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配图为贾康先生摄影作品）

沿着传统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考察微观经济学，不难发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一大缺陷是不区分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但其后在经历所谓“边际革命”后，古典经济学步入引进“边际”分析的新古典阶段。然而，尽管如此，这种新分析方法主要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或产品和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和成本，仍沿袭市场资源配置思路而与原分析框架相比并无本质创新，因而可将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合并看待视为“旧框架”。旧框架对分工与专业化这一重要分支重视不够，或说其研究框架不能够解决与专业化经济和经济组织模式相关的问题，而“新框架”或称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以杨小凯等的研究成果为代表，则设计了能深化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模式。

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模式被创始人认为可与“哥白尼与开普勒对天文学的贡献”相比肩，从而强调其之于传统经济学的颠覆性，且“新框架”也确实摆脱供求双方的传统分析而转求同一经济主体的分析视角，但其实质上仍可被认为是形成了对传统理论经济学微观部分的重要补充。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在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中，虽然一个是从微观层面发起的研究（即指“新框架”）、一个是从宏观层面发起的研究（即指“新供给”），但是“新框架”得到的最优化分工标准，即在“提高专业化的经济与减低交易成本之间做最优取舍”的核心主张，恰与“新供给”研究中力求在理论框架中廓清和打通的“物”与“人”视角联通，或曰“新框架”实际上应可被定位为对传统理论经济学微观部分供给侧的创新，而“新供给”显然应吸取这一积极成果纳入其“集大成”的认识体系之中。我们坚信，这并不是巧合，而是经济学沿时间轴不断曲折式前进发展过程中回应经济实践诉求而势必产生的理论努力的殊途同归和螺旋式上升。本文首先从两大理论框架的交汇对经济实践的解释出发，论述两个理论的联通，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新框架”为“新供给”所追求的“集大成”理论框架与最大包容性所带来的贡献；接着在肯定“新框架”重要理论地位的前提下，论述其所忽略或无法解释的两个方面——对经济周期成因认识的片面性以及无法解决“交换者间协调”问题，这恰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基于分工与专业化视角的对“新供给”的需求；最后，我们总结了旧框架与新框架相结合的相对完整框架，并阐述了新框架启发下对经济转轨的新认识。

一、回应经济实践诉求的新认识

本文所强调的新认识，至今并未系统化地出现在传统理论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从微观层面而言，传统理论经济学教科书中并未展开关于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关系的研究；从宏观层面而言，传统理论经济学教科书中并未展开关于供给管理的研究。然而，“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和“供给管理”的重要性，却在经济实践中有切实体现并趋于更加显著，很有必要扩展深化其认识并纳入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认知体系。

（一）微观起点：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视角的缺失

在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以马尔萨斯的均衡思想、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马歇尔静态均衡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建立在需求与供给关系的基础上，并默认对微观主体进行纯生产者和纯消费者的划分，来研究如何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优化，而这种分析框架却不能很好解释分工及专业化视角下技术变革和新兴经济组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经济实践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难以割裂，这成为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视角的研究被杨小凯等人注重而促使“新框架”产生的原因。

1. 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简述

以资源稀缺性和人之欲望无限性的基本矛盾为出发点，经济学脱胎于最初对需求与供给的思考，并沿着从古典派到新古典派的脉络发展。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最大的贡献就是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最大的贡献则是为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引入了边际分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框架，沿其脉络，主要包括了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均衡思想、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equilibrium theory）以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静态均衡理论（thestatical theory of equilibrim）。

第一，马尔萨斯的均衡思想（1820）。马尔萨斯认为，“……一切交换价值取决于以这一商品易取那一商品的力量和愿望。由于采用了共同的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用通常言语来说，社会就分成了买主和卖主两个方面。可以给需求下的一个定义是，购买的力量和愿望的结合；而供给的定义是，商品的生产和卖出商品的意向的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以货币计的相对价值，或其价格，就决定于对商品的相对需求和供给两者的对比关系。这个规律似乎具有充分普遍性，大概在价格变动的每一个实例中，都可以从以前影响供求情况变动的原因中找到线索。”由此可见，在总结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马尔萨斯对均衡的认识源自对需求和供给关系的逻辑推理，并不细致区分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

