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推理小说作家约翰·迪克森·卡尔曾将推理小说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游戏”，准确道出了这种小说类型背后的谜题和游戏属性。吴非的“互动推理小说”《胜者出局》和《地下游戏》正是将推理小说在游戏性的维度上展开了新的尝试和探索。读者在阅读这两本书时，不再是完全作为旁观者，而是需要自己动手，打电话、拼图、寻找线索，直至推理破案。由此，推理的过程与形式就从被动地“看”变成了主动地“玩”。
“互动性”的加入当然丰富了推理阅读的体验，但反过来，这种互动是否也会限制推理小说的故事表达，或者压抑推理小说作为小说的文学性面向，仍具有一定的讨论空间。进一步来说，随着整个阅读方式的革命性改变，我们对于文学性的理解是不是也会变得更加多元？游戏是否可以具有文学性？游戏如何具有文学性？这些问题也值得持续关注和思考。
从吴非的“推理游戏书”，到更早的“解谜书”，以及当下流行的桌游、剧本杀等，推理走向游戏构成了一股潮流。从吴非学生时代的经历可以了解到，早在BBS时代，推理迷们就在体验“版杀”“推理大赛”等。推理和游戏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
当然，推理小说也不仅仅限于游戏属性，它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也承担着作者自我表达乃至为社会发声的责任。从美国的“冷硬派”侦探小说，到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再到近些年中国东北文学中的“犯罪叙事”等，都具有某种严肃文学的品质和内核。以罪案推理的形式，回应某些社会议题，甚至是对人的记忆、自我等根本性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比如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和保罗·奥斯特等人的作品）。如何在游戏与现实、推理与社会、读者与玩家、思想表达者与游戏设计师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位置，构成了我们理解今天推理小说作家作品光谱的一个有效的角度。
悬疑推理作家吴非。受访者供图
从“谜题游戏”到推理小说创作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阅读推理小说的？
吴非：小学的时候。妈妈让我自己去书店里挑书，结果我就挑了推理小说。连她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她从来没有向我介绍过这种类型。
南方周末：你那时候看的是哪些推理小说？
吴非：群众出版社出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还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那时候我也读了全集，封面很朴素的一套。
南方周末：那时候市面上最常见的《霍桑探案》应该也是群众出版社出的。后来你比较喜欢哪些推理小说作家和作品？
吴非：首先是高中时看埃勒里·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看完之后惊为天人，彻底被书中的逻辑所折服。上大学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去中国台湾交换的同学帮我带了一本岛田庄司的《斜屋犯罪》，还有另一位朋友买到了一本《占星术杀人魔法》，当时新星还没有引进这两本书。我之前从来没有读过这么匪夷所思的推理小说，从此被岛田小说中的谜团、诗意和浪漫所打动。再接下来就是保罗·霍尔特的《第七重解答》，他小说情节的流畅和密度很吸引我。最后一个是藤原伊织，他笔下的人物不是传统的英雄人物，相反都是经常在生活中迷失自我的平常人。读藤原伊织的时候也是我人生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所以对他的作品非常有共鸣，尤其是他小说中人物对待世界、对待他人的态度和看法。
南方周末：那你是如何走上推理小说创作道路的？
吴非：我开始创作推理小说大概是在2002年左右，当时读本科二年级，在复旦BBS上聚集了一群推理爱好者，我们在上面有一个活动，叫“版杀”。形式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剧本杀。“版杀”游戏中有一个“法官”角色，也就是整个游戏剧本的创作者，其他玩家各自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身份，然后“法官”围绕这些身份编一个故事；“法官”会每天发布一段剧情，其他玩家根据剧情进行推理，每天投出一名嫌疑人，将其淘汰出局；在游戏过程中，“法官”每天给出的线索，既不能太明显，让大家一下子就猜中凶手是谁，也不能故意把线索引向错误的地方。
我一共担任过两次“法官”，第一次是在2003年的7月，我创作的“版杀”故事叫《灵魂侦探》。
