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纲第四组作品】

格非说过：“作家的沉默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做到完全、彻底。作者可Ｗ不介入故事，不作道德、是非判断，甚至不表露个人的倾向。但是作者勾勒的故事本身（包括词语的情感色彩）也能反映他们引导读者的意图。”

每一位不同时代的作家是时代之个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这一令新旧时代同样躁动不安的词汇，席卷、包纳、改写了所有时代之个人的命运图谱。在这一场旧规则被架空、新规则又不确定的游戏之中，人的个性、潜能、信仰及思维方式都出现了和平时代所无法企及的可能性。革命的历史像一个顶级工匠打造的具有极多棱面的钻石，任何一个角度、位置的变化都可能带来全然不同的景观。

对于“从帝制到共和”这一国家制度的世纪转换，立场不同的文学家建构了全然不同的文学景观。将革命者、清遗民、旁观者等各界人士的“证词”综合起来，我们得以看到一个完整的辛亥革命。而每一个时代之个人对革命历史的叙述都会带来一个丰满的世界。从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得以窥探在那个时代辛亥革命的失败。

既然要看辛亥革命的失败，我们先从辛亥革命的开始看起。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叙事的主体，主要是革命党人和有革命倾向的学生，这时候的革命叙事，其功利性是较为明显的，即希望通过革命叙事来激发国人的革命情绪。从内容来看，1905年前的革命叙事主要集中在世界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明末抗清斗争、以及对新中国的想象这三大主题。由于当时清政府对文化的强压统治，也由于当时的中国革命还未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的实绩，缺乏现实素材，所以顾左右而言他、借古讽今、借西方战事来煽动排满情绪激发革命斗志的方式是一种写作成规。如无名的《美国狼立记演义》、喋血生的《少年军》、洗红庵主的《泰西历史演义》、鲁迅翻译的《斯巴达之魂》、蜉蝣生（邹容）的《海国春秋》等。

1905年后，随着革命党人暗杀和起义行动的不断开展，至辛亥革命之时，革命叙事己经成为了一种有的放矢的创作。邹容、徐锡麟、秋谨、黄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事迹都成为了创作素材。辛亥革命发生之前的革命叙事，都在构建着未来中国的社会想象。这种想象往往以“民族革命”为语境，建构了满清政府与汉族百姓之间强烈的“官民对立”的图景。“仇满”的叙事话语，在煽动国人支持革命的方面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因为对于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古老大国而言，要让国人一下子理解革命和共和，是不现实的。“种族话语”对“革命话语”的置换，有利于将国人迅速地带入到一种熟悉的情境当中。

然而，对“仇满”的过度宣扬，容易掩盖封建体制一民族积弱的根本原因，也容易弱化国人对外国强敌的戒备，对革命事业的长远发展也有极大贻害。理性的爱国知识分子对此早有警觉。其次，辛亥之前的革命叙事都试图塑造一种侠客想象。侠文化始于先秦，但自汉以来独尊儒术使得侠文化逐渐受到遏制。至元初、明末清初等历史时期，侠文化又再次盛行起来，充当着反抗“外族”的重要角色。尤其在晚清，一直对反清复明抱有遗恨的各种帮派会党成为了革命的亲近力量。两者本是两回事，但是“同仇敌忾”和“救国拯民”的时代话语让两者找到了精神共鸣。所以，当时的革命党人和亲近革命的文人，很多都以侠客自称，这一时期的文学叙事也多塑造了一种侠客形象。

最后，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叙事建构了一种暴力想象。陈平原曾说，清末的政治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也以旧官场乃至专制政体为批判对象，可政治小说更主要的是‘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理想’，并不借重‘官民对立’来展开情节。虚无党小说矛盾尖锐，动作性强，用暗杀这一极端手段，把‘官民对立’推向极端，一时颇为读者欢迎。”1911年武昌起义之前，革命起义屡战屡败，革命党人惨烈牺牲的消息频频传来，这让倾向于革命的文人们有了一种越来越重的悲观情绪。

因此，到武昌起义之前，很多曾经叱咤一时的革命宣传战±，都“做了革命的旁观者”。至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客观完成，辛亥叙事的生成机制就完全产生了。自武昌起义起，辛亥年间的光复运动连连告捷，让革命的希望成为了一种现实，而中华民国的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更让中国人沐浴在“新生”的社会之中。民元的社会情绪无疑是激昂的，知识分子也是踌躇满志的。如果说早期革命活动将“革命”这个新兴词汇带入国人的视野，那么辛亥革命则是国人对“革命”的第一次真实体验。之前不断蓄力的革命想象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化学反应，从而成就了对辛亥革命进行文学书写的一种井喷的状态。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各个层面的新与变，都促发着文学家们记录现实的写作动机。

