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对博尔赫斯来说，对于这个故事，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让蜡烛继续燃烧就足够了。哪怕风的呼啸像嘲笑声一样咯咯作响，黑暗当头，巨大而可怕，微小的火焰仍然挑战着黑暗，顽强地舞动着。而我们需要博尔赫斯，就像我们现在需要所有能激发我们灵感的艺术一样，这样我们的美好火焰就不会熄灭，我们也会与它们在一起。

——胡泳

博尔赫斯 CFP/供图

在迷宫中行走，迷宫中心为何物（下）

——二论博尔赫斯

文 / 胡泳

在《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中，博尔赫斯以一个注释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们，乌克巴尔地方史写作者哈斯兰还写过一本名为《迷宫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Labyrinths，也即《迷宫的普遍史》）的书，这显然听起来像是博尔赫斯会写的书。然而这里令人着迷的并不是注释本身，甚至不是注释在故事中的作用，而是《迷宫通史》已经开始像特隆的硬币一样出现在我们的现实中。人们可以在Goodreads上找到它（还有评分！），甚至在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中也得到引用（博尔赫斯一定会喜欢）。使用谷歌图像搜索，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这本书的封面设计。这些无不说明博尔赫斯观点的真相：一旦思想被引入世界，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实现。

哈斯兰的虚假普遍史的流行是向博尔赫斯致敬的产物；然而历史上其他扭曲了的想法，比如希特勒的疯狂计划，可以通过胁迫、武力和社会群体的共谋变为现实。尼采的哲学著作被解释为符合希特勒对雅利安种族优越性的信仰。一些学者认为，希特勒甚至没有读过尼采的书，至少没有读得很透彻，但他却深信尼采断言，具有强烈“权力意志”的“超人”将崛起，取代不再重要的超自然之神。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Elisabeth Frster-Nietzsche）利用所有伟大作品中难以避免的歧义性，将尼采哲学拿来支持纳粹主义。她把希特勒视为哥哥所梦想的超人形象的化身。当然，尼采会认为这种解释（以及其可怕的应用）令人震惊，完全误解了他的写作（不过他在1889年就疯了）。

也因此，《迷宫通史》的现实“存在”虽说对于博尔赫斯的粉丝来说很有趣，是对他的天才幻想的赞美，但它也象征着人类将现实予以变形以适应自身虚构的倾向。博尔赫斯向我们提出一个恒久的警告：改变世界的不是思想，而是这些思想的有效呈现。我们永远不能透过包装忽视任何哲学的深刻危险，事实上，有时候一种形式看起来越荒谬和不可能，它就会变得越有力和普遍（可否想到唐纳德·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博尔赫斯的故事预示着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写作，他的名言“媒介即讯息”与特隆故事的启示一脉相承。

故事的结尾令人悲伤，同特隆的接触和对特隆生活方式的了解，已经瓦解了特隆以外的地方，很快世界将成为特隆。在特隆的想象地理和文化中，到处都是强加秩序的练习，而博尔赫斯却毫不含糊地蔑视“任何貌似秩序井然的和谐”。更有趣的是，他也蔑视人类对权威文本的盲目遵循。对于一个以书籍为避难所的图书馆闲逛者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结论，但还有谁比一个痴迷于书籍的自学者更能理解文本的危险力量呢？博尔赫斯仔细研究了文学对我们生活的作用，从他自己的阅读经验中，他推断出对一般文本和思想的更广泛的观察。换句话说，他知道，尽管文学和艺术很伟大，但它们在推崇那些歧义纷呈的观念的方面可能产生危险的影响。文学是人类智慧的伟大载体，但它也包含着人类易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我们是否要学会看清，“文学”通常是如何被呈现为真理的？我们有能力理解文学与其所宣扬的体系之间的重要区别吗？文学难道应该对真理提出宏大的主张吗？事实上，文学要做的是，时时承认它的虚构、它的个人观点和它的局限性。博尔赫斯热爱文学胜过一切，但他并不像孩子爱父母那样不分青红皂白，而是像成年人爱配偶一样，有意识地理解和接受对方的缺点、怪癖和道德缺陷。他的爱是成熟而富有洞察力的。是的，文学是一份礼物——博尔赫斯一生都在表达对这份礼物的感激之情——但它也可能是一种诅咒。

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弄清这些区别并非小事。我们不能在伦理上歌颂所有形式的文学，否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世界在从文本当中借用来的野蛮但有效的思想下崩溃。

在原型的迷宫神话中，迷宫的中心是人与怪物——忒修斯（Theseus，希腊神话英雄）与弥诺陶洛斯（Minotaurus，即牛头怪）——对抗的场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场景？牛头怪仅仅是一个畸形的怪物，还是代表了更多的东西，也许是忒修斯自身的一个方面？这是否表现了一场心理冲突，一个人与自己本性中的畸形搏斗，然后取得胜利，成为一个更成熟、更有智慧的人？