第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1874）及发展。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微观经济学研究爆发了边际革命，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正是建立在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将古典经济学朴素认识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发展至“交换理论、生产理论、资本形成理论和流通理论”。在需求和供给关系的基础上，瓦尔拉斯认为“在既有的两种商品下，要使有关这两种商品的市场处于平衡状态，或者要使两种商品彼此互计的价格处于稳定状态，其必要与充分条件是两种商品的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须各相等，如果不存在这一均等，则为了达到平衡价格，有效需求大于有效供给的商品的价格必然要上升，有效供给大于有效需求的商品的价格必然要下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两种商品互相交换问题的解法，即本着商品最大效用定理实际上引出了效用曲线，并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两种商品的互相交换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两种商品或两种商品之一的一切持有者，都可以获得他们欲望的尽可能大的满足，其间必须遵守的条件是，在整个市场中两种商品应按照完全相同的交换比率进行买卖”，即“现期价格或平衡价格等于稀少性的比率”。基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微观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产生了无差异曲线（等产量曲线）、边际替代率（边际技术替代率）、交换契约线（生产契约线）、效用可能性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艾奇沃斯盒式曲线等一系列分析方法，加深了微观经济学对需求曲线、供给曲线及两者均衡的研究。

第三，马歇尔的静态均衡理论（1890）。同在边际效用理论的基础上，马歇尔则以某一商品的价格轨迹提出并绘制了需求曲线（以产量为横轴、价格为纵轴，一般为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和供给曲线（以产量为横轴、价格为纵轴，一般为一条向上攀升的曲线），并认为若将两条曲线绘制在一起，“当需求价格等于供给价格时，产量没有增加或者减少的趋势，处于均衡状态……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可以称为均衡数量，其售价可以成为均衡价格……如有任何意外事件导致生产规模偏离均衡位置，则会立即出现某些作用力使它趋于回到均衡位置”。

2. 微观层面的经济实践：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视角的起因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形成对均衡的认识，反映了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最优化配置资源，从而达到最优化市场均衡结果的追求。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微观经济学发展框架有两大缺陷而难逃诟病：第一，始终围绕着需求和供给两者的关系，而未注意到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第二，始终遵循纯生产和纯消费的两分，表现就是从一般均衡理论到静态均衡理论，都有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乃至更多的对市场的划分，回到经济实践，不难发现其总是带有如下特点：第一，除了需求和供给两者及互动关系的影响以外，专业技术水平与经济组织形式也切实影响着微观经济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专业技术的颠覆性变化以及以股份制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组织形式的革命性变化；第二，对于微观市场主体而言，一般很少属于纯生产者或者纯消费者，而多同时以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出现。如上所述，微观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缺陷以及经济实践的诉求，实际上构成了专业与经济化视角的起因。

（二）宏观起点：供给管理视角的缺失

传统宏观经济学遵循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建了以总需求和总供给为均衡分析核心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侧重于“需求管理”的政策研究。而从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的调控实践来看，决定性意义的宏观调控手段却显然属于“供给管理”，而这种调控手段的认识分析并未曾出现在宏观经济教科书中，表现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并且这种理论欠缺视角具有与微观层面欠缺视角指向的一致性。

1. 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简述

对应于传统微观经济学以需求和供给两者关系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传统宏观经济学也通过首先定义总供给与总需求，绘制并研究了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以及两者可解释的宏观经济发展均衡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相比，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显然更为发散，但其根植于微观经济学的特点非常明显：第一，核心分析框架实质上是微观层面需求和供给模型的总量拓展；第二，在宏观调控上，基于微观层面对需求的研究侧重，而更加注重宏观的需求管理；第三，在研究经济增长中忽略了经济组织与制度的作用，后虽通过制度经济学得到了补充，但是并未纳入较成熟的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中。

