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言

本专题旨在对巫术研究进行挂一漏万的呈现，试图通过例举巫术研究中的若干重要文献片段，描摹出人类学、社会学、以及中国学者对于巫术研究的图景。

首先，第一部分（No.1-No.6）将聚焦于人类学视角的巫术研究。欧文·戴维斯编著的《巫术的历史》向我们介绍了人类学中巫术研究的若干关键时刻。进而从泰勒、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和列维—斯特劳斯再到大卫格雷伯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家是如何对巫术进行定义、解构、及能动性的分析。考察巫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形式、社会功能及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

其次，第二部分（No.7-No.9）将着重于社会学的视角下对巫术的研究。我们将从涂尔干的《宗教生活基本形式》、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到顾忠华的《巫术、宗教与科学的世界图像》入手，探讨巫术与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以及文化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我们将深入探讨巫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功能、影响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联。

多数情况下，学者们将“巫术→宗教→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发展的普遍路径，将巫术作为一种具有完善个人、组织社会、成为象征的存在。但是这种界定是基于西方历史事实所作出的抽象归纳，巫术的发展在中国可能更为复杂。

最后的第三部分（No.10-No.12）将聚焦于中国研究者对巫术的研究。我们将从杨清媚对于陶云逵占卜研究的分析，林富士对于中国古代巫觋的社会形象与政治形象的讨论，再到李泽厚巫史传统的阐发入手，探讨古代中国的巫术实践，归纳巫术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演变与影响。

鸣谢

专题策划人：阿土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占领华尔街”主要参与者，先后任耶鲁大学副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师承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著有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2011），The Utopia of Rules（2015）和 Bullshit Jobs: A Theory（2018）。（相关阅读：【悼念】伯雷格 | 担起人类学家的责任；【新书】大卫·伯雷格《毫无意义的工作》）

大部分20世纪的人类学家都没有把自己看作涉身于根本上是批判性质的计划中的人；直到十年前不到，情况也是如此。自从本世纪初起，主流人类学才倾向于坚持相对化。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们因为它所没有歪曲的东西而倾向于发现巫术有问题的地方，大部分人类学家则因为它表面上所做的而认为巫术很难理解。众所周知，巫术很难被相对化。对于进化论者而言，巫术只是错误的合集。对于爱德华·泰勒或詹姆斯·弗雷泽爵士而言，那根本上就是巫术所是的东西：巫术这个“范畴”包含了那一切观察者认为不可能行得通的技术。相对主义者的显而易见的任务就是论证巫术的命题在何种意义上为真。但这被证明是极端困难的；一方面，这让分析者不断忽视了巫术的关键性定义的诸多特征之一所可能是的东西：它的方法总是围绕着一种欺骗、表演与怀疑的氛围。

人类学论述“巫术”的作品本身并不多。它主要由两部实质性的专著构成：Evans-Pritchard的（1937），和马林诺夫斯基的（1935），此二者都写于人类学家感觉到老进化论者的问题至少值得得到重思的时刻；后来则很少有这样的专著了。大部分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论——例如，大部分所谓的“合理性争论”（来自于Evans-Pritchard的《阿赞德人的魔法、神谕与巫术》）——都由哲学家和其他非人类学家的人所发起。在1960年代，有大量手新的语言学模式启发的论文出现了，其中最重要的是Stanley Tambiah（1968，1973）的著作，尤其是他所暗示的在巫术符咒和施为言语行动之间的相似性，后者即一些只通过被说出而完成某些事情的陈述（如“我道歉”）。从那以后，每部论述巫术的人类学著作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Tambiah的论述。并不是说有很多这样的作品。事实上，大部分人类学家长久以来就完全放弃了“巫术”这个用语，而倾向于组织曾经以红字的形式被贴上“巫术”（魔法、巫、萨满、医治、宇宙论等等）标签的数据，其中的每一个都暗示了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疑难。现在，让我直接说出来吧：我认为这是有理由的。作为人种志描述的工具，“巫术”（magic）这个词大部分情况下是无用的。我在自己的马达加斯加人种志中也没有用它。我大部分是用了“医学”（medicine）这个词，因为那是对一个马达加斯加人指称此类事物时最喜欢用的词的英文翻译。尽管如此，对于巫术的理论争论本身是有所启发的。

