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宋浩
【获奖感言】
今天是谷雨，谷雨就是“雨生百谷”。我们春风悦读榜也是一场春雨，催生无数读书的种子、文学的种子。一场春雨，让文化、文学蓬勃生长。
我是第二次获得春风悦读榜的奖项，第一次是12年前，我非常荣幸、也非常感激，感谢主办方，感谢各位评委。
林小英老师刚刚说道：“写书让我们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历尽沧桑。”我想，文学写作也是让自己虚构的人物在故事里面历尽沧桑，这是文学的美妙之处，也是读书的美妙之处。再次感谢大家！
莫言发表获奖感言
4月19日，第12届春风悦读榜年度颁奖典礼在杭州举行，莫言以《鳄鱼》获春风白金图书奖，这也是本届春风悦读榜的最重磅奖项。
距离得诺贝尔文学奖10年后，莫言拿出了新作品《鳄鱼》。这是一部戏剧文学，是小说家莫言正式向戏剧家转型之作。
2019年，在英国斯特拉福德小镇，莎士比亚故居，莫言对着莎翁的雕像发誓，后半生要成为一个戏剧家，与余华、苏童区别开来。站旁边的余华、苏童当场发出“冷笑”。
2023年《鳄鱼》出版后，与王安忆、陈思和对谈时，莫言说：“《鳄鱼》是对这两个家伙的回答，我接下来继续写，（将来）我们三个人站在一起被介绍的时候，会说莫言——剧作家，余华、苏童——写小说的。”
很多人都知道，莫言是小说家，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有不少编剧经验。除了《红高粱》，还有《红树林》《太阳有耳》《哥哥们的青春往事》《捍卫军旗之战》等。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莫言刚开始文学创作，就尝试过写话剧。
《太阳有耳》海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莫言大量阅读优秀小说的同时，也读了大量优秀戏剧文学，从莎士比亚、易卜生、萨特、布莱希特到曹禺、郭沫若。2023年，挪威剧作家福瑟获得诺奖，莫言也读了他的作品，很欣赏。
几天前，莫言还去国家大剧院观看了瓦格纳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看的正入迷时，收到了余华的微信——他写了篇散文《山谷微风》，向莫言的微信号投稿。
余华与莫言的对话 来自莫言的微信号。
莫言也刷短视频，大数据给他推送戏剧内容，比如最近他刷到北京人艺的《窝头会馆》，“刘恒的剧本”。对古今中外的戏剧文学，莫言侃侃而谈、信手拈来。
莫言与戏剧的缘分，始于小时候听家乡的地方戏曲“茂腔”。“对我们50后这代人，可以说是听着茂腔长大的。”舞台、台词、人物、冲突，唱念做打、悲欢离合，在少年莫言的心中扎下了根。后来他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与此不无关系。
莫言在故乡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截图
莫言的文学之路与故乡——潍坊高密——分不开。他也常常回到故乡去，“清明期间刚回去，高铁两个半小时。”
交谈中我感受到，莫言对故乡无限眷恋，他也时刻关注着家乡的一切，包括家乡的文学作家群。“潍坊的作家群写诗的居多。这里有历史传统，往上可以追到苏东坡和郑板桥，他们在那做过官；往下可以追到臧克家、王统照、王愿坚等。”
莫言对家乡的感情，也是他对乡土、土地和民族的感情。在他的文学作品里，无论是抗战军民的悲壮，还是对普通劳动者的悲悯，无不照出他对受苦难者的感情、对人性的反思。
莫言新作《鳄鱼》
《鳄鱼》讲的是一个外逃贪官的故事，灵感来自莫言早年在《检察日报》当记者时的见闻。作品以主人公养的宠物鳄鱼象征人的欲望，探视人类灵魂深处的奥秘。
“我想，它不仅仅是一个贪官的话题，也是关于人的、关于男人也是关于女人的。” 莫言说，“我希望有的人读到这本书能有所警觉，也希望广大读者读了有所感悟。”“为了我们生活得更好，为了我们的后代生活得更好，人类确实应该克制欲望。这是我写这本书时非常浅显的一点感触。”
从小说到戏剧，莫言的写作，不变的就是对于对于一个个普通人的关怀和思考——他说：“小说和戏剧，是两种艺术门类，但本质上都是写人的，都是塑造典型人物，也都是讲故事的。”
这里无形中照应了他的老师、文艺学泰斗童庆炳教授那句：“文学艺术唯一的目的就是关怀人。”小说也好，戏剧也好，一切文学都是人学。
赵文瑄、张凯丽出席话剧《鳄鱼》创排分享会。
值得一提的是，话剧《鳄鱼》正在创排中，将于5月开启巡演。赵文瑄、张凯丽、邓萃雯领衔主演，杭州站已开始售票。
获奖前后，莫言接受潮新闻记者采访，讲述了他与戏剧文学的渊源，讲述他在小说之外的另一种“讲故事的人生”。以下是他的讲述的部分内容。
从家乡戏曲“茂腔”出发
就像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个读者一样，一个剧作家也首先是一个观众。
我家乡有地方戏曲——茂腔，覆盖面不广，流传在山东半岛胶莱河两岸地区，但在老百姓心目中影响深远。尤其我们50后一代，说是少年时期听着茂腔长大的，这一点都不夸张。
茂腔《小姑贤》下乡演出 资料图