2. 宏观层面的经济实践：供给管理视角的起因

宏观经济学体系的缺陷在经济实践中表现出与微观层面缺陷指向的一致性。以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例，美国人抛开前面若干年所一再标榜的“华盛顿共识”式由市场自发解决结构问题、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转而采用实实在在的“供给管理”手段，如在选择性地不救“雷曼”之后出手救助“两房”、“花旗”、“通用”，明确推行“油页岩革命”、“新能源汽车”等政策倾斜举措等。“供给管理”是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需求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强调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则侧重于讨论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关于这种供给管理的展开讨论从未出现在传统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却切切实实地为经济主体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优化路径与调节机制，相关宏观层面的理论缺陷与来自宏观经济实践的经验实际上构成了供给管理视角的起因。

二、“新框架”与“新供给”：理论视角的联通

以上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对经济学理论缺失的分析，结合经济实践的启示，引发了对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即“新框架”）以及供给管理（即“新供给”）的新认识，且两层面缺失视角的指向具有一致性。我们认为，这种一致性并非偶然，而是合乎逻辑地体现了“新框架”与“新供给”两大创新努力在关注视角上的联通，此联通不但以“新框架”对“新供给”包容性下的拓展贡献，帮助我们加深了对“新供给”的认识，而且是以微观和宏观的联通考察，构成对传统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创新。

（一）“新框架”：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视角的简述

1. 专业化经济

专业化经济是指生产率变化与行为人的产出范围变化之间的关系。按照杨小凯的逻辑：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关系就是技术，技术的最重要标志是生产率；大多数生产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企业运作规模的扩大而提高，而这种生产率的提高与专业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传统微观经济学中并未得到解答。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技术进步也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内生地出现”。专业化经济试图描述的正是生产率与专业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即技术与专业化水平之间的关系。

2. 经济组织模式

如前所提及，大多数生产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企业运作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然而这种生产率的提高与企业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未在传统微观经济学中得到解答。此外，资源禀赋约束等概念在传统微观经济学中也被设定为与经济组织无关，而实际上恰恰相反，两者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用资源多少或禀赋约束与人类社会掌握的知识有关，而人类掌握的知识又与经济组织模式有关。通常分工越复杂，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掌握的知识就越多，会直接影响经济社会中相对资源结构和禀赋约束。由分工和专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的经济组织模式，与交易费用又直接相关。

（二）“新供给”：“物”与“人”的视角的简述

1. “物”的视角

所谓“物”，概念上必有别于“人”，但经济学研究中凡涉及物，其展开分析也必是相关于“人与物”的关系，即“生产力”层面，由劳动对象、劳动工具而关联和推及劳动者（人，或“人力资本”）。具体到现代经济发展针对物的运用与加工的“技术”的层面，邓小平的名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指由人实现的科技创新供给对生产力三要素带来的“乘数效应”。基于“物”和“技术”的研究告诉我们，由于存在后发优势，欠发达后进经济体可以追赶发达经济体，并有可能通过“蛙跳”、技术扩散、“干中学”等方式方法，实现技术上的赶超乃至激发组织结构方面的赶超，从而实现经济上的赶超。

2. “人”的视角

所谓“人”，必是指处于人类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成员，经济学视角考察人，实质上必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层面，或具体到经济发展而言，即如何组织经济活动的形式与制度安排、利益分配。基于“人”的研究告诉我们，制度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供给因素，尤其是产权和交易成本的机制联结状况，直接影响某一经济体的发展状态。在制度变迁即制度安排的供给演变过程中，既会出现制度演变的滞后现象，又会存在制度潜力发挥的能动性空间。计划经济制度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相对劣势已然较充分暴露，而作为原属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怎样成功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最重大的考验即是调整改变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改革，能否达到真正解放生产力的结果。无论是稍早风行而标榜全面“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还是稍后兴起对并未定型的“中国特色”充分肯定而将其推向模式化的“北京共识”，都难免失于偏颇。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优化提升，仍须进一步肯定其摸索前行的基本姿态，加之信息的不完全和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例如：“柠檬市场”、“不完备信息市场”、“动物精神”、“羊群效应”、“王庆悖论”等因素的存在，往往造成理性预期失灵，亟需讨论如何加入“理性的供给管理”的矫正力量。

