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美术交流而言，中西艺术家之间的碰撞和交流虽然早就发生，但经过了日本这么一个中转场，倒像是马戛尔尼使团在1792年的遭遇：因为翻译的障碍，草草收场。

西方艺术家对于中国艺术的理解，此前来自于华托、布歇等人的二手素材，此后依然停留在对建筑、服饰、器物上装饰设计方面的借鉴和思考。

对于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士大夫所主张的文人绘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并无更多深入研究。双方主流话语圈的交往，一直是鸡同鸭讲夏虫与冰的故事。

题图：作于1799年的《北京西直门》威廉·亚历山大大英博物馆藏

1 中国首家公众博物馆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后，宗教和学术机构也随之涌入，他们对中国文化、科学的研究从未间断，从侧面推动了近代博物馆的诞生。

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公众博物馆，目前被大多数文献所载且被公认的，是由法国传教士韩伯禄（Pierre Heude 1836—1902年）于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徐家汇自然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即如今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上海昆虫博物馆”之前身。

法国传教士韩伯禄（Pierre Heude 1836—1902年）

但这一说法也有颇多商榷之处。韩伯禄于1868年（同治七年）才赴中国传教，他工作的教区不是在上海而是安徽安庆。

抵达中国第二年11月，韩伯禄就亲历“安庆教案”。他侥幸逃脱后，乘船由长江返回上海，此后一直在徐家汇耶稣总会从事科研工作，并四处搜集各类动物、昆虫标本，他的学术目标是研究东亚自然史。

直到1872年（同治十一年）8月，耶稣会江南教区在徐家汇会议上，决定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委员会制定的一项重要工作计划，就是“在韩伯禄神父领导下研究自然科学工作，在徐家汇珍藏并展览他陆续收集的材料，逐步形成一个博物院。将其主要记录、论文编辑成册，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欧洲”。（本处资料参阅：法国传教士史式徽（J.de.ca.Serviere）《江南传教史》）

因此，较为准确的表述是，这座“中国首家博物馆”筹备于1868——1872年，在1873年正式建馆。十年之后、1883年5月，位于徐家汇天主堂旁边的博物院院舍建成，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

摄影：“徐家汇博物馆”中的动物标本陈列室

“自然历史博物院”由此更名为“徐家汇博物院”，其中不仅陈列有经过系统整理的动植物标本，而且还有另一展室，专门陈列包括青铜器、陶瓷器、玉器、钱币、鸦片烟枪、绣花鞋等中国文物。

半个世纪后，1930年，徐家汇博物院并入同属耶稣会的震旦大学，迁入重庆南路震旦大学新院舍，更名为“震旦博物院”，为纪念韩伯禄，外文名为 Museum Heude（注意，历史上的震旦博物院与2013年10月在陆家嘴成立的私立艺术博物馆——震旦博物馆没有半毛钱的关系），1953年，上海震旦博物院划归中国科学院，也就是如今徐家汇上海昆虫博物馆的前身。

除了法国人主导的耶稣会外，同一时期英国的学术机构也在上海开设了类似的博物馆。

2 首访天朝的英国使团

英国人对中国文化有系统的研究，要追溯到18世纪末期的马戛尔尼访华。

1823年3月，隶属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又称皇家科学院）的皇家亚洲学会（全称为：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在伦敦成立，第二年8月该学会颁布了成立宪章，这个由知名学者和殖民地行政人员组成的团体，其宗旨在于“调查与亚洲有关的科学、文学和艺术，并鼓励这些学科发展”。

该学会的发起者中，有一位在中、英交流中非常有名的人物——乔治·托马斯·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年），中国的历史学者习惯称其为“小斯当东”。

他的父亲老斯当东，全名为乔治·伦纳德·斯当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年) 。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当法国人全身心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之际，英王乔治三世向中国派遣了一支使团，以向乾隆祝寿为名，试图说服清政府开放港口，打开中国市场以缓减贸易逆差。

使团正使为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年），老斯当东任副使。只有12岁的小斯当东也随团远行，在途中开始跟着华人翻译学习中文。

马戛尔尼的使团当年9月从英国朴次茅斯港出发，第二年9月抵达北京。

1793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正式接见了英国使团。在跟随使团谒见乾隆皇帝时，小斯当东居然能够操着熟练的汉语回答皇帝的问话。

《1793年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马戛尔尼勋爵》1796年威廉·亚历山大大英博物馆藏

威廉·亚历山大在画幅最右侧，出现了跟随使团谒见乾隆皇帝的小斯当东

虽然有小斯当东这个天赋异禀的语言奇才，但实际上正因为翻译的阻碍，双方无论在礼仪、文本方面的交流并不顺畅，东西两大帝国的首次接触最终只好草草结束。

马戛尔尼的使团于9月24日离开热河，之后从北京沿运河南下至杭州，再从杭州西行至广州，在中国境内一直待到1794年1月，然后从广州启程，同年9月返回到伦敦。

这趟为期两年的使团生涯，虽未实现其通商的主要目的，但随行的使团成员包括了医生、机械专家、画家、制图家、植物学家、航海家，他们制作、撰写的沿途见闻，成为欧洲人研究大清帝国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老斯当东就在一路上做了大量笔记并收集了一些植物标本。

3 英国画家的一手素材

使团聘用的正式画家是托马斯·希基（Thomas Hickey 1741-1824年），他是一位出生于爱尔兰的肖像画家，曾在都柏林和伦敦学习绘画，他的主要创作活动都在印度。

在两年的中国之行中，希基似乎很是懈怠，他所留下的作品较少。笔者查阅大英博物馆网站，只收藏有由他所绘以下这幅中国之行的速写。

《围观使团船队的中国人》托马斯·希基 1792—94年大英博物馆藏

随行的另一位年轻画家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年），授业于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在这趟中国之行中显得异常勤奋。