现在回头看，茂腔中的剧本，很多是从别的戏曲中移植过来的。大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也有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新编剧目，这些戏剧作品对老百姓影响挺大。
老戏让他们看到历史想象中的人，新编戏让他们看到了当代的身边的人、看到左邻右舍，甚至看到他们自己。我成为一个剧作家的梦想，就是跟这种现实题材故事的兴趣有关。
话剧《于无声处》截图
开始文学创作之后，我尝试写话剧。1978年，上海剧作家宗福先先生写了一部《于无声处》，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我看了感触很深，让战友到县城图书馆借来曹禺、郭沫若、莎士比亚的剧本，学着写剧本。
我写了一个剧本《离婚》，是对《于无声处》的模仿，很拙劣啦，后来自己也很惭愧，就把这个作品烧掉了。
我还写过一段时间的电影剧本，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不仅文学创作蓬蓬勃勃，各种艺术门类、包括电影创作，都很活跃，赢得了众多观众。大家都希望有新的电影出现。我给八一厂写过电影文学剧本，但仅仅发表在刊物上，没有拍出电影。
1987年，莫言与张艺谋、姜文、巩俐在电影《红高粱》片场
第一次让自己的作品变成电影，那就是《红高粱》（影片1988年上映）了，张艺谋导演的。小说原著是我写的，我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的组长朱伟先生（也是莫言《红高粱》等作品的编辑）、福建电影制片厂的陈剑雨先生，我们三人联合编剧。执笔是陈剑雨先生，我和朱伟参加讨论。
那时候一个剧本4000元，是了不起的一大笔钱了。《红高粱》的版权费拿到800元，我非常兴奋，在当时，这是一个人好几个月的工资。
电影上映后引发的热潮，超出了我的想象，估计也超出了张艺谋他们的想象。为什么会反响这么大？
我觉得，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运。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代主题是解放思想、冲破束缚，所以像《红高粱》里所张扬的个性、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应该是引发广大观众和读者共鸣的原因。
电影《红高粱》截图
像电影里粗犷豪放的插曲《妹妹你大胆向前走》——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喜欢这种风格了——但当时几乎人人都能唱，人人都在唱。所以一部文艺作品，跟它的时代一定是密切相关的。
后来我也写过电视剧，在“总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的时候写过反映中国军人“军体五项”获世界冠军的电视剧，转业后写过检察题材的《红树林》，抗战题材的《哥哥们的青春往事》。
北京人艺小剧场《霸王别姬》排练 资料图
真正写话剧是1997年从部队转业后，广州军区的作家王树增先生约我为空军话剧团写一个话剧《霸王别姬》，后来搬上舞台，吴京安和肖雄主演，2002年，肖雄因为这个戏获得了“梅花奖”。这个戏后来去过非洲、德国、东南亚演出，我也跟着去看过。前不久，北京人艺还重排了这个戏。
《我们的荆轲》海报 王斑主演
然后又写了《我们的荆轲》，也是给空军话剧团写的。因为《霸王别姬》之后，他们很受鼓舞，就希望我能写三个历史戏，《我们的荆轲》就是第二个。不过写完后，这个戏搁浅了。2011年，北京人艺的张和平院长找到我，要把这个戏搬上舞台，导演是任鸣。我把剧本做了修改，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演出后反映很好，我还因此得了话剧“金狮奖”的编剧奖。
现在，这个戏是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每年都会拿出来演。这个戏去过俄罗斯、法国演出，下个月还将去塞尔维亚演出。
《鳄鱼》是我的第三个话剧。我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首先发表的作品是2017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的戏曲剧本《锦衣》。
《锦衣》是根据一个民间故事写的，我写的时候当然希望能排成京剧。上海京剧团的尚长荣老先生看了剧剧本，表示喜欢。但要搬上舞台，还需要一段时间。
2018年发表了一个戏曲剧本《高粱酒》，根据《红高粱家族》这部小说的素材改编。总之，写戏曲剧本，我感觉还是很过瘾，童年时的梦想正逐步实现。而且《锦衣》写的是我家乡的传说，里面用了一些家乡方言。
今年春节，我给国家大剧院写了歌剧剧本《红高粱》，是在戏曲剧本《高粱酒》的基础上做了很大修改，从戏曲到歌剧，篇幅、人物关系，改了5稿之后，我慢慢悟到了歌剧剧本写作的一些规律。这个过程很艰难、也很愉快。
一条《鳄鱼》的诞生
我们这代人，从80年代开始接触西方文学，其中包括戏剧文学。我读了萨特、易卜生、斯特林堡、尤金·奥尼尔等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后来又读了贝克特、布莱希特、迪伦马特等人带有荒诞色彩的剧本。
80年代的莫言
