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打正着”走上考古之路
2023年12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将“终身成就奖”授予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该奖项是世界考古论坛颁发的最高荣誉，专门表彰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名、学术造诣深厚、对考古学领域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学者，此前几届分别授予了科林·伦福儒勋爵、布莱恩·费根教授、白简恩院士等。严文明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考古学家。颁奖词说：“这不仅是对严文明先生在推进考古学科发展上的杰出贡献的认可，更是对他不懈地向公众宣传考古学，对于当代社会及⼈类共同未来重要性的肯定。”
获得“终身成就奖”之后，严文明先生曾手写了一句获奖感言：“感谢给我崇高的荣誉，我不过勤于耕作，不问收获罢了。”一句朴素的感言道出了一位考古学家一生的奋斗。
获奖感言
有意思的是，对严文明来说，走上考古道路却是一件“歪打正着”的事。在“信仰的力量——北京大学老同志风采展示系列专题片”中，严文明先生那一集的题目是《潜心学考古，鉴古以观今》，片中严文明自己说到了一开始走上考古道路的历程。
严文明1932年10月出生于湖南华容， 1953年，他从湖南考入北京大学，然而原本想学习物理学的他，却被录取到了第三志愿历史系，“当时历史系有一个考古专业，考古专业的主任叫苏秉琦，他找我，说听说你理科成绩很好，身体也不错，我看你学考古吧，就这样我到了考古。”
然而真正让严文明对考古产生兴趣，让考古在心里扎下根来，是直到大三进行田野考古实习时，严文明说：“1956年，专业有实习，我的实习是当时很有名的北京人的发现者裴文中带队，先到内蒙古赤峰研究红山文化，后到林西研究细石器文化。跟着他一直很愉快，感觉考古不是那么很辛苦的事儿。这么一来，我就对考古发生兴趣了，所以他是我考古学的引路人。大家都觉得严文明是不是开始就对考古有兴趣，我说完全不是，后面歪打正着，既然走上这条路了，我就踏踏实实地把它做好。”
年轻时代的严文明
从仰韶文化研究到“重瓣花朵”理论
1958年毕业后，严文明留校任教，承担新石器考古的教学与科研任务，这也是他考古研究的起始。
“既然让我当新石器考古的教师，我就全国各地跑，博物馆的、考古队的资料，看了以后我都记下来，后面很快我写成了一本书《中国新石器时代》，1964年就铅印出版了。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年轻就不行，只要你认真地把资料收集全，而且按照逻辑能够编出来，那就没有问题。”严文明说。
在新石器考古中，仰韶文化成为严文明的学术起点。他重新梳理了仰韶文化遗址的材料，通过类型学和地层学，将仰韶文化的发展整体划分为四期两大阶段，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一开始走入研究时，严文明就特别注重“从全局去考虑问题”，在刚留校任教讲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课程、编写《中国考古学》的过程中，他发现很多考古的文章议论宽泛，不深入，考古报告比较粗糙，不时有矛盾和错误。材料本身有问题，基础研究不够，因此下决心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为此，他花了许多时间分别对长城以北地区、甘青地区、山东地区、长江中游、江浙地区乃至广东等地的新石器文化进行研究，最后把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做了一个综合性研究，写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这篇文章包含了他很多思考，第一次把对旧石器以来的文化谱系进行了通盘梳理，第一次提出整个中国史前文化的大框架谱系。在接受采访时，严文明曾介绍这个谱系里面主要体现的几个思想：“一是中国史前文化既是多样的又是有联系的；不是一般的联系，是有核心有主体的，有中心又有外围的，我形容它为重瓣花朵式的结构。当然花心是后来慢慢形成的，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是后来才慢慢体现出来，史前还不是很明显。但是重瓣花朵很清楚，主体为黄河、长江流域，外围就有不同的文化区系，与苏秉琦先生的文化区系类型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我有总体的把握，就是这种重瓣花朵式的格局，不是简单的几个区系。这个格局对以后的文化有很大的影响。中国文明起源的格局，也是这时打下的基础。”
严文明先生在田野考古一线
常怀济世情，鉴古以观今
严文明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与中国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在中国这个大的单元下面，很明显有几个区——北面的草原沙漠，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长江流域的水田农业，华南地区有贝丘遗址。“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文化，中间有一个中心，这就是中原地区，像重瓣花朵一样。”