南方周末：相当于已经开始尝试创作具有游戏性质的推理小说了。
吴非：也可以这么说。我第二次担任“法官”进行创作是在2005年6月，那时正好临近大学毕业，大家都有一些毕业前的感伤，于是决定再举办一次“版杀”，那时我写的剧本名字就叫做《毕业前杀人游戏》（东野圭吾一篇推理小说的名字），也是对东野圭吾小说的致敬。
关于剧本杀，我玩得很少，也就是参加过一点朋友写的剧本杀的内测场次。
南方周末：你觉得现在的剧本杀和你们当年的“版杀”有什么不同？
吴非：一个是现在的剧本杀给我带来的游戏体验并不好，我觉得一起玩的玩家都不是很投入。玩家一会儿是剧情当中的人，需要去表演，一会儿大家又需要坐下来冷静地讨论推理，使得整个过程显得比较割裂，不像当年玩“版杀”时大家完全投入到推理的过程中。另一个是我们当年的“版杀”是通过“法官”那支笔来操控剧情的，大家玩得开不开心，全取决于“法官”的创作能力，所以当“法官”有一种格外的挑战和乐趣在其中。
南方周末：“法官”的创作很多时候都是即兴创作，他事先不知道会有哪一个玩家被淘汰出局，也就不能完全提前设计好后面的剧情。这对创作者的考验还是很大的？
吴非：是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版杀”中其他玩家也不是单纯的、以阅读的方式面对文本，而是通过自己的推理介入故事的创作，我觉得这种参与感才是游戏最吸引大家一起来玩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和一群推理迷在复旦BBS上玩“版杀”，后来你还发起过一个“全国高校BBS推理大赛”？
吴非：对的，那是在2003年10月，我当时大三，在全国各个高校BBS推理版上留言，呼吁大家一起来玩，可以说是广发“英雄帖”，最后找到了清华、北大、南大、上交和上师大的推理爱好者，举办了第一届“全国高校BBS推理大赛”。
我们当时就是创作推理谜题，然后给其他高校的同学来猜，大家都很享受挑战读者的乐趣。有阵子，《推理》杂志的编辑也经常来我们的版块上逛，看到我出的一个谜题，觉得故事性还比较强，就鼓励我把它改成小说，后来在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名字叫《布拉格往事》。
推理游戏不仅见于桌游、版杀、剧本杀，还有相关真人秀。图为2023年一档推理真人秀剧照。资料图
“互动推理小说”：《胜者出局》与《地下游戏》
南方周末：你2019年出版了“互动推理小说”《胜者出局》，2021年又推出了《地下游戏》。这两本将推理小说与互动游戏相结合的作品在国内还是令人感到非常新鲜的。据我所了解，此前国内引进过J.J.艾布拉姆斯的《S.：忒修斯之船》和马克·弗罗斯特的《双峰：神秘史》等“解谜书”，你的这两部作品是否受到美国同类“解谜书”的影响？
吴非：一方面必须承认，我开始创作《胜者出局》的机缘确实和《S.：忒修斯之船》的引进有关系。《S.：忒修斯之船》的编辑恰好是我此前在中信出版的一本书的责编，他知道我很喜欢推理小说，就想找我做一个更适合中国读者的本土化版本，其中带有各种道具，可以互动、破案、解谜。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思，就接了下来。另一方面我想要强调的是，我的这两本书其实不同于传统“解谜书”，因为“解谜书”的核心还是“解谜”，而我这两本书的核心其实在“推理”。“解谜”更像是做数学题，有比较明确的谜面，而“推理”只是一个个不规则的谜团。换个角度来说，“解谜”有答案，而推理只有真相，真相往往是复杂的，是和人类的情感息息相关的，有的真相甚至将通向新的谜团。
南方周末：那你觉得这种“互动”形式，相比于传统推理小说而言，有什么优势和局限？
吴非：举一个例子，我这两本书有很多游戏互动的设计都是针对推理小说中的固有模式来进行的。比如书里发现了一个人的名字，按照一般推理小说的情节设计，警方就会去调查这个人的身份、背景和社会关系。而我的书中，会模拟一个警方在线查询系统，让读者自己去查找、探索、发现这个人的身份和社会关系网，从而增强读者的参与感与趣味性。同时，读者亲自动手查这些信息是为了在故事中拯救一个被绑架的小女孩，这又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就和传统推理小说单纯阅读文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说到这种互动形式的局限性，毕竟它还是依托于纸质书阅读，它不是电子游戏，很多互动设计很难在纸面上实现，比如法医检验的情节。这种局限性反过来就会影响到情节创作的自由。比如有一些情节更容易产生互动设计，我在写作时就会有意更偏向强化这些情节的比重。
《胜者出局》和《地下游戏》本质上都是“绑架案”，绑架案本身就是绑匪与警方智力交锋的过程。绑匪不断给警方出难题，我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一些互动性体验的设计。以前写小说时我可能更喜欢写密室杀人题材。这种题材往往是警方到达案发现场时，已经没有办法和凶手正面对决了，因为这是一个结束了的案子。而绑架案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案子，读者只有解谜，才能救人。