（三）两个理论创新的联通

“新框架”基于微观起点创新性地提出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结合考察视角，与“新供给”基于宏观起点创新性提出的“物”与“人”的关系打通认识供给驱动特别是制度供给的视角，实际上显然是联通在一起的。

1. 基于“物”视角的联通：物质生产的专业化经济与物之运用的技术进步

“物”的视角必指向“人与物”的关系，即“生产力”层面，由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者结合“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创新供给而形成的发展进步。而专业化经济是指生产率变化与行为人的产出范围变化之间的关系，其描述的是专业化水平与生产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新框架”的专业化经济视角实质上强调的是专业化伴生的技术进步，“新供给”的“物”的视角实质上强调的是国民经济总体进步对技术进步供给的倚重，体现了“新框架”与“新供给”在创新中基于“物”视角的联通。

2. 基于“人”视角的联通：经济组织模式与生产关系制度变革

“人”的视角必指向“人与人关系”，即“生产关系”或制度供给问题，具体到经济生活中，即如何组织经济活动的形式与制度安排、利益分配机制。经济组织必涉及组织经济活动的形式以及与制度、体制如何联通，经济组织模式的进步会带来交易费用的降低即生产力的解放（“现代企业制度”在规模经济、社会化大生产上最具适应性和代表性的具体形式——股份制，便是生动而雄辩的证明）。 “新框架”的经济组织模式视角和“新供给”的“人与人”的视角实质上所强调的都是经济发展与制度供给、结构性变革之间的关系，都逻辑地关注不同制度安排下不同的交易费用，区别仅是从微观、宏观不同层面的切入而已，从而体现着“新框架”与“新供给”基于“人”的视角的联通。

（四）“新框架”与“新供给”的包容性

“新框架”与“新供给”的理论视角形成的然联通，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新框架”对“新供给”之包容性拓展的贡献，这一拓展是以对“五维一体化”框架与包容性边界“集大成”式的概括为表现，而新框架的理论贡献也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1. “新框架”对“新供给”包容性拓展的贡献

如上所述，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仍建立在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纯生产者和纯消费者两大假设从总供给和总需求及其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新框架”对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补充，主要体现在利用超边际分析（对每一个角点进行边际分析，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将专业化经济与经济组织模式纳入传统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基于“新框架”与“新供给”理论视角的联通，正如微观层面的供给和需求分析为宏观层面带来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宏观角度对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的研究认识，也合乎逻辑地和更坚实地建立在微观层面对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内化的超边际分析基础上。这构成“新框架”对“新供给”包容性拓展的一项重要贡献。

2. “新框架”在“新供给”包容性拓展中的定位

“新框架”在“新供给”包容性拓展中的定位可从两方面考虑：第一，“新框架”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并不须像传统框架那样特别区分纯生产者和纯消费者，也不须特别划分供给端与需求端，但其所强调的专业化经济与经济组织模式，并未见与消费的直接相通，而是与生产即供给侧的直接相连，其对“新供给”包容性拓展的贡献若还原到新供给经济学“五维一体化”的框架中，应定位于传统经济学供给侧两轮“否定之否定”的主线上，成为对古典自由主义供给思想的重要提升和充实。第二，值得注意的是，“新框架”理论思想的一个重要应用是发展经济学，它认同工业化是由分工演化引起的结构变化（包括工业份额的上升、投资率和储蓄率的上升等），基于此而深入研究城市化和工业化问题，并可通过拓展宏观经济学框架进一步研究经济转轨问题，构成新供给经济学“五维一体化”框架中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部分的重要补充。

三、“新框架”的缺陷：对“新供给”的诉求

虽然“新框架”对“新供给”包容性产生了重要拓展，但是其从微观层面出发而带有一定的局限与理论缺陷。结合既有的新供给经经济学研究成果，在“五维一体化”理论框架下，除了肯定“新框架”对“新供给”包容性拓展的贡献以外，其两个理论缺陷也从宏观层面对“新供给”提出了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发展诉求，客观上构成“新框架”对“新供给”更深一层的启示。