这一“重瓣花朵”理论，是以哲学家的思辨和诗人的眼光洞悉了中国史前文明的结构美，说出了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密码，被认为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引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
而在时间线索上，严文明从对仰韶文化的系统研究出发，在分析研究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谱系归纳为早期、中期、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四个发展阶段，上溯旧石器时代传统、下承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格局相融，对奠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体系做出了贡献，影响至今。
在对中国史前文化的系统研究及农业起源研究的基础上，严文明先生还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做了深刻解读。他曾说：“我研究聚落借鉴了西方的聚落考古的思维，但是我的实际操作特点和他们不完全一样，是根据中国考古学实际来做的。聚落和环境有关系，我也比较注意环境的研究，环境又和经济形态有关系，和农业有关系，这又和后来的文明起源有关系。几个世界上最早发生的文明都是在农业起源中心发生的，所以文明和农业的研究我是同时进行的。”
晚年的严文明先生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边缘论”思想。这一思想在1988—1989年他就一再表述过，1997年在《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中正式提出。当时关于稻作起源地最流行的是“山地起源说”，再以前就是苏联的瓦维洛夫的“印度起源说”，严文明在1982年就说长江流域是一个重要的起源区，不是唯一的，而“山地起源说”没有证据。
在农业起源的研究中，严文明认为，对人类文明发生重大影响的谷物农业的产生只有三个中心：西亚、中美和中国。中国实际上有两个中心，并且是挨着的。北方小米种植以后，南方的缺水地区也种植。“两种作物种植有交叉，人员往来和文化关系就很密切，北方的人受到更北方人的压力就往南方跑，就会种植水稻。如果没有南方水田农业区，那么北方就没有后方，整个历史的演变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在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的不是黄河流域而是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是鱼米之乡，有比较发达的丝绸、漆器、瓷器。因为有经济支撑，文明不易垮台。古代中国文明是目前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与此有关系。这两个区域的基础很大，起源区和早期发展区也很大，基盘大，而且可以互补。中国文明有不同的起源，但是最后会融合成一个大文明，这与两个农业区的渗透有关，如果两个农业区距离远，就不会形成一个文明。一个文明又有不同的地方特色，文明内容就丰富，就会有活力。基盘大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特点，能经受住外力的冲击，这个与农业的起源发展有关系。”
严文明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和领导者，而作为一名老师，他对学生、对年轻考古工作者的热情和培养，也留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王守功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上的北大考古专业，在他印象里，严文明先生讲课，逻辑清晰、非常严谨，“大家都喜欢听严先生的课，有的同学甚至会在第二年再去听一遍。”王守功说，当年他们班在烟台长岛北庄遗址的田野实习，严先生就是带队老师，同学们和严先生的交流也很多，“后来严先生多次来过山东，我也曾多次向他汇报自己的想法，向他请教学术问题，每一次他都热情回答。严先生和每一个年轻人都是平等地进行学术交流。严先生晚年依然非常关注山东的考古工作，对山东的盐业遗址考古做了很多指导，还给我们的《海岱考古》期刊题了词——海岱蕴齐鲁 冠带系中华。”
严文明先生是纪录片《何以中国》的学术总顾问。总导演干超曾说：“求见过严先生两次，一次听他讲早期中国的文明脉络，一次听他讲考古学家的责任和使命。作为一个外行和晚辈，何德何能，何其有幸。严先生亲自改过《何以中国》的文本，提醒我们去拍高庙遗址和铜绿山矿冶遗址。做这样的片子，团队三年里没有一天不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不敢有一丝偷懒，就是怕玷污了作为学术总顾问的严先生的名声，怕辜负帮助过我们的全国那么多的考古学家。听秦岭老师说，春节时严先生的女儿拉着她说了很久喜欢《何以中国》，为此我们开心了一整天。严先生，谢谢您的姜寨报告，谢谢您的长江文明论述，谢谢您的农业起源学说，谢谢您的重瓣花朵理论，让我们像亲历者一样走进了史前时代，真实地触摸到了先民的足迹、大地的气息、文明的脉搏、历史的绵延。您亲手剔出来的墙盘，因为太过光亮可鉴，成为我们花费最多时间才拍完的一件文物。”
“我本一书生，教书又育人。能力固然小，常怀济世情。潜心学考古，鉴古以观今。漫漫修远路，前途有光明！”这是严文明先生八十岁时写的几句诗。从田野到书斋，严文明先生用一生，诠释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使命与担当。
记者:钱欢青 编辑:徐征 漫绘:孙婷婷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