传统写法、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当然震撼人心，但也正因为他们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逼着后来的剧作家另辟蹊径。这跟小说一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把现实主义推上一个顶峰后，后面的小说家就要想别的办法，所以就有了普鲁斯特、卡夫卡。剧本也一样，任何一种探索都是对舞台的一种拓展，对戏剧本身的一种拓展。
像去年获诺奖的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他的剧本在欧洲实际上非常受欢迎。（风格）跟我们人艺的戏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戏是群体戏，热闹、贴近生活，福瑟的戏人物非常少，两三个角色，甚至是独角戏，人物的对白极其简单、不断重复。
在这样一种简单和重复中，就产生了一种独特意味，让人产生许许多多的联想。我觉得这就是卡夫卡他们想要着力表现的一种人的处境，或者一种精神状态。福瑟的剧本我去年也读了几部，觉得真是非常有意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越想越复杂。
《新青年·易卜生号》，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当时引发讨论
话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进入中国的艺术门类。中国以前只有戏曲，各地有自己的地方戏，话剧被带来中国，从一开始就与革命密切相关，街头性、即兴性很强，比如抗战时期影响深远的《放下你的鞭子》。再后来又有了曹禺、郭沫若、老舍等人的作品。
近年的戏剧舞台非常活跃，官方的剧院和民办的团体都在演，可谓百花齐放。有大胆的尝试，也有稳定的继承，各自都有自己的相对稳定的观众群。
我以现实主义为底子，然后添加超现实的元素。《鳄鱼》就是这样的结构，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但也是象征性、超现实的，因为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事情。
前年春节期间，北京人艺的老院长张和平先生找到我：你要履行当年对我的承诺。十几年前，写《我们的荆轲》的时候，我就跟张和平院长说，将来我用我在检察院工作多年积累的素材给你们写一个。他说太好了。
拖了十年，他来了。尽管他已退休，但这位老先生对北京人艺的那种热爱很令我感动。所以我就是前年春节期间创作了《鳄鱼》。这个贪腐题材的剧本，讲外逃美国的贪官单无惮在海外的生活。
有一次我在法国出差，半夜睡不着，突发奇想，如果把那些贪官放在国外的环境中，他会干什么？不懂外语的他们，心情如何？日常生活怎么安排？看什么电视，看什么书？慢慢构思起这个故事。
2007年，莫言在检察日报社办公室里。汪国立 摄
鳄鱼是一个重要的象征，这个灵感是我从一个邻居小伙子那里学习的。当时他养宠物，蜥蜴、变色龙一类的爬行动物，他了解鳄鱼的习性。
他跟我讲，如果把鳄鱼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比如放在一个1米的鱼缸里，是不会长大的，哪怕养10年它也就那么长；但一旦把鱼缸变成3米、4米，它立刻就成长开了。我觉得这一自然现象充满了象征意义，就像欲望，你不对它进行限制，它就会膨胀。
一个贪官也没多少可以挖的，但在那种特定环境下，把把这个贪官与鳄鱼连起来，就可以触碰到人类灵魂深处的很多奥秘。如果没有鳄鱼这个隐喻，这个故事就非常一般。鳄鱼成为整个剧本的一个核心，是一个隐喻，就是人的欲望。人实际上是被欲望左右的生物，但有的人自控能力好，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当然没有欲望也就没有人类，古代“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极端，新文化运动解放人的思想、肯定人的正当欲望，把压抑的合理欲望解放出来，让人获得更自由、让人的生命力得到恢复、创造力随之迸发。但一旦超出了一个范围，就走向另一个极端。
克制自身欲望，把欲望这只“鳄鱼”关进笼子，靠的是道德和法律。我想，它不仅仅是一个贪官的话题，也成为关于人的、关于男人也是关于女人的，带有某种象征意味的舞台作品。
莫言
当然，首先这是一个文学作品。我希望有的人读到这本书能有所警觉，也希望广大读者读了有所感悟。在写作过程中，我觉得人确实是一种非常复杂、也非常美妙，值得不断研究、不断自我认知的生物。为了我们生活得更好，为了我们的后代生活得更好，人类确实应该克制欲望。这是我写这本书时非常浅显的一点感触。
小说和戏剧，是两种艺术门类，但本质上都是写人的，都是塑造典型人物，也都是讲故事的。
我还会继续写剧本，下一步作品大概方向是历史题材，一个家乡的故事。《鳄鱼》写了一个在遥远的美国的事情，下一部作品就写一个家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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