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在中英科学合作馆。
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首卷问世之际，李约瑟在导言中提到撰写这样一部著作需要六种资质，其中之一就是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并有机会在中国大地上广泛旅行，还有一条就是有幸得到不同领域的中国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帮助。他本人1943-1946年间的中国经历，就是这种资质的最好证明，而那段时光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期直到胜利来临之际。刘晓与莫菲特（John Moffett）合作编撰的《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就是这段宝贵经历的生动再现。
从13世纪开始，就有一些关于中国见闻的文字在西方流传，最著名的当数《马可·波罗游记》，不过这份传奇性文献更像一部东方地理与风俗的集萃，从中很难理清作者的旅行足迹，以至今日还有人怀疑其真实性。由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根据利玛窦（Matteo Ricci）日记整理编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定程度上描述了明末社会的面貌，但基本是以“上帝仆人”的视角来看中国，重点在于记述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艰难历程。李约瑟的在华记录则完全不同，他接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训练，有着超乎常人的鉴赏品位与广博的兴趣，又具备一位优秀的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那样记录和整理资料的本领，其来华档案中不仅包括详尽记录着旅行路线、里程与沿途见闻的日记，还伴以各种文件、报告、学术卡片与其他印刷品，最重要的是他随身携带着一台在当时中国还属稀罕的相机，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为艰苦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视觉记忆。
书中提到李约瑟抵华的第二天（1943年2月25日），三位中国科学家就前来领事馆拜访。这三个人是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吴学周、西南联大（清华）的汤佩松和（南开）的杨石先，四人一起用茶时便安排好了此后几天的行程。安顿好后，李约瑟收到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来信，询问他来华最初36小时的印象。李约瑟于次日复信道：“提笔时刻，蓝天点缀朵朵白云。真奇怪，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我对中国魂牵梦绕已久），却恍然如梦。”正是这场“三年之梦”，将英国皇家学会成员的生物化学家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变成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探索者李约瑟。
中英科学合馆。
李约瑟来华的正式身份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相当于战时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在华三年，他以当时的陪都重庆为基地，先后七次出行考察，足迹遍及四川、云南、贵州、甘肃、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陕西，抗战胜利后至他返回英国前的1946年春，还相继访问了上海、北平、南京和香港等城市。作为科学外交官，李约瑟走访考察的重点是处于战争时期的中国科研院所、社团、实验室、大专院校以及与战时经济密切相关的工厂、矿山、交通枢纽等，这些机构中的多数都是从日军占领的地区迁移至当地的。
除了今人比较熟悉的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位于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位于宜宾附近李庄的同济大学、营造学社与中研院若干研究所以外，李约瑟到访的其他单位还有云南大学、中央防疫站（以上昆明）、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地质研究所、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气象研究所、国立编译馆、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科学社、复旦大学、中央卫生实验院、上海医学院、交通大学、中央资源委员会（以上重庆）、四川大学、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科学仪器供应厂、中央大学医学院（以上成都）、武汉大学、 中央工业试验所、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以上乐山）、西北防疫处、西北医院和西北医学校、资源委员会甘肃机器厂、西北师范学院、工业合作社与培黎工艺学校（以上兰州）、甘肃油矿局（玉门）、岭南大学、东吴大学（以上广东曲江）、厦门大学（福建长汀）、中山大学（永安）、华南女子学院（南平）、暨南大学（建阳）、福建协和大学、之江大学（以上邵武）、中研院地质所、心理所、物理所、科学实验馆（以上广西桂林）、广西大学（梧州）、中央农业实验所与广西农事试验场、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以上柳州）、贵阳医学院与湘雅医学院（贵阳）、军政部军医学校（安顺）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兵工厂、矿山、战地医院，以及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古迹遗存。
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李方桂（左起）在四川李庄，1943。