博尔赫斯在他的小说《阿斯特里昂的家》（The House of Asterion，1947）中，对忒修斯神话进行了独特的反转，展开了牛头怪的视角想象。在这部小说问世前，还没有哪个主要作家会如此颠倒英雄与怪物的关系。阿斯特里昂在迷宫中玩着孤独的游戏，奔跑于石廊中，假装还有“另一个”阿斯特里昂，向这个想象中的孪生兄弟展示无尽的庭院、地窖和房屋。他渴望他的“救赎者”的到来，并想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子：“他会是一头牛还是一个人？也许是一头长着人脸的公牛？也许和我一模一样？”最后，当牛头怪终于遇到忒修斯时，他没有自卫，当场死亡。

在《事尤未了》（There Are More Things，1975）中，博尔赫斯描述了牛头怪的一个梦：

天快亮时，我迷迷糊糊睡去，却梦见一幅迷宫的铜版画，带有皮拉内西风格，我以前从未见过，或者见过又忘了。那是一座柏树环抱的石砌的阶梯剧场，剧场高出树冠，没有门窗，只有一排密密麻麻的垂直的细缝。我借助放大镜想看看牛头人身怪。终于看到了。那是一头怪物中的怪物，不像公牛却像野牛，它的人身躺在地上，仿佛在睡梦中。它梦见了什么，梦见了谁？

这些身份分裂、替身和奇怪的相遇的游戏，在博尔赫斯生命的最后阶段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他的晚期诗作《迷宫》（The Labyrinth，1969）中，他想象有一个人物在“可憎的单调石墙路径”中艰难前行，但尚不清楚博尔赫斯是在描述牛头怪、忒修斯、博尔赫斯，还是人类境况的典型表达。叙述者知道他在寻找“阴影中的另一个”，而与那个人相遇就意味着死亡。可是痛苦的期待比事件本身更糟糕，他渴望最终的会面到来。

荣格（Carl Jung）将迷宫描述为转变的原型，将曼陀罗（mandala）描述为宇宙和心理完整性的象征。当荣格在瑞士发展他的理论时，博尔赫斯正在日内瓦等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阅读德文原版的各种哲学著作。正如博尔赫斯在《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对话》(Jorge Luis Borges:Conversations,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8）中告诉理查德·伯金（Richard Burgin）的那样，“我一直是荣格的忠实读者。我读荣格的方式就像我读普林尼（Pliny）或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Golden Bough）一样；我把它当作一种神话、一间博物馆或一部奇异传说百科全书……在荣格的作品中，你会感受到宽广而热情的胸怀。”莫内加尔认为，博尔赫斯将宇宙称为“共同的梦想”或“所有人一起梦见的梦”，这一描述与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定义几乎完美契合。两人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佛教曼陀罗——以微观宇宙形式描绘宏观宇宙的圆形，旨在引发冥想，从而获得启蒙。尽管博尔赫斯和荣格都不是佛教徒，但他们都研究佛教的历史和象征意义。对于博尔赫斯来说，他的兴趣始于阅读叔本华的著作，而叔本华本人就深受佛教的影响。但与荣格一样，博尔赫斯以自己的方式吸收佛教。

在迷宫中行走类似于一种宗教体验，沿着逐渐缩小的同心配置螺旋走向中心，可以象征性地到达设计的中心，从而将一个人带到他或她自己的核心。虽然在佛教和基督教（许多大教堂都有镶嵌石迷宫）中，这种象征性的旅程是积极的，但博尔赫斯的迷宫似乎更险恶，更类似于神话中的牛头怪迷宫。

莫内加尔讨论博尔赫斯式的符号时说：“迷宫的中心是怪物，或是神，因为怪物有时构成一种神圣的属性，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变形（metamorphoses）所表明的那样……迷宫的中心可能还有其他东西：秘密、启示或顿悟。”对于荣格来说，这种顿悟就是人格的整合；而对于博尔赫斯来说，顿悟却可能产生于，当做梦者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幻影时，人格的那种瓦解。

这是博尔赫斯的典型立场，他敦促我们超越自我，认识到我们与过去和现在的其他人的同一性，并在思考无法解开的生存之谜时丢掉自我中心主义。由于他把自己完全当成一个悖论，所以他最精彩的故事本质上都是个人的，甚至带有自传性。在《另一个人》（The Other,1972）中，年长的博尔赫斯坐在查尔斯河畔的坎布里奇，遇见了年轻时坐在日内瓦罗纳河畔的自己。在两个人互不理解和陷入冷漠的可悲诙谐的发展中，即使是最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也能感受到一个完美体现的普遍真理。

