞），就是和她同居了三年多的丈夫，在她到上海来之前，她和小俞是在北平闹翻了。

在一个夜里两人争吵，她就不别而行。回故乡不久就转避来沪。蓝苹倒的确可以说不是一个普通女人了。……

不错，蓝苹真的并非一个普通女人。1933年7月，当她拎着已经破了一只角的黑皮箱走下火车，第一次踏进十里洋场时，不过是19岁的山东姑娘而已。

她已经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验，有着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尽管人地生疏，她居然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在舞台上演戏，在舞台下也演戏……

今天从出身谈起。我1914年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3月生的，究竟是哪一天不告诉别人，保密，怕人祝寿。

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父亲脾气很暴躁，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打人，骂母亲。有一年元宵节，父亲把母亲的小手指打断了，母亲背着我跑了，从此我学会走夜路……

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曾用这样的口气，向美国的露克珊·维特克自述身世。

江青，生于山东诸城东关街（也有的说是诸城府前街上秩沟）。

诸城是山东东南部的一个县，位于潍河上游，以生产小麦、甘薯、大豆、高粱、玉米为主。诸城曾经出过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作家王愿坚、诗人臧克家等名人。诸城人称诸城有四大家族：一是孔老二的女婿家（公冶长，孔子侄女婿）；二是毛泽东的丈人家（也就是江青家）；三是康生的姥娘家（也就是康生家）；四是李清照的婆家。

她的祖父李纯海，本是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但是，到了她父亲手中，已经破落了。她的父亲名叫李德文。所谓“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其实，就是木匠铺。

李德文是做车轮的木匠。江青说，“山东的木制手推车是很有名气的”。李德文雇了小徒弟，自己也做木匠活，“上升到作坊主”。后来，在诸城城关开了爿旅店。

李德文的元配妻子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名叫李建勋，后来改名李干卿，生于1901年3月13日，比江青大13岁。女儿名叫李云露。

李德文五十多岁了，嫌发妻年老色衰，娶了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颇有姿色的女人作妾。

这个小老婆生下的一个女儿，便是本书的主角之一——江青。据说，本来李德文盼望生个男孩，事先取名“李进男”。

可是，待孩子出生，方知是女孩，便以“李进孩”作为她的乳名（后来，江青的摄影作品署名“李进”，便源于她的乳名）。

另外，由于这个女孩是第二个女儿，在家中也叫“二妮子”。不久前发现的江青与母亲在1936年的一帧合影，是江青母亲唯一存世的照片。

江青的出生年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通常说成“1914年3月”，因为江青1944年在延安填表时是这么写的。1950年，她在干部简历表上也这么写，此后她也一直这么说。

大抵也由于这一缘故，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也写道：“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67岁，亦即1914年生。

另外，江青对美国记者维特克也这么说：“我1914年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3月生的……”不过，美国记者斯诺所著《西行漫记》（1968年增订本）则称江青生于1912年。

另外，曾任共产国际联络员的彼得·弗拉第米洛夫在他1942年12月3日的日记（后来以《延安日记》为题公开发表）中也记载：“江青很友好……据她告诉我们，她在1912年生于诸城（山东）一个贫苦家庭。”

因此，江青有可能生于1912年。有人猜测，江青后来又改口说成1914年，以显得更年轻些。不过，中共党史出版社在2004年1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第267页，却说江青生于1915年。原文照录如下：

江青　女，汉族，1915年生，山东诸城人，原名李云鹤，又名李鹤、李云古、蓝苹、李进，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

在关于江青出生年月的三种不同说法之中，本书作者以为第一种说法（即1914年出生）更可靠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也采用第一种说法。

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不少报道说江青本姓栾，名淑蒙。其实，她的母亲姓栾，山东临沂人。按照中国传统的命名法，她的母亲便叫“李栾氏”。

江青出生时，父亲已60岁。江青说，虽然她的妈妈当时也已年过四十，但在记忆里，妈妈比爸爸仍要年轻许多，两人有明显的年龄和体态的差距。

除了乳名李进孩之外，江青正儿八经的名字叫李云鹤。大抵由于她向来张嘴就说，今天说的跟昨天说的常常不一样，所以关于李云鹤名字的由来，她曾有过两种不同的版本。

“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你想，蓝天白云，仙鹤飞翔，多美！你听说过中国有句成语叫‘鹤立鸡群’吗？鹤不仅站在那里比鸡高，而且鹤能从鸡的头顶上飞过去。鹤是出众的！”这是江青在维特克面前絮絮叨叨说过的一段“台词”。

在此之前，她还曾如此说过：“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大名。看到我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薛焕登先生给我取了个名字，叫‘云鹤’。”薛焕登何许人？在诸城，是一位知名人士。他是江青读书的那个小学的校董。

相比之下，第二种版本显然离历史的真实要近得多。薛焕登为李进孩取名李云鹤，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属“云”字辈——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就叫李云露。

其实，“云鹤”倒也有出典之处。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出场诗为：

妆点山林大架子，
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
处士虚声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
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间鹤，
飞来飞去宰相衙。