（一）“新框架”的缺陷

1. 对经济周期成因理解的片面性

“新框架”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与失业的原因是由于某些产品有耐久和不可分性，不可分可能造成产品的供过于求，而与产品耐久性相关的滞销则可能带来失业。这当然可以作为经济周期的一个成因，但导致经济周期的缘由中还包括了竞争的不完全性、工会的作用、总需求的变化、信心的变化、储蓄—投资的变化等诸多经济性因素。此外，经济周期的成因除固定资产更新周期之外，还包括以政治周期和心理周期为主的非经济性因素。这些未包含的经济性因素和非经济性因素共同揭示了“新框架”对经济周期成因理解的局限性。

2. 不能解决交换者之间的选择协调问题

“新框架”研究的是不同的行为人生产不同商品的情况，但不能解决交换者之间的协调问题。不同的行为人之间可能生产不同的产品：如果此时的交易效率很低（即交易成本很高），那么行为人的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如果此时的交易效率足够高，那么最优选择是进行专业化分工，不同的行为人之间生产不同的产品，然后每个人的产量扣除部分自用量以外，其他产量用来交易给他人，这样就是更加有效率的选择。然而，不同的行为人之间也有可能生产相同的产品，因为他们在生产之前往往不会自发进行沟通，而如果确实选择了生产相同的产品，交易就不能发生，造成“产能过剩”和再生产阻滞。

（二）对“新供给”的启发

“新框架”的两大缺陷可启发对“新供给”更深层次的思考。经济周期和协调问题不仅与“新框架”有关，还与旧框架有关，属于需求和供给分析框架、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分析框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其恰恰凸显了对“新供给”的需求。

1. 更全面地认知旧框架与新框架都无可回避的经济周期问题

在经济实践中，经济活动总会沿着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经历周而复始、有规律性的扩张和收缩。针对经济周期的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旧框架中包含了“凯恩斯革命—供给学派—凯恩斯复辟—供给管理”的调控机制发展逻辑，从而证实供给管理是旧框架中供给侧经济理论研究的理性回归；新框架则是从微观视角上的一定片面解释了经济周期的成因，而未充分考虑到其他经济性因素以及非经济性因素的影响，但由于新供给经济学与“新框架”存在的理论视角的联通性和基本逻辑的一致性，新供给完全可以在宏观层面对于与分工和专业化相关的经济周期问题提供更优化而全面的认识解决。

2. 更有效地认知旧框架与新框架都难以解决的顶层规划问题

采用旧框架进行分析，市场存在失灵的领域，经济周期正属于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公共品等问题也属于市场失灵；采用新框架进行分析，不同的行为人之间存在对产品生产进行选择的问题，且这种选择是自发进行的，如果选择不恰当，那么不同行为人之间就不一定能够成为交换者，从而无法充分实现效率。不难发现，无论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而导致的某种产品的产量供过于求、供不应求，还是由于专业化分工过程中存在行为人自发选择生产的不协调，归根结底都形成“经济自由化”命题所无法解决的领域。引发失灵和不协调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但无论由何种原因引发，这种宏观视角下可以视为“顶层规划”的问题（如“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到位”结合、合作问题），恰是新供给经济学所关注的焦点之所在。

四、重要的总结：理论与经济实践的互动式完善

“新框架”对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认识形成传统理论经济学的重要补充，其所采用的超边际分析模式也是传统理论经济学数理分析方法运用中的创新。然而，经济实践的现实，既不只是与旧框架的对应，也不只是与新框架对应，而是两者以及尚未开拓的研究领域的错综结合——尤其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种结合的框架特别需要其能够为认识经济增长提供更为开阔的视角。

（一）理论发展：传统与新兴相结合的相对完整框架

传统旧框架与新框架的结合，能够为理论经济学构建一个相对更为完整的框架，在此框架启发下，我们在“新供给”上的创新努力对宏观调控又会生成一些新的认识，可以帮助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差异并进一步探索未来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可遵循的路径。