但是，这种兴奋很快就随着时局的骤变而转变为新的恐慌。从当时革命党人的主观情况、国人对民主共和的理解程度，以及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历史惯性而言，武昌起义成功之时，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而随后成立的共和制国家，不光是袁世凯为代表的北禅派及习惯了几千年帝制的百姓，实际上连革命党内部大部分人的革命者都不具备消化的能力。袁世凯的一系列行径，让辛亥革命的成果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人们的革命美梦再一次陷入溃散之中。二次革命后，袁世酣对老革命党人再次进行了屠杀，使革命党人更加必灰意冷，当时流行这样的感概：“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于是“在历经了近代政治地风云变幻之后，他们已经不再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将个人的命运简单交付给空洞的国家主义理想，现实的深刻教训迫使他们必须对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作重新的思考和定义。”与晚清相比，民初的作家开始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游走。《民权报》既是激烈反袁先锋，又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袁世凯的形象在世人眼中颇多变幻的，观其在文学中的形象，大致划了一条由神界坠入魔界的曲线。孙宝瑄曾在1902年的日记中这样评说过袁世凯：“今日支那有三大奇人：其一曰袁世凯。袁以北洋之练兵小将，荐授山东巡抚，忽于庚子之岁剿拳保境，为中流砥柱，东南半壁赖以安全。李文忠没，骤任北洋大臣，其威望气概，内凌政府，外压刘，一举一动，皆中外人所注目，非奇人而何？”另两个奇人，指的是当时声名远播的梁启超，和改革派亲王善耆。可见在清朝末年，袁世凯的发迹是被世人当做传奇看待的。

辛亥革命刚过，文学作品中，中伤孙中山、黄兴的不在少数，而对袁世凯则是赞扬居多。随着袁世凯称帝意图的逐渐表露，“魔化”袁世孰的倾向在不同立场作者的不同文体中逐渐发展。在民初十余年里，用文学来“骂袁”、“讨袁”成为了一种时髦的集体行为。南社诸子在诗词中都极尽能事将袁世凯归为“畜类”。小说家们也生动形象地演绎着“魔王”、“丑角”袁世凯的荒诞生涯，如《新华春梦记》、《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等等。后期的辛亥叙事中，对袁世凯等人的“魔化”以及对蔡锷等人形象的“神化”不单单是形式层面的神话笔法，这种模式本身是对政治观念的一种文学演绎，是有意识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图解。在《新华春梦记》中所有任务的形象塑造都以政治分野为起点，形成了鲜明的“革命者”与“复辟者”。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是成功的。但可惜的是辛亥革命的成果并没有被国人一点点吸收，但国人没有维护它的能力，或者说国人当时不具备作为国家主人的能力。国人依旧愚昧，精神萎靡，民国似乎只是一块招牌。鲁迅等人发现，这民国不过是换了名目，一切还和以前一样，“臣民”尚未改变成为“国民”。在《药》一文中有对革命者形象的建构，也有对国民麻木的情况的批判，隐含着鲁迅对理想中国民的现代性想象与期待。辛亥革命的失败一方面体现在现实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取”，也体现在思想方面——辛亥革命时期民国里的民众还没有转变为合适的国民，他们被视为国民，然而其内心的臣民心态并没有改变。即使是投身革命的志士，也有人抱着求取功名之心，而不是怀有国民之责，更有不少人标榜着“国民”、“同胞”，追波逐浪，哗众取宠，而头脑中并无国民之实质思想。国民是现代国家的主人，民国成立了，但缺少合格的主人，于是新生的民国又很快陷入了混乱。而辛亥革命叙事小说绘声绘色地呈现了民初的共和乱象。

可以说民初的那种理想与现实的短暂合体，只是两条线交汇时的相逢，马上又分道扬镳了。幻灭情绪一时间充满了中国大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又促使国人对革命与民族未来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这种审视和反思，也随之成为辛亥叙事所涵盖的另一重要元素。对共和与帝制孰优孰劣的新的争论、对辛亥革命并未能带领人们进入“真共和”的反思、对“假共和”的揭露和批判、对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新旧文明冲突的呈现，成就了民国文学辛亥叙事的复杂多元的景观。这或许正应了那句“国家不幸诗家幸”。

历史是鲜活的，辛亥革命的真实面目远未被完全还原。定格在文学作品中的辛亥革命，既是逼近辛亥历史真实面目的一面面镜子，同样也是我们所远未开掘完全的一场辛亥叙事的盛宴。

综观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我们时刻意识到，对于民国而言，辛亥革命不仅是一个“开启”，也是一种“丧失”。辛亥叙事承载着对不断“丧失”的辛亥传统的细怀和召唤，承载着对民国“假共和”的深切批判。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反观民国文学的辛亥叙事，其意义不仅在于认识真相，更重要的在于“拾得”。辛亥革命已经成为了艺术创作中一个历久弥新的母题，在校内的时代语境中被不断的阐释和生发出新的内涵。这种反复言说恰恰证明曾经开启了一个时代的辛亥革命已经成为中国人血液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盘点民国文学中的辛亥叙事，是对百年来辛亥记忆的修正与重建，更是通过其所揭示的辛亥革命的本质和意义，提供当下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和借鉴。

参考文献：

[1]王爱荣.论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关系[D].南京师范大学,2011.

[2]王凤仙.民初小说的辛亥革命叙事研究（1912-1919）[D].山东师范大学,2014.

[3]丰杰.民国文学中的辛亥革命叙事（1912-1949）[D].南京师范大学,2015.

从辛亥文学中窥探辛亥革命之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