这“翩然一只云间鹤”，不断地“飞来飞去”，后来不是“飞”进了“宰相衙”，而是“飞”进了中南海！当然，这是后话，此处暂且按下不表。由于本书主角的名字颇多，笔者经过一番查证，开列于下：

李进孩——乳名。

二妮子——乳名。

李云鹤——从上小学开始使用的学名。她去世之后，墓碑上刻着李云鹤这一名字。

李鹤——1933年7月她从青岛第一次来到上海，在晨更工学团任教员，用李鹤这一名字。

张淑贞——1934年6月，她第二次来到上海，在小沙渡路办的女工夜校当教员，化名张淑贞。

李云古——1934年10月，她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工总部逮捕，关押在国民党上海公安局看守所，化名李云古。

蓝苹——1935年春节，她第三次来到上海，进入影剧界，取艺名蓝苹。

江青——1937年8月，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

李进——1951年6月，参加山东“武训历史调查团”，化名李进。不言而喻，此名源于她的乳名。1951年9月，她参加湖北农村土改工作组，亦用此化名。后来她发表摄影作品，用李进作为笔名。

高炬——1966年5月8日她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时所署笔名。

峻岭——1971年在《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发表林彪学“毛选”的整版照片时所署笔名。

李润青——1991年住院时使用的化名。

此外，还用过李淑贞、李淑珍、李素浣、李青云、李维芳、李惠芳、兰淑孟等名字。

李家是个不安宁的家庭

李家是不安宁的家庭，“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

李家充满暴戾的气氛，其原因有三：一是大老婆、小老婆争斗；二是李德文脾气急躁、粗暴，特别是在手头拮据的时候，肝火更盛，往往把怨气发泄在妻子们身上；三是江青的母亲李栾氏个性极强，不论在与大太太的争斗中，或者在与丈夫争吵时，不肯退让半步。

江青曾说，“由于我们很穷，粮食也不够吃，所以我父亲经常打骂我的母亲。”这种行为使他赢得了“骂街艺术家”的绰号。就这样，江青的童年是在家庭不断争吵中度过，在贫苦、压抑和不幸中度过的。

江青的个性极强，极为好强，一方面可能是母亲“遗传”的性格，一方面也由于家庭环境所造成。维特克根据江青的自述，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

尽管无论什么时候他（指江青的父亲——引者注）感到气不顺，他就打孩子出气；但是当他粗暴地殴打她母亲时，所有的孩子就都聚集在母亲的周围，这也是他们试图保护母亲的最好方式了。

他的有些狂暴之举是难以忘记的。那是个“花灯节”发生的事，适逢正月十五那天，一些地主家挂出了许多彩灯。似乎是受到这种超出他所能达到的富裕程度的炫耀的刺激而使他疯狂起来，江青的父亲抓起一把铲子冲向她的母亲。

先是打她的后背，接着又击她的手，她的小手指都给打断了。当江青冲到她母亲身前以保护母亲时，她的嘴巴也被打着了，还打掉了一颗牙。正如江青所描述的这个强暴的情景，她母亲的手指留下残疾，她还用食指掀开自己的上唇让人们看她儿时被打碎的牙。

像一种思想上的反省一样，她谈道：“最初我认为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因为我父亲就欺侮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事实上，导致他作出这种行为的根源是那折磨人的贫穷。”

无论他有天大的理由，这件事对于她母亲来说，终于使她不能再忍受这最后一击。她把江青绑在背后，娘俩逃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

江青故弄玄虚地又说，虽然还仅仅是个孩子，但是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学着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路，随后独自在夜间行路。

诸城县一个有一妻几妾但还没有男性子孙的地主收留了江青母亲，作他们家的仆人。江青虽然最初拒绝和母亲一道去，不过随后还是同意了。她记得从那时候起，她母亲就一直被一些男人所包围。她母亲参与家务的目的和动机可能使江青很为难，下面这些话为此提供依据：

“我母亲要出去工作，因此我可以能够上学。只是因为学费和书本是免费的，我还能够读完小学。但就是这样，我还是经常挨饿或者吃冷饭。最终造成慢性胃肠炎的疾病。”

她记得在勉强吃下乡亲们救济给她的冰冷薄煎饼以解饥饿之痛以后，她呕吐了，很长时间始终感到恶心。她说，自童年起，她就患上了消化方面的疾病，且长期受此疾痛。

作为一个孩子，她从未穿过一件新衣服（她讲到这里时明显地带着怨恨的语调）。

“所有的衣服都是一个哥哥传给我的。”

她的头发总是梳着两条小辫，这也招来麻烦。她母亲做工那家地主有一个小女孩，没事找事要嘲弄江青那奇妙的发辫式样。

一次，那女孩正在辱骂的兴头上，突然猛揪江青的头发，这下激怒了江青，她竭尽全力将那女孩推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家里的其他成员一齐出动来整治她这个胆敢抗争的孩子。结果，她母亲只好带着她离开了这家。