这个真理事关主观他异性（subjective alterity），也就是说，他异性对于主体性的构成是必要的，因为它出现在对自我的探索中，即在他人当中寻找自我。博尔赫斯的“他者”主题不仅出现在他的短篇小说和诗歌中，也出现在他的评论中。例如，《想象的动物》（Book of Imaginary Beings,2006）汇集了西方文学中的双重存在，其中引用了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诗：“替身是我们的另一面，我们的对立面，补充我们的那个人，我们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的那个人。”

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以及整个西方文化的传统，博尔赫斯将他异性（或多重性）与自我的关系问题发挥到了极致。他认为，他者是自我的倍数；此外，除了一个自我之外，还有无限多个自我。

他用“另一个人”也即“他者”直接点出他秉持的二元论（dualism）观念，从概念上引入了作品中的存在性/身份危机。这一点在《博尔赫斯和我》的最后也有所体现：“我的命运就是逃逸、丧失一切、一切都被忘却或者归于别人。”通过将“别人”与“遗忘”相提并论，博尔赫斯表达了一个坚定的意思：唯有意识分裂才能真正实现反省。当然，分裂的过程呈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病态，博尔赫斯不断强调，没有其对应者，一个人就无法生存或生活，显示了他对顽固和痛苦的艺术面具人格的内心混乱。

博尔赫斯生活在一个政治和文化动荡的年代（在南美和美国都是如此），那些在反省和自我批判中挣扎的人对他情有独钟，因为他贡献的作品反映了他们作为在政治和社会文化剧变中幸存下来的个体的深刻内心冲突。随着前卫文学在全球大受欢迎，许多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变得更加强烈。面对迷宫，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幽闭和恐惧，感觉它可能是一个陷阱，害怕中心可能潜伏着什么怪物。

因此，当博尔赫斯承担批评家的角色——也即扮演现实生活文本和可能真正阅读它们的人之间的中间人——的时候，他并不敷衍了事。对于博尔赫斯来说，这个角色至关重要，而且责任重大。谁能比他更了解书籍对一个人的深远影响？谁能更多地通过文学的棱镜思考存在？博尔赫斯在他的故事中并不总是戏谑、施展诡计或讽刺。在元小说和拟像的背后，是一位专注的思想家和一位严肃的道德家，这是博尔赫斯写作中常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

在特隆故事的结尾，由于特隆世界的入侵，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行将消失——叙述者表面上似不在意，从事着将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的《瓮葬》(Urn Burial）翻译成西班牙语的工作，但他旋即写道，不是为了出版。其实，对博尔赫斯来说，对这个故事来说，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让蜡烛继续燃烧就足够了。哪怕风的呼啸像嘲笑声一样咯咯作响，黑暗当头，巨大而可怕，微小的火焰仍然挑战着黑暗，顽强地舞动着。而我们需要博尔赫斯，就像我们现在需要所有能激发我们灵感的艺术一样，这样我们的美好火焰就不会熄灭，我们也会与它们在一起。

1970年，L.S.登博（L.S.Dembo）与博尔赫斯曾有过一段对话：

问：牛头怪曾经走出过迷宫吗？

答：嗯，我写了两首十四行诗：第一个场景中，一名男子正在穿过布满灰尘和石头的走廊，他听到夜色中远处传来一声吼叫。然后他在沙子里辨认出脚印，他知道它们属于牛头怪，牛头怪在追赶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在追赶牛头怪。牛头怪当然想把他吃掉，而他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继续流浪，所以他也渴望这一刻；在第二首十四行诗中，我有一个更可怕的想法——没有牛头怪的想法——这个人会继续无休止地流浪。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笔下的布朗神父（Father Brown）的一句话可能暗示了这一点。他说：“人真正害怕的是没有中心的迷宫。”我想他是在考虑一个无神的宇宙，但我想到的是没有牛头怪的迷宫。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什么是可怕的，那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毫无意义。

问：是的，这正是我想说的……

答：因为牛头怪证明了迷宫的合理性；至少人们认为它是那种怪异建筑的合适居民。

问：如果牛头怪在迷宫里，迷宫就有意义了。

答：是的，如果没有牛头怪，那整件事就太不可思议了。一座畸形的建筑围绕着一个怪物而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合乎逻辑的。但如果没有怪物，那整件事就是毫无意义的，就我们所知，宇宙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必得走到迷宫的中间去，哪怕那里雄踞着可怕的牛头怪。

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2024年4月15日第29版

在迷宫中行走，迷宫中心为何物（下）——二论博尔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