1. 相对完整框架的简述

传统理论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在于对供给和需求及两者关系的认识，并基于纯生产者和纯消费者的划分，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中定位供求双方并研究两者的互动关系，效用论的引入丰富了微观经济学对供给和需求的认知，并将更多的影响因子纳入微观经济学的认识框架中。然而，微观经济学的认识焦点在于通过研究资源配置问题来获得效率以实现经济增长，而对经济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分支即分工的相关问题却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新框架”则弥补了这一空缺。经过对专业化经济和经济组织模式的研究，新框架更加认同“技术和经济制度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从实现了内生行为人选择专业化水平视角的研究。两者当然不是割裂的，通过超边际分析而实现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认知，可以作为资源配置研究的基础部分之一。

2. 对经济转轨的新认识

对转轨经济学的认识，在于从计划经济一“轨”转入市场经济一“轨”，从而被形象地称为“转轨”之阐述逻辑。这种转轨经济学较为主流的认识实际上的关注视角正是在于资源配置这一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相关制度演化，简言之，计划经济是由计划来进行资源配置，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那么经济转轨就意味着资源配置机制的转变。随着“新框架”将分工与专业化视角引入，对经济转轨的认识也更加丰富。传统的转轨认识实际上没有充分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而经济转轨只是转轨的一部分，转轨的核心实质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从经济实践出发，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的经济体实际上也并不仅仅面临着从计划向市场的体制转变，而且面临一方面如何提升技术水平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另一方面如何优化特定经济体成长中各演变阶段上和各经济体“特色”中的经济—政治—社会全套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基于此，可以得到三点认识：第一，按照“新框架”的逻辑，技术是在专业化分工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而产生“升级”态的，我们可以将此技术理解为动态创新的技术，后发国家具有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具有共识的，但其学习、追赶先发国家技术过程中能否使技术实现真正的内化，是与后发国家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升直接相关的；第二，对属于经济组织模式方面的制度转轨，发达国家有许多相对先进的制度，但是后来者对先行者的制度进口走到制度供给的层面，实际必须经历较长一段历程，且在较确一的技术性后发优势的旁边，大都会遭遇十分不确定的制度性“攻坚克难”问题，如不顺利，则可能引发杨小凯强调的“后发劣势”；第三，上述两点十分有助于理解发展中的转轨经济体在经济实践中并不能机械遵循如教科书中阐述的那样简单回归市场而放任自流的操作（如“华盛顿模式”，拉美转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失败的典型案例），而是需要其政府理性采用多重方式优化和加强供给管理，特别是显然具有关键性的“全面改革”式制度供给。制度供给成功的红利，合乎逻辑地成为这一转轨经济体的“最大红利”，反之，制度供给的失败，必将导致技术供给的“后发优势”也最终归于制度拖累的“后发劣势”。

（二）全文小结

本文首先分别从传统经济学理论微观起点和宏观起点分析框架视角的缺失出发，论述了“新框架”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视角，和“新供给”的供给管理视角；接着，本文论述了“新框架”的专业化经济与“新供给”的技术进步、“新框架”的经济组织模式与“新供给”的制度变革之间所实现的“物”与“人”视角的联通，并指出“新框架”对“新供给”的包容拓展形成贡献，补充了传统理论经济学主线上古典自由主义的供给思想；但“新框架”理论并非完美，其存在对经济周期成因理解的局限性、片面性，且难以全面解决交换者之间的协调问题，这恰恰表明在分工与专业化视角下对“新供给”形成的启发；本文进而通过对传统与新兴相结合的完整框架的综合认识，形成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更为广泛、开阔的分析视角，并可积极地运用到经济体发展实践，特别是发展中（后发）经济体的转轨分析中去。不可忽略的是，“新框架”与“新供给”的重要联通及启示，使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在“五维一体化”框架分析基础上，其包容性拓展更可以体系化。“新框架”与“新供给”的联通，客观地体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哲理，并可进一步有力支持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追求，即结合继传统理论经济学之后得以蓬勃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及行为经济学等理论，“集大成式”汇入分工与专业化研究的重要视角及其积极成果，从而实现更为广泛的包容性，以及体现现代经济学发展在供给侧发力打开新境界的大势所趋。

贾康简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品质层次学术交流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旧文新读 | 经济学的“新框架”与“新供给”——创新中的重要联通和“集大成”境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