不久，她母亲又找到一份工作。这一次是一家“破落地主”。那时财富的损失也就意味着要挨饿。一天晚上，江青独自呆在与母亲同住的房间里，雨水流过那破烂的窗框，窗上已没有几片窗纸了。借着仅有的一盏小油灯所提供的光亮，江青一动不动地在炕上坐了几个小时，什么事也没做，一直等她母亲的归来（炕是中国北方家里用石头砌成的大床）。

天快亮了雨才停下来，这时母亲出现在门口。江青大吃一惊，娘俩都直立在那儿，她母亲突然放声痛哭，一把将江青搂入怀中。她递给江青一块大饼，可是江青太疲劳了，一口也没吃就睡在母亲的怀里。母亲也一点没吃，轻轻地将这点宝贵的食物包起来，留着以后分享。

“在我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试着走夜路去找我母亲。”

她多次重复这个事实，就是要留给她的听众一个很想知道的悬念，即她母亲找到的工作是夜间做事。在夜晚独自对想知道的事的想象，成为江青回忆童年往事的主题。江青接着说，别人在夜间走路都怕遇到妖魔鬼怪或神仙；而她却从未有过这种恐惧。但是有一样东西她害怕，这就是那些恶狗。

多年来，她常与摆脱不掉的恐怖为伴，它们穷追不舍，甚至要吃掉她。想到令人不安的恶狗，又使她回想起另一件事。

那时她住在一个叫陈庄的村子里，这里的人跟她家一样都姓李。那天她就吃上一顿饭，受饥饿折磨的驱使，她漫游到街上走入一条小巷寻找她母亲。在这个人口稀疏的村子里，恶狗猖獗。突然她受到一群贪婪的恶狗的攻击，而且一口咬在她的腿上。

回忆此事时，她撩起裤角，让人们看就在她脚踝上部的依稀可以看出的疤痕。由狗的狂吠声发出警报，她母亲奔跑过来，一把搂过江青拉入她的怀里，随后把孩子背起来回家去了，眼泪顺着母亲的面颊流了下来。

如江青自述的那样，在那年元宵节，由于父亲李德文满肚子的气，在盛怒之下，打了她的母亲以及维护母亲的她，她的母亲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痛苦、屈辱的生活，背起江青，连头也不回，离开了李家。

江青没有说出李德文在元宵节大打出手的原因：李栾氏不甘于在李家做二房，要求独立门户，以求与大太太平起平坐。李德文不愿一家分成两家，李栾氏坚不让步。于是，爆发了一场家庭大战。

大战的结局是李栾氏带着女儿离开李家，去自立门户了。江青曾叹道：“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还这么写及：“江青的家境实在太穷，买不起制服，有什么便穿什么，但大多数是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别的孩子觉得她的模样滑稽可笑。江青的破烂鞋子，其中一只露出了大脚趾，同学们刻薄地称她为大哥；至于她那突出的脚趾，则被谑称为‘鸭蛋’。”

尽管江青从小就对她的父亲毫无好感，对充满暴戾的李家并无好感，然而，江青与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姐姐倒相处甚好。尤其是跟比她大11岁的姐姐李云露，感情甚笃。

当然，江青从小最爱的，还是她的生母李栾氏。江青从未对人提及的一段往事，在这里却不能不提：

江青的母亲，曾在诸城张家帮佣。张家是大地主，与臧、王、孟家并称为诸城四大家族。张家的小少爷，名唤张宗可，字少卿，乳名张旺。此人生于1898年，比江青大16岁。他对于江青后来的革命生涯影响颇大，对于江青成为“旗手”也是出了大力。

张家原本不在诸城，而在山东胶县利民区大台庄。张家四兄弟，大少爷张宗彝，二少爷张宗开，三少爷张宗儒，四少爷便是张宗可。

1915年，17岁的张宗可娶胶南县陈家庄的陈宜为妻，后来，生一子一女。儿子叫张玉珉，又名张子石，在“文革”后期曾成为杭州市负责人之一；女儿叫张玉瑛，在青岛烟厂当工人。

1917年秋天，张家在胶县遭到土匪抢劫。为了日后安全，旋即迁往诸城，从此定居诸城。这时候，张宗可改名张叔平。张叔平在诸城县小学当教师，后来当校长。

1924年，张叔平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改名为“赵容”。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书记，上海沪中、沪西、沪东、闸北区委书记。后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自1930年起，他投靠王明，成为王明手下一员干将。

1933年7月，张叔平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在苏联莫斯科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曰“КАНШЕН”，音译即“康生”。此后，他以“康生”为名。至于作为张家四少爷而命名的“张少卿”，几乎无人知晓了。

康生与江青有着同乡之谊。当江青在1937年秋进入延安时，正值康生和王明也回到延安。这位同乡曾对江青鼎力相助——这是后话。

由于江青和康生同为“大左派”，在“文革”中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政治关系非常亲密，于是有人就由后来推测当初，把江青与康生的关系想象为从小就“非常亲密”。