对于一个相对主义者而言，问题是如何表示巫术陈述不是简单地为错的。现在，巫师尽其所能地宣称他们的巫术具有社会效应，一个人当然可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普遍而言，它的确如此。他们的宣称似乎不止于此，如果某人告诉你他有让闪电朝着他敌人的头上打去的能力的话，那么对于外部的观察者而言，拒绝得出他实际上无法这样做的结论就是非常困难的。这个陈述是错的。因此，说话者搞错了，或者就是他说谎了。（大部分进化论者，包括传教士，都赞同这两种可能性的混合物。）完全拒绝这种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挑战“真理”这个概念：一个人可以认为，巫术陈述并不意味着“真”，至少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即对于一个西方听众来说这个词所具有的经验上可验证的意思。它们是诗意的或修辞的，富于表现力的，而非工具性的，它是以言行事的、施为的。Tambiah的名气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至少是在他早期的论文里，他在这方面采取了最极端的立场。

Tambiah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特洛布里恩岛的园艺符咒（叫做vilamalia），它由马林诺夫斯基所记录（1935），表面上是为了通过让白薯仓库变胖、变鼓、变重，通过让仓库和其中的白薯变沉、变得可持久保存来固定它。Tambiah强调，当马林诺夫斯基问巫师这符咒如何起作用的时候，大部分巫师都小心地解释说，符咒并不真的直接对白薯或仓库起作用。的确，他们说，符咒影响了人类的肚子——肚子被视作理智的基座和巫术力量的基座。它通过说服人控制饥饿而特别地起着作用，人们因此不会用白薯填饱肚子，仓库因此会满载收获。这段论述的结论是，巫术是一种用来影响人——或者如他所说，用来“重新结构、重新整合行动者的心灵与情绪”——的公共行为，而非用来影响事物的错误技术。

NAGA MORSARANG——苏门答腊岛巴塔克人的宗教仪具，有部族中的领袖达图Datu使用，用于盛装包含所谓的超自然力量的魔药，这些魔药是达图和他的门徒根据魔法书pustaha制作，一般分为白魔法和黑魔法，比如pupuk就是黑魔法，传说是由小孩的身体炼制的，可以召唤亡灵，比如pagar，是一种可以保护人不被邪术侵害的白魔法，一般是由植物或者鸡头、羽毛、内脏制成，制作要花费几天到几星期不等。容器由水牛角和木塞组成，两者都经过精心的雕刻，木塞上坐着的人可能是历代达图，木塞主体的形象是singa，有时牛角上会雕刻上地神Boraspati Ni Tano，它是一种蜥蜴神，司职生育。

然而，问题在于这是一个相当不同寻常的符咒。特洛布里恩岛人也用这些符咒来控制风，或让木舟航行得更快。似乎很难让人相信，它们的效果被看作纯粹修辞上的东西。但是，要注意它和梅里纳（Merina）的国王仪式【指上文中出现的例子：民众将国王看作神圣的而向其贡奉，国王也因这贡奉而成为神圣的。——译注】的类似性。这里，我们也做出了显然非同寻常的关于仪式本身中的自然力量的论述（国王的力量植根于自然，巫师的词句能影响物质世界）——它们似乎几乎立刻就被论述所削弱了——它们暗含在仪式之中，更清楚地表明了其内在：它并非真的如此，实际上，它只是改变人们意图的东西。