通过李约瑟的镜头与笔端，中国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与青年学子们，在艰苦环境下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原貌被忠实地记录下来。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在严济慈带领下，根据战争需要，开展水晶振荡片和应用光学仪器的制造工作；钱临照等人从美孚油桶上剪下马口铁圆盘，先用榔头敲打成薄片，然后利用脚踏机械来切割水晶。在昆明西山脚下，汤飞凡带领科学家、医务工作者和工人义务劳动，改善中央防疫处的研究环境。主持甘肃科学教育馆的袁翰青，利用被击落的日军飞机残骸和熔化的古钱制作科学教具。物理学家顾功叙等人应资源委员会之邀，利用多种物理方法探测滇黔两省的矿藏。在资中制糖厂，化学家陈茂椿、魏岩寿与学生们通过糖蜜混合物发酵蒸馏，研制出可用作汽车和飞机能源的酒精燃料。当时中国大学唯一的天文台随中山大学辗转迁移，女天文学家邹仪新在不中断教学的情况下，用简陋的天文仪器坚持观测。甘肃山丹工业合作社与培黎学校的工人及学生们，自己烧陶、造纸、纺纱、制革与修造机器。所有这些，都令李约瑟感动和钦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历数千年而不朽的伟大文化传统和整个民族在危难中迸发出来的精神力量，促成了李约瑟后半生的学术转向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诞生。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上个世纪末《围城》热的时候，我所在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位生性耿介的老前辈大为不满，他作为老浙大毕业生，认为抗战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并非书中人物那样蝇营狗苟，科学史家应该多研究一下抗战时身在昆明、湄潭和李庄的科学家与他们的奉献精神。
昆明山洞中的兵工厂。
李约瑟在中国的这段经历，许多成了他日后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灵感与素材。在昆明郊外的黑龙潭，他从钱临照那里获知《墨经》中有关光学与逻辑的知识；在李庄，听傅斯年介绍火药的历史并得到后者亲手抄写的《武经总要》相关段落，听王振铎介绍关于汉代车制与指南针的研究；在贵州湄潭，与竺可桢、郑晓沧、胡明复、钱宝琮等人交流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在成都华西坝的钟楼上，一连三天与郭本道讨论道家的炼丹术；在都江堰目睹秦代水利工程的奇迹；在嘉陵江和黄河岸边上见证各种水车；在自贡观摩冲击式凿井法与利用竹索悬着的铁钻头；在秦岭的深山老林，寻访老子墓并听道士讲《道德经》，这些美好的往日时光都可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觅到踪迹。
李约瑟和他领导的中英科学合作馆，也实实在在地为抗战中的中国科学家提供了宝贵帮助。根据该馆保存的一份记录，数年间经中英科学合作馆送往西方（以及印度）科学刊物的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多达139篇，其中不乏重量级的科研成果，如张宗燧的《双分子晶格排列》、童第周等的《无尾类动物胚胎原肾管发育的实验研究》、王淦昌的《测定中微子质量及中子放射性的一种可能方法》、钱临照等的《压电水晶片强迫振动之谐振》、许宝騄的《复正交矩阵的基本运算》等。除此之外，中英科学合作馆还为中国科学家购买科技图书、期刊、缩微胶卷、化学试剂和科学仪器。李约瑟亲自检查核对，手执毛笔用中文书写收件地址，然后将它们分发到身处穷乡僻壤的各地大学与研究机构。每到一所大学，只要主人有约，他都乐于为青年学生演讲或与当地学者进行座谈。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旅行途中，他就做了一百多次科学讲座。
李约瑟和吴作人在甘肃敦煌，1943。
李约瑟来华，不是休假旅行，他自动放弃英国优渥的生活环境，前往一个正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前线的贫困国家，一待就是三年，而他始终热情洋溢乐此不疲。中英科学合作馆建在重庆的嘉陵江边上，通往主楼的台阶有97级，进出都要在高而陡的石阶上上下下。1986年李约瑟最后一次来中国时，还特意寻访故地，彼时楼已拆除，台阶与躲避日机轰炸的防空洞依旧，望着滚滚流动的嘉陵江水，想必老博士那一刻心潮澎湃。抗战期间，长江沿岸的悬崖边上出现了许多兵工厂，李约瑟惊讶地得知，它们是在一年时间里建成并投入生产的。在一次采访中，他发现一个山洞里就聚集着40名科学技术人员，高兴地与大家共进晚餐并极为潇洒地向守卫的中国士兵回礼，在返程的船上又受到“海军上将一般的礼遇”。从乐山到李庄的途中，李约瑟搭乘一艘小木船在岷江的激流中颠簸，陪同的生物学家石声汉在雨声中吟起南宋词人蒋捷的《虞美人·听雨》，李约瑟大为动容，当场让对方写出来并共同翻译成英文。央视科教频道2021年推出的系列片《李约瑟和中国古代科技》，就以大写意的中国山水动画再现了这一浪漫的场景。
当然也不全是浪漫，李约瑟在旅途中遭遇了许多困难和风险，他们的汽车多次抛锚甚至翻车、恶劣的天气、不洁的饮食、疾病的困扰，还有日军来犯交通阻隔的风险，对此李约瑟在日记和拍摄的照片中都有反映，他还自得其乐地写道：“战时中国交通缓慢，正好悠然欣赏一路的风景。”李约瑟的镜头下不但有众多著名的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还有他的司机、机械师、合作馆的职员、工人、农民、牧羊人、工合学校的小学员；不但有寺庙中的大学课堂与临时建起来的实验室，还有工厂、矿山、民间作坊、水陆码头与车站、边陲小城、道观、寺庙、古墓、烽燧，以及许多今已不存或远非原貌的古代遗址。
1945年李约瑟还在中国的时候，就在伦敦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的小册子，简要报告了战时中国后方科学发展的情况，内收98张照片，此书现已非常难见。1948年，他又与妻子李大斐（Dorothy Needham）一道，将他们在华期间的工作报告、信件、日记、诗歌和演讲合为一帙，以《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为名在伦敦出版，内中也收录了他们在华拍摄的照片60张。1999年，在王钱国忠的积极推动下，贵州人民出版社组织队伍翻译了这两本书，并以《李约瑟游记》之名合并出版，内收照片114张，只是翻印的图像不够清晰，尺寸也大为缩小。近年来，剑桥大学图书馆和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启动数字化工程，将李约瑟等人在华期间拍摄的全部照片加以高清扫描，对李约瑟夫妇的旅行日记也进行数字化识别，大量的中英文人名卡片、旅行报告以及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档案也都录入数据库，这些一手资料构成了后人研究的基础。
刘晓、莫菲特著《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本书的两位作者，刘晓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专注于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莫菲特是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对李约瑟研究所的档案收藏如数家珍，两位作者携手可谓珠联璧合。他们的工作不限于对原有的图文档案加以整理编排，精选出九百余帧精美照片，更重要的是结合李约瑟的在华行迹，参考各种文献来考证史实，辨识人物，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编织出一幅大后方的中国科学家艰苦奋斗，弦歌不辍，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坚持抗战的壮丽画卷。
刘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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