有的书描绘张叔平当年“每天准时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以贪婪的目光迎着打这里经过的李云鹤”。还有的书甚至描写在上海的时候，康生与江青如何有着“性关系”。也有的说，“康生虽然知道李云鹤也到了上海，却无法接近她”。

其实，赵容（康生）是在1933年7月中旬，与曹轶欧一起前往苏联，从此离开了上海。而李云鹤匆忙从青岛逃往上海，恰恰也是在1933年7月，与赵容交错而过。怎么可能会有“性关系”？怎么会想接近“却无法接近她”？

这种由后来推测当初的推测法，近乎荒唐！

1937年8月上旬，当江青从上海到达延安，才过了三个多月──11月29日，康生也从苏联随王明飞回延安。

所以，江青与康生真正有了政治上的联系，那是在1937年11月底康生回到延安之后。在这之前，江青与康生是否认识，都不得而知──因为康生离开诸城的时候，江青只有10岁而已！江青在面对维特克的采访时，谈起自己的童年，也从未提及康生……

摘要：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江青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子之道的‘修身’。有一天，上修身课的时候，江青在教室上心不在焉，老师把她拖到厕所，用戒尺打了五下。下课后，那位教师似乎有些歉意，主动地和她和解。可是江青后来又因其他事故而发生两次冲突，一个学期结束后她被开除。她的小学经历，就这样在第五年便突然结束了。”

李云鹤的学戏生涯

江青只有小学学历，念过五年小学。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江青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子之道的‘修身’。有一天，上修身课的时候，江青在教室上心不在焉，老师把她拖到厕所，用戒尺打了五下。下课后，那位教师似乎有些歉意，主动地和她和解。可是江青后来又因其他事故而发生两次冲突，一个学期结束后她被开除。她的小学经历，就这样在第五年便突然结束了。”

1926年，12岁的李云鹤小学没有毕业，就失学了。

关于她失学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江青自己所说的冒犯了修身课老师，而她又个性很强，不向老师认错，被学校开除；另一种说法，则是说江青的母亲无法负担江青的学费，使得江青失学。

也就在这一年，父亲李德文病重，而大太太已经去世，请求二太太李栾氏回家照料。李栾氏终于又回到李家──因为李德文一死，她可以分到一笔遗产。

不久，李德文病死。翌年——1927年，她跟母亲一起，离开了诸城，来到天津她姐姐李云露家。姐夫王克铭，当时是奉系军阀部队军官。李云鹤没有上中学，在姐姐家闲住。

在天津，李云鹤第一回看到了电影，尽管当时放的是默片──无声电影，她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她给姐姐家做家务──拖地板、整理房间、上街买菜以及上当铺等等。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中这么记述：

江青说：“不过，体力劳动也使我更强壮起来。然而我非常想继续上学。但是，这里的所有学校的学费都是非常高的，我根本就付不起这笔学费。除此之外，我姐夫又失去了工作。”

第二年──她记得就是北伐军就要到来的时候（北伐军是1928年6月6日到达天津的），她决定离开家，打算到中国人办的卷烟厂当一名工人。那时，香烟还是靠手工制作。而且这些工作大都是由童工完成。

但是她姐夫阻止她去卷烟厂做工，尽管这种窘迫的状况已使她去当铺典当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姐夫告诉她，进入一个地方工作就会把她变成一个“小官僚”（这是一个她难以解释的名词）。

由于他的反对和阻止，最后她遵从了姐夫的意愿。1929年姐姐全家迁往山东省会济南，江青和她的母亲也一同到了那里。那是在1929年春，姐夫王克铭奉调济南，江青跟母亲、姐姐一起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27号（笔者曾在济南寻找过此屋，这年久老屋已经拆除）。

老是在姐夫家吃闲饭，毕竟非长久之计。江青听说济南有所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正在招生，便去报考。关于江青考入山东实验剧院的经过，她的同学王庭树后来在台湾发表《江青是我老同学》一文，写道：

剧院招生，虽是分为两地（济南与北平）考试，重点都在北平。江青不是北平考区考取的，而是在济南考取的。这一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论学历，入剧院要中学毕业，江青似乎当时是以同等学历考取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学生，自然对她考取的经过不甚深知，然而剧院的师长之一吴瑞燕女士，曾在重庆时（抗战期间，剧院迁到后方）向我内子说过江青入学考试的旧事。

据说，江青虽然一口土腔，可是外貌还可以，对演戏虽然不是材料，可是她那光溜溜的、长长的拖在身后的大辫子，却吸引住了吴老师。于是心想：“女生既不易得，就是她吧！还可以演个乡下姑娘什么的。”可是当录取了她之后，她却已把大辫子剪了来报到，使吴老师大失所望。

江青自己则曾这么对维特克说：“1929年，我在济南进入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这是一所艺术学校，在那里我主要学习现代戏剧，同时也学习一些古典音乐和古典戏剧。那时我只有15岁。学校免交学费，而且提供免费宿食，另外每个月还发给2元钱的津贴（相当于60美分）。由于学校倾向于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是大学生，而我并没有技术和学业方面的入学资格。我之所以被接收，仅仅是因为学校的女学生太少的缘故。尽管我在这儿只学习了一年，但是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学习了到达我艺术之路的每个方面。我黎明前就起床，试图尽可能多地学到一些东西。”