吴非“互动推理书”《胜者出局》中的道具。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在传统推理小说中，似乎也有一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比如埃勒里·奎因的“倒数第二章挑战读者”，也可以视为对读者参与到破案过程中的一种邀约，你觉得你的“互动推理书”是不是对推理小说中这种互动性、游戏性的某种强化和延伸？
吴非：我觉得理念上还是不太一样。奎因的“挑战读者”，目的其实是为了告诉读者，我在这部推理小说中将线索给齐了，你可以试着来破这个案子，凸显的是自己作品设计的公平性（线索是公平的）和严密性（答案是唯一的）。这与其说是一种为读者考虑的互动，倒不如说是为作者自己考虑的互动。但实际上读者可以接受挑战，也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直接看结尾侦探破案的过程。据我所知很多读者都不喜欢“挑战读者”这个环节，他们更享受“被骗”的乐趣，享受最后凶手的意外感。而我书中的互动与其说是“挑战读者”，不如说是“挑战侦探”，如果读者不把互动线索都破解出来的话，侦探缺少必要的线索，也破不了案子，这就需要读者和书中侦探一起破案。同时我书中的“互动”也不仅仅局限在“倒数第二章”，而是贯穿整本书。此外，我设计的互动，也不仅仅是读者与书、道具、案件之间的互动，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胜者出局》与《地下游戏》都支持两个人一起玩，比如情侣一起，或者带着孩子一起，这其实是更丰富了我们对于“互动”阅读的理解。
南方周末：你玩过桌游吗？你觉得你这两本书和推理解谜类桌游之间有什么共同点或者区别？
吴非：我桌游玩得不多，但我曾经被邀请去参加过桌游的展会，这就说明他们（邀请方）认为我这两本书和桌游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我去了之后，发现我的书和其他桌游都不一样，桌游界的朋友也很好奇，我这个产品里怎么还有这么厚的一本书，比他们的规则书厚那么多？我觉得我的《胜者出局》本质上还是一个推理小说，阅读还是它最主要的参与形式。而且大部分桌游是可以反复玩的，我这个书你读过一次，使用了道具，知道了真相之后，就没法再玩一次了。
南方周末：你书中的道具和互动，似乎是一种对于阅读推理小说的辅助。说得极端一点，如果一个玩家完全不理你设计的道具，直接把书从头读到尾，也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推理破案故事。而绝大多数桌游中的“规则书”则是反过来的，文字说明是为了游戏服务的。也说得极端一点，如果有一个专业的DM（主持人）或者资深玩家在一旁边玩边讲解，其实玩家有时候不需要看规则书也可以把游戏进行下去？
吴非：是的，这简直是一个满分理解。
我觉得无论是“解谜书”“互动推理小说”，还是桌游、剧本杀，它们彼此间有一些相似的基因，只不过在各自的形态上长出了不同的果实，都可以产生出精彩的作品。
“推理小说是最具有延展性的小说类型”
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有明显的推理元素。图为97版剧集《天龙八部》剧照。资料图
南方周末：似乎只有推理小说才可以做成《胜者出局》这种互动书的形式？很难想象一本科幻小说、言情小说或武侠小说做成这样的形式，如果做，也必须在其中加入足够多的推理元素？
吴非：我有一次和（香港作家）陈浩基聊天，他认为推理小说和别的类型小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推理小说具有非常广阔的延展性，它可以延展到任何一种其他的类型小说里面，比如我们可以在武侠小说里面加推理，也可以在科幻小说里面加推理。他觉得推理就是一味好的调味料，天然能够调动人类的好奇心。类似的，我想说，我们也可以在任何场景、任何形式下进行推理，比如一次游轮旅行，我们可以直接来一个游轮主题的推理谜题或者剧本杀。住酒店的时候也可以在床头放一个符合当时场景的线索卡，你会发现推理确实能够增加生活的乐趣。
南方周末：不同于武侠小说更多提供的是一种世界观，言情小说可能主要提供的是一种人物之间关系的想象，推理小说提供的是一种叙事动力，而这种叙事动力是可以弥散到武侠、科幻、言情等不同小说类型之中的。比如古龙的“陆小凤传奇”系列，世界观是武侠，但核心叙事动力还是推理。
吴非：对，比如金庸的《天龙八部》，贯穿全书的核心叙事动力也是“谁是带头大哥”。不过我一直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小说是不是推理最好的载体？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推理需要依赖线索，线索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信息的形式完全不局限于文字。比如案发现场照片、监控视频、录音等等，这些不同维度的信息，能够极大丰富推理的完整性。如果能将所有这些信息以更加立体的、多媒体的方式，展现给参与推理的受众，我觉得效果会更好。这样看来，小说不一定是最适合推理体验的体裁。
