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聂耳音乐广场 云南日报通讯员 曾永洪 摄
昆明西山区“聂耳和国歌”主题文化园 云南日报记者 杨峥 摄
作者 时遂营 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其中就包括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的人民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作为“国之歌者”，聂耳于20世纪30年代为我国无产阶级音乐创作开辟了道路，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从一名音乐爱好者成长为人民音乐家、从爱国青年成长为革命斗士。
良好的家风、严格的自律，这是聂耳成长的基石，但真正让聂耳从成长到成才的关键，却是人生道路上历经的一次次思想与认知的淬炼，让这位懵懂少年梦想照见现实，于乱世中觉醒，树立起为人民呐喊、为自由而战的革命理想。
年少时期人生观的启蒙
成长为伟大的战士，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磨难和洗礼。青少年时代的聂耳，也曾经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
1925年，13岁的聂耳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他在作文《我之人生观》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人生于世，究竟为的什么？”此时的聂耳已经有了朦胧的人生观，开始思索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等问题。他还在文中写道：“最好是等到大学毕业，去游历一转之后，对于学术上有点研究，并且还有几个钱，那时我们又将如何呢？不消说，来到滇的西山，买点极清幽的地方，或是在外省也有极静或山水清秀的，也还有可以。约得几个同志，盖点茅屋，一天研究点学问，弄点音乐。不受外人支配，也不受政府的管辖，如此，岂不是就终了我的身了吗？”
此时的聂耳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却已经想“采菊西山上，悠然见滇池”了，以至于他的老师都看不下去，写下了这样的批语“青年志望宜远大，不宜作隐逸之想”。同样是1925年，26岁的青年闻一多怀着一腔强烈爱国之情和殷切的期望留学回国，彼时之中国，国弱民疾、军阀混战、帝国主义横行。闻一多在诗歌中用“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形容当时的社会状态，表达自己的极度愤怒。也是在这一年，青年毛泽东在橘子洲头写下了“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抒发了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思想的成长不仅需要逆境的洗刷，更需要正确道路的引领。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及罢工、罢课、罢市，爆发五卅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云南响应号召，组织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聂耳加入了后援会，第一次接触到进步刊物，并积极参加游艺会演出，为上海罢工工人筹款募捐。现实环境的动荡与思想上的触动让这位年轻人的内心发生了化学变化。
青年时期明确了人生方向
马克思说过：“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的动物。”社会中的实践让聂耳意识到了这一点，“恶劣的社会快要和我们有为的青年交战了——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社会里的”。1927年，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聂耳，写下了第二篇《我的人生观》，在这篇作文里，针对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横行，他说，“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打倒的。换言之，就是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此时的聂耳已经理解了人与社会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从疏离社会、隐逸出世的消极之问到坚定“打倒恶社会”的呐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聂耳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为其之后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奠定了正确的方向并积聚了奋进之力。
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处在西南边陲的昆明一夜之间也被白色恐怖所笼罩。聂耳以学生的身份走进监狱探望自己的老师，血腥味、锁链声，被严刑拷打折磨得不成人样的老师，以及狱中共产党人宁死不屈、信仰坚定的气节，强烈地冲击着他的内心。
刚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聂耳就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在加入校共青团读书会以后，聂耳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救济组织“济难会”。亲历过现实的残酷，让聂耳坚定了“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的理想。1927年10月13日，聂耳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在之后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进步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还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和摘录。“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倒资本阶级不可”，青年时期的聂耳在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下，革命思想开始建立起了方法和路径。
1928年，革命斗争依旧严峻，在无数革命志士被屠杀的高压下，聂耳立场坚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战士。之后，他一直按照革命者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鞭策自己积极进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等进步书籍。
坚定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1930年，聂耳远赴上海深造，到上海后，聂耳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积极投身革命救亡运动。1931年8月16日，聂耳在日记中写下一段话：“The passed Nie Shou-Sin was not the Niel of this time.”过去的聂守信，不是现在的聂耳。
作为革命者的聂耳，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武器，就是他创作的音乐。聂耳每创作一首歌曲，都是在进行一次尖锐的与敌抗争。1930—1935年，是聂耳在上海生活和创作的五年，这五年，他用生命和热血写下了42首充满激情的革命歌曲，其中《义勇军进行曲》更是他的巅峰之作。193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脑筋若无正确的思想的培养，任它怎样发达，这发达总是畸形的发达。那末一切的行为都没有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正是有了正确的思想，1932年，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
1933年1月初，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上海的左翼文艺工作笼罩在一种“白色恐怖”的氛围中。就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怖环境里，聂耳由田汉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田汉在回忆录《聂耳胜利的道路》中写道：“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他是一个爱国者。……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
讲到这里，就要说说“聂耳”名字的由来。最初，因为聂守信的耳朵会动，还对音乐特别敏感，能够分辨出音阶中很细微的差别，加上“聂”的繁体字是由三个“耳”组成，于是身边的朋友就亲切地称呼他“耳朵先生”，聂耳索性为自己再加一个耳朵，把名字改为“聂耳”。变成“四只耳朵”的聂耳，在“那一沟绝望的死水”里听见真理的呼唤，听见大众的呐喊，听见民族的呼声，听见战斗的号角！
从“隐逸社会”到“打倒恶社会”，再到“为社会而生”，聂耳的人生观实现了不断升华，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也确立了其对音乐创作的新主张，那就是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服务于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与救亡事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犹如航船得到灯塔的指引，聂耳朝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吹响了时代的号角，走上一条在党的大众文艺方针指引下的革命音乐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聂耳有意义的人生也离不开他红色朋友圈的鼓励和帮助，这里面有一连串发出光芒的云南人的名字：艾思奇、张天虚、邓象涟、郑易里、李国柱……其中，大众哲学家艾思奇是聂耳的相知挚友，读书期间，曾多次鼓励聂耳谱写振奋中国人的乐曲，在日本留学时专门为聂耳购买了《国际歌》《马赛曲》歌谱。如果说，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是唱着聂耳的歌曲走向革命的，那么，还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是读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走向革命的。两位来自遥远边疆的云南青年，他们有坚定的革命理想、有为国为民而战的人生目标，与无数时代的仁人志士一起，搅动了“那一沟绝望的死水”，吹响了民族解放的号角，书写着古老民族的复兴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