这所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教授京昆、话剧。院长是赵太侔。每逢周末及星期日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学生们登台演出。院址设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则在济南文庙。

赵太侔又兼任青岛大学教务长，迁往青岛居住，但仍挂着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之职。实验剧院，实际上由王泊生及其妻子吴瑞燕主持。步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是李云鹤人生的转折点。没有话剧演员李云鹤，就不会有日后的电影演员蓝苹。学戏剧，李云鹤从此走上文艺之路。

结识赵太侔，也给了李云鹤的人生道路以极为深刻的影响。

赵太侔（1889—1968）颇有声望，是著名戏剧家，现代教育学家。他原名赵海秋，曾用名赵畸，太侔为其字，后来即以字行世。赵太侔是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东关青龙街）人。他在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18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梁实秋在他的《谈闻一多》一文中，曾多次提及跟闻一多一起留学美国的赵太侔：“常往来的朋友们如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都是长发披头，常常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床。”“赵太侔是一个整天不说话的奇人，他在纽约从Norman Geddies学舞台图案……”

1925年5月，赵太侔和闻一多、余上沅一起回国，担任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后来赵太侔投身北伐，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

北伐军进入山东之后，赵太侔参与创办山东大学，并于1932—1936年、1946—1949年两度出任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还在山东泰安创办民众剧场。后来迁往济南，改称“实验剧院”，聘王泊生为教务主任。

王泊生（1902—1965）是河北遵化县人，吴瑞燕则是广东人，他俩是北平国立艺专同班同学。除了王、吴之外，实验剧院的教师还有马彦祥、张鸣琦、刘念渠。主持话剧组的教师万籁夫，则是王泊生的国立艺专同学。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记述江青在山东实验剧院的学习生活：

她不仅广泛地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接触到各种乐器。虽然她的老师很喜欢她，但是这位男老师却是一个顽固的维持训练纪律的人。

为了调准她弹出的节奏，老师用指挥棍敲打她的手腕，她哀叹这种教师的技巧。由于她受的训练太少，所以她只能做些基本练习，还没有达到一定等级水平。

江青所在的班级只有三个女孩，她的年龄最小。那两个女孩与学校的其他学生一样，都看不起她。因为她经常穿着补过的衣服。校长夫人是天津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也在那所学校学习过）。

那两个女孩中的一个是校长的妹妹，是一个“反动分子”，不断欺侮江青。但是江青坚持自己的立场，寸步不让，并设法用自己的方式作弄别的女学生。四十年后的今天，她坦率地承认，她是轻松愉快地回想这些往事，而不纯粹是带着怨恨的。

这座学校建在一座陈旧的孔庙里，那些房间在夏季非常闷热。下课以后，学生们经常到巨大的厅里乘凉。江青还生动地记着坐落在大厅中央巨大的孔子塑像。那尊塑像孔子头戴一顶大帽子，前后装饰着缀有含珠的帘布，同在两侧的是他的七十二个门徒。

一个闷热的晚上，江青到那个大厅睡觉，不小心碰倒了一只破旧的藤椅，那两个女学生闲逛着走进来，她们命令江青马上起来，为她们把椅子弄好。江青决定以她自己的方式做这件事。她首先提出把灯举起来帮助她们，然后将把椅子推进大厅给她们使用。

就在她们得意地坐下时她突然带着灯溜出了大门口，然后将身后的门砰地关上逃走了。在与世隔绝的黑暗、可怕的卧室里，那两个女孩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乞求来人救救她们。

王庭树在台湾发表《江青是我老同学》一文，也这么写及：

山东实验剧院是利用济南的文庙上课与充当学生宿舍。建校初期，我们年事都轻，文庙又大，自然有不少玄之又玄的怪事被渲染着，大家胆子都小，入夜便不敢出宿舍乱走动。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试验同学是否迷信，夜半走上大成殿，去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来，才是真不怕鬼神的。

这是男同学们构想出来富于刺激的新花招；可是男同学们只能空口说白话，无人前往。真的有了个大胆的人，拿了平天冠来，可把大家唬住了，这个人便是李云鹤，也就是今日的江青。

江青进入实验剧院时，女同学很少，只有王墨琴（王泊生的幼妹）和陈崇娥，她们三人住一间宿舍。男同学较多，内中有王庭树、谭纹、马君价、王广良、郭建英、陈贻、赵荣琛等。

顺便提一笔，1929年跟李云鹤同时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的，有一个来自天津的中学生，名叫魏鹤龄。他从1935年起，也转入上海电影界，一直做电影演员，他先后参加《马路天使》、《中华儿女》、《乌鸦与麻雀》、《祝福》、《家》、《燎原》、《北国江南》等许多部影片的拍摄，担任主要演员，他在济南、上海跟李云鹤（蓝苹）共事，后来在“文革”中遭到江青的迫害。