特洛布里恩岛的巫术本身很大程度上关乎公共行为，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让我们说，巫术从未真的被看作影响了物质世界的东西，但只有其他人会在面对古代世界中（在那里，大部分仪式行为都秘密地进行）践行的仪式性巫术（例如Evans-Pritchard的Zande人的物质）时更难去严肃对待它。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在形式上有多么想要定义“行为”。让我回到放闪电的例子。曾经住在Arivonimamo【马达加斯加地名——译注】的时候，我经常参观一个叫做热内的巫医的住所，并飞快翻阅他招摇地放在桌上的满是ody配方的笔记本。热内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立刻指出其中一页，他说里面包含了如何制造闪电魅力的处方。“记住，我自己从来不会用这样的东西”他说，“它们本质上是不道德的。好吧，实际上，有过一次。很多年前了。但那时为了报复一个杀死我父亲的男人。我知道我本不应该如此，但是......”他停住了，略微沮丧地耸耸肩。“好吧，那可是我的父亲！”

克里特岛米诺斯文化的持蛇女神偶像，持蛇这种行为往往和巫术联系在一起，一般认为是巫师为了展示自己受到神灵的庇护，往往会表演接近蛇或者其他猛兽而不会受到伤害的戏码，山海经中的持蛇踏蛇珥蛇神也是如此，现在，美国偏远地区的一些天主教、基督教的神父也会上演手舞毒蛇向信众证明信仰和神佑的戏。

如何分析这件事情？这确实是一种行为。但它在一种通常的交往言语中被实施了，这种言语理应被真/假标准所评判。你无法说问热内是否真的用闪电轰了某人是“不合适的”。所以，一个人就陷入了搞错与说谎的选择之间。但是，我想说的主要的点在于，我对每个马达加斯加人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都对自己的结论毫不犹豫。很明显他在说谎。（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可怕的力量，你就不会向陌生人吹牛逼。）当然，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他真的知道如何掷闪电是不怎么可能的，因为这足以让人在做任何可能会惹怒他的事情前三思，这很明显就是他的行为所必定拥有的真实的“社会效应”；但这几乎意味着，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的言语仅仅意味着拥有社会效果，他们就会在多大程度上不信任他。

人类学家通常承认这种怀疑论——至少是潜在的不信任的氛围（它似乎总是围绕着种种被贴上“巫术”标签的现象）——，但几乎总只是为了立刻把它当作不重要的东西。例如，Evans-Pritchard就注意到，大部分他所知道的Zande人都坚持认为，主要的巫医都是骗子，只有少数是“可靠的实践者”。“因此，在任何个别例子中，他们都从未确定自己能否信赖巫医的话。”相似的事情也在治愈者那里被报道过。但结论总是一样的：因为每个人，或几乎每个人都同意，这里有一些具有合法性的实践者，怀疑论是不重要的。同把戏相似的有幻觉、巫术实践者（如萨满或灵媒）所使用的手法（意在将对象吸出人类身体之外，发出声音，吃玻璃）。这里的经典文本当然是列维-施特劳斯的“巫师和他的巫术”（1967），它关于一个年轻的夸口特尔男子，他学习萨满技巧，以便把那些实践者揭露为骗子，但他最终成了一个成功的巫医。关键总是在于，虽然巫医（例如）很难起到作用，但他知道自己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一种暂时的幻觉，他们也认为，既然它能治愈人们，那么在某种层面上它就必然是真的。所以再一次地，把戏并不重要。现在，有一些很棒的历史理由来解释为何人类学家倾向于采取这种态度——传教士的存在只是最明显的——，但如果我们将事情翻转过来，并把怀疑论当作对它本身的兴趣呢？对巫医采取态度。Evans-Pritchard说，在Zande人那里，没有观众会“真的确定”他们所见证的巫医是否是个骗子；我发现马达加斯加也是如此。人们一直都倾向于改变他们对特殊巫医的看法。但让我们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巫医，无论天才与否，都显然是有力量的、有影响力的人。这意味着任何看到表演的人都意识到，他们面前的这个人也许是个这样的人：其力量仅仅基于自己说服他人相信自己拥有力量的能力。在我看来，这似乎为某些对于社会权力之本质的深刻洞见敞开了道路。