这时候距离摄影术的发明，还要再等上40多年，画家、只有画家才能够从特殊的视角，用训练有素的技法留下当时的中国风景和世间百态。

威廉·亚历山大的作品，充分展示了他所受的严格学院派训练，他的水彩画色彩淡雅清晰，构图简洁，造型也比较生动。

以下这幅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水彩，是他回国后依据当时的素描稿所作，描绘了1793年11月7日，马戛尔尼使团经过苏州大运河之所见。

《苏州运河景象》 1796年威廉·亚历山大大英博物馆藏

《中国城市的郊外》1795年威廉·亚历山大爱尔兰国家美术馆藏

同样，以上这幅收藏于爱尔兰国家美术馆的《中国城市的郊外》（The Suburbs of a Chinese City）作于1795年，比较上图的景色，应就是当时的苏州。

当然，亚历山大还为北京城留下过图像，本文题图那幅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北京《西直门》，作于1799年。

相对乾隆时期宫廷洋画家和本土画家，比如郎世宁、王致诚、安德义、艾启蒙、徐扬、邹一桂等等，用中画技法留下的诸多图像，亚历山大的画作并没有多少规则条款的制约，他将视线集中在自己感兴趣的世俗风景和小人物身上，采取的视角也并不追求全面、宏大，因而主次分明，叙事更为清晰。

亚历山大所描绘的这些中国人物形象、服饰、风景，日后都集结出版。在此之前的一个世纪（也就是郎世宁等人的主要创作时间），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大多来自洛可可艺术家华托(Antoine Watteau 1684-1721年)、布歇（Francois Boucher 1703—1770年）等人的二手货。

1731年，华托生前的朋友，一位名叫让·德·朱利安（Jean de Julienne）艺术投资人、出版商与布歇合作，将华托留下的一组12幅《中国风人物组像》（Figures Chinoises）刻成铜版画并付诸出版。自这套组画开始，布歇由此开始了自己“中国风”题材。

《中国花园》布歇 1742年巴黎马蒙达博物馆藏

依据布歇画作所作的中国风人物组像版画之一 1755—56年巴黎出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依据布歇画作所作的中国风人物组像版画之二 1755—56年巴黎出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在布歇+蓬帕杜夫人——这对洛可可金童玉女的推动下，这种变异的中国风在欧洲盛行一时。

但布歇本人，从未到过中国。他只是通过由丝绸之路进口至欧洲的中国瓷器、漆器、纺织品上的图像进行整合，也参考了当时法国皇家图书馆所藏有关中国书籍中的插图，更杂糅了自己的臆想。

中国艺术品的装饰纹样繁复且小巧雅致，传递出闲适、愉悦、自然化的生活态度，这与华托、布歇所倡导的洛可可风格具有天然的契合点，也成为他艺术灵感的来源。

从某种程度上，英国人威廉·亚历山大的这些一手素材，对于西方的“中国风”有一定的矫正，但西方艺术家对于中国艺术的理解，更停留在对建筑、服饰、器物上装饰设计方面的借鉴和思考。对于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士大夫所主张的文人绘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并无更多深入的研究。

《乾隆皇帝像》1796年依据威廉·亚历山大画作的版画大英博物馆藏

在洛可可以及新古典主义潮流之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被摄影术逼得走投无路，西方画家才开始从日本浮世绘中，吸取了构图和对色彩的处理，从中诞生出印象主义。

就美术交流而言，中西之间的碰撞虽然早就发生，但经过了日本这么一个中转场，倒像是马戛尔尼使团的遭遇：因为翻译的障碍，草草收场。

4 避暑山庄的谒见

至于为本次访华期间的重头戏——乾隆皇帝在万树园的谒见——留下图像，当然是威廉·亚历山大责无旁贷的事情。

他本人并没有机会参加避暑山庄的这次的谒见，而是一位名叫威廉·帕里什中尉绘制的详细图纸和其他人员的描述，为这次历史性的会见留下了图像，这些图像不止一幅，以下大英博物馆所藏版本。

《1793年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马戛尔尼勋爵》局部 1796年威廉·亚历山大大英博物馆藏

《万树园赐宴图》轴，清乾隆，郎世宁等绘，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几乎四十年前，乾隆十九年（1754年）冬，同样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举行隆重的宴会，接见了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史称三车凌），宫廷画家郎世宁、王致诚等人奉旨对这次宴会进行了纪实性描绘，完成了这轴《万树园赐宴图》。

上述两图所绘接见仪式、场景，以及画家的视角都十分类似，您可以对比一下中、西画家不同的处理方式与绘画风格。

讲到这里，也许你还没有忘记，本文是要讲述皇家亚洲学会在华的发展情况。

我也没有忘记。

前边提到，1823年以小斯当东等英国文化、科学精英分子发起成立了皇家亚洲学会。

到了1856年，小斯当东向学会捐赠了一幅画。

其作者就是40年前已经去世的威廉·亚历山大。

这幅画作完成于1799年，画作内容正是在承德万树园“乾隆皇帝接见英国大使”。

《乾隆皇帝接见英国大使》尺寸约为56 x 79厘米（素材来源：皇家亚洲学会官方网站）

如今，这幅画作依然收藏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会议室中，普通游客，都可以看见。

有关皇家亚洲学会在华创办首家博物馆的情况，且待下回再为您介绍。

本文为《有过多少往事：台北故宫典藏文物详解》系列文章第四篇，文中部分素材取自相关网站，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勿随意转载并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中国首家博物馆诞生记：法国的神甫、英国的使团以及变异的中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