另外，还有一位男同学，后来成为中国电影名演员、名导演，那便是崔嵬。

《江青同志》一书这么描述江青的学艺生涯：

有一次，学校上演由剧作家田汉创作的一部“资产阶级的戏剧”──《湖上的悲剧》这部实验作品。田汉创建的南国剧社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进步的、有很大影响的戏剧团体。她的那个校长夫人妹妹的同学被指定为领衔主角。江青每星期一扮演一个轮换的角色。那时观众通常是很少的。

江青全身心地投入角色之中，用她的表演风格使观众流下眼泪。观众的反响又从她的眼睛里引致更多的泪水流出。这就是按照“自然主义”流派表演所产生的效果（正如她随后解释的，自然主义最终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放弃）。

当她表演完后正在卸装时，学校的校长和她的老师大踏步地走进更衣室赞扬她的表演水平，并且高声称赞她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悲剧演员，被他们的褒奖弄得不知所措，她感动得又流出了热泪，然后从更衣室里猛地冲了出去。

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了一年光景，江青到北平演出去了。

她曾对维特克说道：

1930年，西北军阀韩复榘主政济南，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组织巡回话剧团到北平去演出，我也参加了。我没有告诉母亲就起程了，只是在火车开出前在火车站给她发了一封信。

那年我只有16岁，在北京的生活确实是非常艰苦的。我那时的装备太寒酸了，甚至没有什么内衣和内裤。尽管我把我们家最好的棉被子带来了，但是我仍冷得发抖。因为棉被的棉絮经多年使用已经变薄了。

在北京的那个季节，正是多风沙的日子，猛烈的带沙风暴搅得人心烦闷，到了夜晚更是凄凉。那时我还不懂得政治。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见解。我只是知道我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非常喜欢戏剧。

江青还在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曾在济南、青岛、烟台演出。“我很早就演京剧。天刚麻麻亮，我就起来吊嗓子。我那时候成天练功、排练、演出，瘦得很，哪像你们现在这样舒服？舒舒服服，怎么能搞京剧革命？”三十多年以后，“旗手”江青在谈“京剧革命”的时候，吹了起来。

其实，她的京剧本钱，也就是在一个七拼八凑的京剧班子里，混了几个月而已。

王庭树也回忆了这一段生活：“剧院因军阀混战，韩复榘入鲁，以致停顿了一段日子。我们追随王院长（泊生）回北平，但海鸣社在北平演戏。王泊生的《打金砖》是有名的，倒数第三的戏码，曾有李云鹤的《玉堂春》。我当时任后台管理之责，虽对这位师妹能单独唱一出，已觉可喜。不过，她戏龄太短、土音太重，北平人对她是难接受的。加上是创新的，北平演出又不是经常的，样样都对李云鹤不利，既不适宜她发展，她回山东也是一法……”

短暂的第一次婚姻

从北平回到济南之后，江青有过短暂的第一次婚姻。曾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的徐铸成这样写及：

1928年前后，我那时已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了。有一个山东实验京剧团到北平（那时北京刚改称北平）演出，记得我曾去看过《打金砖》，演的是汉光武的故事。这出戏唱词很多，特别在最后凌烟阁自责一场。主角就是该团的团长王泊生，其他的演员姓名，都没有刊登海报，是否有女角李云鹤登台，我就无从查考了。

但李云鹤当时确是该团刚培养出来的小旦，而且当他们回到济南后，不久就由媒妁之言，和一个后生结婚了。……大概是因为嫌弃新结婚的小丈夫太“土头土脑”吧，也许那时自认为是“江上有青峰”，怕长期隐没在白云之中？总之，这个小女人是逃出了家庭，偷偷到了青岛，投奔赵老师求助。

自然，她的学历是不够上大学的，无可奈何，赵太侔给她在该校图书馆安排了一个图书收发员的位置。没多久，她竟和正在山大（即山东大学，青岛大学曾改名山东大学——引者注）读书的赵教授的内侄黄敬，由卿卿我我而正式宣布同居。

江青的那位“小丈夫”究竟是谁？徐铸成没有说及。美国罗斯·特里尔所著《江青正传》一书，根据江青当年的老同学、后来在台湾的王庭树的回忆，写及了这一段往事：

云鹤回到济南，没有人提出给她一个工作职位。她也没有舒适合意的家可归。她当时知道，她缺乏正规高等教育和可靠的家庭背景，构成了她的障碍。在她看来，只有凭自己的才能、个性或阴谋抓得到的东西才会是她的。

有个姓费的青年，是中学毕业生，爱好京戏和地方戏，到艺专去看《湖上惨事》（又名《湖上的悲剧》——引者注）的演出。可巧云鹤那天晚间上场。费君这个济南商人的儿子，被云鹤的风度和美貌迷得如醉如痴。费君是个禀性孝顺、务实的人，比云鹤大几岁，人长得也很像样。云鹤非常高兴，她在《湖上惨事》里出场，引起了观众当中一个人的激动。她和费君会过几次面。