当然，这不意味着这样的可能性无论如何都必然会被实现。但我认为，一个人在许多次、许多地方之后能够得到一次好的结果。例如，骗子的故事似乎总是对欺骗、把戏、和社会创造力之间关系的清晰思考。在马达加斯加，这种故事倾向于集中于游荡的骗子（经常装扮成巫师）或者像是篡位国王这样的政治人物。或者，在一个更为世俗的层面上：大部分我在马达加斯加认识的人都认为这是常识：如果一个人真的不相信医学，那么它就对人们无法起作用。例如，最早的时候，我听说了一个意大利牧师被派到那里去长官一个郊区的故事，他到的第一天就被一个富裕的马达加斯加家庭邀请去共进晚餐。吃到一半的时候，每个人都突然昏厥了。几分钟后，两个窃贼从前门溜了进来，意识到有人依然清醒着，于是就落荒而逃。原来是他们在房子里放置了一个ody，定时为晚上6点的时候让每个人都睡着，但因为牧师是个不信这套废话的外人，这东西就没对他起作用。

这就是常识。许多人更进一步，并坚持认为，即使某人用药来攻击你，那也没有用，除非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现在，我第一次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那里听到了这回事情，我强烈怀疑他们只是告诉了我他们认为我想听的东西。毕竟，这几乎准确地描述了美洲大部分人的态度：如果巫术起了作用，那纯粹是由于暗示的力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遇到了许多星相学家和巫医，他们几乎没有正式的培训，并且显然不懂美洲人在想什么（他们之一现在深信我是非洲人），他们却准确地告诉了我同样的事情。如果你大致问他们的话，任何人都会同意这些说法。他们通常会立刻开始提供一切条件——是的，这的确如此，当然了，除非是他们在你的食物里放了某种东西。或者，除非他们中的一个真正具有权力的人喜爱魅力。或者，除非......

奇怪的是，这原则完全同实践相抵触。如果你病了，你跑去巫医那里。他通常会告诉你，你的病是由某个人用某种药导致的，然后指出是谁这样做的，他们是如何做的。显然，如果药能伤害你，但只要你知道某人在对你使用它，那么整个过程就会没有意义。事实上，理论几乎在每个层面上都违背了实践。但如果无人会如此行事，就好像它是真的那样，那么为何理论还会存在？

尽管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这和我们已经在皇家仪式、Tambiah的符咒那里看到的矛盾是一样的，除了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人们从巫术实践具有纯粹的社会效果的阐释开始了，并在随后立刻开始赋予其资质，并消除它。但是，你面对着在两个明显相互矛盾的前提之间的别扭关系，然而，它在实践上则似乎彼此依赖。毕竟，如果每个人都真的像医药只有在你信它的时候才能起作用那样来行事的话，马达加斯加的社会会是怎么样呢？答曰：有害的巫术——大部分巫术皆是如此——会直接不再存在。但有害的巫术显然存在着：正如一个相当渴望地向我指出的那样，“我猜我必须相信它，因为自从我移居到这个乡下来，我就一直在生病。”一个人也许可以对政治权力之本质说类似的事情，或者至少，是对国家组织这样的强制形式之本质说类似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权力只是让其他人相信你拥有它的能力（它在某种程度上不是这样，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让他们相信你应该拥有它的能力）。现在，除了这是否意味着权力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是背反地循环论证的问题，这里真的有一个人们在其中就好像他们完全意识到一切是那样运转的社会吗？这不意味着，权力本身——至少在其最难对付、显然最有害的宣告中——会停止存在吗，就像有害的巫术那样？人们几乎可以想象一个更早的马达加斯加农民，他对布洛赫的恶棍国王之一做出了和我朋友对医药所做出的相同结论：好吧，我猜我必须相信他们；或者，是这种情况：他们必然真的是我对于统一权力的欲望——这权力会把我们变成相同的、不可摧毁的王国的成员，因为我毕竟不断给他们不可摧毁的硬币——之流露。

〇封面为原推文封面。

〇排版：宋凝

大卫·格雷伯 | 巫术与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