艺专一关门，云鹤没有事做，而且手头拮据，因为她在艺专呆了几学期，她和留下的家庭成员的距离比以前更远了。不止一个朋友劝她顺从大势，求得保障：“不可让金龟跑掉。”这是面临“好出价”的姑娘的座右铭。1930年底，她和费君结婚，按照社会风俗，去费姓商人家里住下，做一个受拘禁的儿媳妇。……

这段姻缘只有几个月，最末几星期家里一团骚乱，喧闹争吵不休。人家闲谈议论，说云鹤懒惰，“睡觉睡到日上三竿”（大约上午十时）才起，“像个指使别人去厨房给她端来菜的阔太太”似的在那里坐着。人家指责她对费君的母亲缺礼教，受不惯家规的约束，总离家跟一伙人聚会或找不三不四的朋友，她不能理解她已经不是在舞台，而是处于费家排行最低的新媳妇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

那个“费君”——裴明伦，是江青三叔李子明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且是独子。他跟江青的婚姻非常短暂。江青1931年5月嫁给富家子弟裴明伦，7月，便与裴明伦离婚，可谓闪电结婚、闪电离婚。

江青与裴明伦离婚之后，从济南前往青岛。她后来的经历表明，她的每一次婚姻的破裂，总要离开原先居住的城市，跑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番新的生活。

王庭树这么说及江青从济南来到青岛：

她竟跑到青岛去找到赵太侔院长（时赵已任青岛大学校长）。

赵安置她在校中任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当时梁实秋正任青大图书馆馆长。

就这样，江青离开了北平，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不料，那里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

成为梁实秋的部属

青岛是镶在黄海之滨的一座美丽城市，碧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米黄色的沙滩。一群红瓦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这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城市。

国立青岛大学在当时刚刚创立不久，坐落在万年山麓。那里过去是德国的万年兵营。五六座楼房，便成了这所新建的大学的校舍。校门口，高悬着蔡元培题写的“青岛大学”四字。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界颇有声望。他那时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住在青岛大学内，所聘教师，不少来自北大、清华，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

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振声（又名杨金甫），教务长便是赵太侔。

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江青在梁实秋手下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对于江青来说，她在青岛大学所受到的影响，深刻地决定了她此后的人生道路。她曾这么自述：

1931年的初春，我来到青岛。寒冷的大雾和港湾里带着盐味的海风，多奇妙啊！我从前的一位姓赵的老师，也是我的一个街坊（他曾任山东实验剧院的导演），现在是青岛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在文学系任教授。既然有这层关系，他就安排我到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

在一张青岛大学图书馆馆藏的1931年全馆工作人员合影中，既有戴眼镜、穿棉袍的馆长梁实秋，也有穿西式大衣、打扮入时的助理馆员李云鹤（见下页）。

根据江青的回忆，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记述：

虽然赵先生的邀请使她的心情轻松些，但是要搬到青岛这个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仍使她感到不适意。为了鼓励她，赵先生应允在大学里建立一个她感兴趣的艺术系，而且答应支付她的青岛的旅费。她的那些实验艺术剧院的同学们都极力主张她接受邀请。最后她同意了。

“实际上赵先生属于国民党的改良派。他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观点与胡适的那些观点很接近。我曾很欣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意识，”她带着一丝笑容进一步地说，“那时胡适的那个团体的成员为数不少，这些人当中包括梁实秋和闻一多等。他们试图把我拉到他们那边。闻一多是我青岛大学的一位老师。我旁听了他的许多门课。”

“我们最大的反面教员的例子就是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以后，我国东北三省（满洲）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我们绝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实。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外国的奴隶。就我自己而言，我非常强烈地反对日本人的侵略。到那时，全中国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高潮。许多学生举行罢课，或者到政府权力机构请愿，而且得到了工人们的支持。这场运动吸引了广泛的各阶层人民。

“这种形势唤醒了我，于是我对赵老师说，‘我想参加请愿活动。’他把我顶了回来，‘那么你也想惹麻烦吗？’我被吓得哑然，几乎没有说出任何反驳的话。于是我调转身走开了。我完全清楚，他对我的行动感到极为不快。我独自走上了一座小山，在树林中徘徊，深深陷入思想混乱之中。按照他说话的含义也就是学生的爱国运动是‘制造麻烦’。最后，我终于认识到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我决定在青岛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

“在青岛大学，有大量学生抵制上课和考试。在这种情况下，我拒绝了我老师给予我的更多帮助。于是我加入了大学的教职员工队伍，成为一名图书馆职员，我的工作就是填写卡片。与此同时，我还继续旁听大学课程。每个月我可挣到三十元钱（约合九美元），并给我母亲寄去十元。由于青岛的生活费用非常高，所以我留下的二十元钱是不够我花销的。正如你们所知，我不能只养活我自己，我还必须掏腰包为抗日救国运动支付演出费用──没有人在经济上给予我们帮助。当我们把演出送到工厂或农村时，受到工人和农民的欢迎和帮助。但是他们也很缺钱，不可能给我们更多的经济援助。在那时，我并不可能知道解放全中国必须依靠穷人才能夺取胜利。”

梁实秋也曾忆及他的部属江青。1981年1月13日台湾《中央日报》所载报道《梁实秋先生今庆八秩华诞》，有那么一段：

席间欢然道故，谈到在大陆惨死的小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时在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四百元，江青的薪水是三十元，有人说：“难怪她后来要造反。”

据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从台北来沪时对笔者述及，梁实秋一边看公审江青的电视，一边说过：“当年，在青岛大学，她忽地向我借两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酒心巧克力吃。她借了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我呢！”梁实秋说罢，大笑不已。

2004年5月28日，笔者在旅美画家李斌、王亚卿夫妇处看到一帧从未见过的江青17岁时的照片：这是四人合影，李云鹤（江青）17岁（前左）。前右为邓宛生，后左为邓译生，后右为杨蔚。

邓译生和邓宛生为姐妹，青岛大学校医主任邓仲纯之女。邓译生又名方瑞，后来成为剧作家曹禺的夫人。杨蔚是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作家杨振声之女。

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为1931年秋，地点为青岛黄县路7号。那是一幢米黄色外墙、二层带阁楼的洋房，住着杨、赵、邓三家。杨即杨振声，赵即赵太侔，邓即邓仲纯。

当时，李云鹤住在赵家。

李斌先生告知，这帧照片是在香港邓宛生女士家翻拍而得。他当即致电83岁的邓宛生女士，征得她的同意，把这一珍贵的历史照片供我收入《“四人帮”兴亡》一书之中。

据江青自述，17岁的她一边在图书馆当管理员，一边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旁听。她很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她曾向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她结识了沈从文的姐姐沈楚楚，常去看望沈楚楚，认识了沈从文。她写过短篇小说，向沈从文请教。沈从文曾经非常仔细地修改过她的习作，使她在写作上大有进步。她也写过诗，只是未敢拿出来请闻一多指点。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的她，那时很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

众所周知，从抗战开始，由于沈从文与左翼作家们的关系恶化，在“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沈从文几乎每次都成为批判对象。1949年后沈从文一直处于逆境之中，只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古代服饰。然而江青一直记得他。1973年，江青曾经特意安排沈从文在人民大会堂看演出，但是沈从文只愿意坐在一个角落里。

就在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19岁的学生，深刻地影响了江青的一生。

江青结识他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赵太侔的妻弟。

赵太侔之妻俞珊，中国话剧界的明星，南国社的一员。

俞珊乃浙江山阴（今属绍兴市）人氏，望族名媛，1908年生于日本东京。俞珊少时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后来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及南京金陵大学。她天生丽质，精通英语，才貌双全。

1929年，田汉带领南国社剧团到南京金陵大学演出话剧《湖上的悲剧》，发现该校女生俞珊有一双“金色的眼睛”，而且有演剧才华。应田汉之邀，俞珊加入南国社。当时，田汉正在筹划演出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名剧《莎乐美》 ——田汉早在1925年就翻译了《莎乐美》剧本，田汉聘请俞珊主演，自任导演。

21岁的俞珊初出茅庐，一炮而红。1929年7月29日至8月5日《莎乐美》在南京、上海演出，引起轰动。当时的评论认为，俞珊“容貌既美，表现又生动”。她那张求爱不得便割下所爱者头颅捧着亲吻的剧照，成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形象。直至2003年出版的《插图中国话剧史》一书，还把这张剧照作为标志性的画面用在封面和封底上。

1930年，俞珊又主演了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话剧。《卡门》的改编者仍是田汉。她，成了名演员。就连著名诗人徐志摩也倾慕俞珊，在自己上海四明村的书房里挂起一幅俞珊在《莎乐美》中的剧照。

在俞珊的热心观众之中，还有梁实秋。《莎乐美》在上海首演时，梁实秋就是捧场者之一。梁实秋与俞珊相识。

就在俞珊在演员之路上登峰造极之时，遭到父亲俞大纯的激烈反对。俞大纯以为，女儿当戏子有损名家门，警告俞珊，倘若再上舞台，他就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俞珊无奈，只得遵从父命。

1930年，俞珊在上海患疟疾和伤寒。待身体稍好，医生劝她到风景宜人之处休养。正巧，梁实秋接受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的邀请，到青岛大学执教，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青岛当然是风景宜人之地。于是，俞珊随梁实秋前往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职，权且休养。

俞珊的到来，引来赵太侔的追求。赵太侔与原配妻子离异，爱上比自己小19岁的俞珊，并与俞珊结婚。“蜚声戏剧界之名闺俞珊女士与赵太侔君新婚”，在当时的青岛，一时间成为新闻。

江青在青岛住在黄县路7号赵太侔家。江青翻阅着俞珊的剧照相册，对俞珊极为羡慕。虽然俞珊只比江青大6岁，但是江青称她为师母，而且喊得很亲热。在赵太侔、俞珊那里，江青邂逅了俞珊之弟俞启威，陷入了热恋之中……

据邓宛生女士在电话中告知笔者，当时她还充当信使，在江青与俞启威之间传递情书。

江青的身世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