我做“互动推理书”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很多想做的东西因为成本问题无法实现。比如现实中在罗森埋单的小票用的都是热敏纸，而陷于成本压力，我书中提供的小票道具就没有采用这种材料，这也是很无奈的事。
南方周末：我们前面是从读者或玩家的角度来谈“互动推理书”。作为作者，写这样两本书，和写一般的推理小说有什么区别？
吴非：这里面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比如《胜者出局》，我接了这个工作之后，就辞职回家开始写作。从2018年12月一直写到2019年4月，故事写完之后，我开始设计互动、设计游戏，然后去找团队做整本书的美术设计。相当于一个产品经理。
因为这本书的游戏性比较强，所以不能够仅以一个作家的视角去对待创作，需要更多地考虑到读者在进行互动体验的时候，他们能够得到什么，以及我想让他们得到什么，进而思考该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涉及选材、工艺、测试，这些都是在传统的写作流程当中不会涉及的环节。这一系列的思考和作品情节的构思可以说是完全独立的两套思维模式。后者需要运用想象力、创造力，前者要非常务实，处理一些非常琐碎的事务，材料、成本、打样之类的事都需要你去洽谈，去落实。我就是在这样的分裂过程中，一步一步把这个产品做出来的。
南方周末：你的《胜者出局》和《地下游戏》具有某种游戏性、互动性特征，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感，比如《胜者出局》中对于黄浦江轮渡、武康大楼，甚至罗森购物小票等场景与道具的还原，还有《地下游戏》中对北京地铁10号线途经每一站在到站时间等方面的准确展示。如果沿着《胜者出局》中警察的动线，可以进行一次很不错的上海Citywalk。
吴非：是的，书中提供的照片虽然都是以手绘插画的形式出现，但插画的背景都来自案发现场和城市街道的实景，就是为了增加读者的代入感。还有《地下游戏》中有一张北京地铁的列车图纸，我可以自信地说，其中的数据就算是专业工程师也挑不出毛病。
南方周末：从现实关怀来说，如果说《胜者出局》的动机多少还有点私人恩怨层面的话，《地下游戏》中能明显感觉到你对某些社会议题的表达欲望，你觉得自己创作上确实存在这个变化吗？
吴非：我觉得在任何时代，创作者就是表达者，哪怕你是在写通俗小说、娱乐小说的创作者也不例外。我们现在对于推理小说的认知，好像必须在本格派与社会派中二选一，其实并非如此。除了一些设定系的推理小说之外，大部分的本格推理小说也是发生在真实世界里的，故事中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他只要犯罪就必然涉及犯罪动机，这些其实都是社会的缩影——为什么人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呢？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社会的、结构性的困境？甚至像日本的横山秀夫、叶真中显、高野和明，更是直接以推理小说的形式来讨论社会议题。具体到我的小说创作中，我自己确实努力在小说中进行一些发声和表达，我觉得这是创作者的义务和责任。
“现在出海的推理小说不具有可复制性”
2024年，马伯庸和紫金陈的作品被译介到日本。图为根据马伯庸作品改编的剧集《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剧照。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曾经深度参与过吉林出版集团的“古典推理文库”和新星出版社的“午夜文库”对于欧美推理小说作品的翻译和引进工作，引入了埃勒里·奎因、约翰·迪克森·卡尔等数十位作家的作品。你是从何时开始这样一份兼具“策划人”“摆渡人”和文学翻译等多重身份的工作的？
吴非：2008年新星出版社找褚盟，开始做“午夜文库”系列；几乎同一时期，吉林出版集团张晓辉开始做“古典推理文库”系列。当时“推理之门”网站汇集了全国大量推理迷，我在里面比较活跃，和ellry（按：刘臻）一起在“欧美名家”版块做版主，对欧美作品比较熟悉。出版社就找到我们，让我们去帮忙做选题。之后我就继续帮着做策划和引进，后面也从事一些翻译工作。
南方周末：做欧美推理小说选题和引进的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吗？
吴非：这里面的工作还是很繁琐的，首先是审稿，看一部作品是否适合引进，中国的读者会不会喜欢。然后去寻找版权归属和版权代理，这里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有的作品版权在作家本人手里，有的作家已经去世，作品在家属或后人手中，还有的在代理公司手中。直接和作家谈，一般效率就更高一点，和家属谈的话情况可能就复杂一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爱德华·霍克被称为“当代短篇推理之王”，一生写过一千多部短篇小说，中国台湾的一家出版社想引进他的《怪盗尼克》系列，但他们是想把这个小说作为少儿推理读物来引进。小说原作中的“怪盗尼克”是一个成年人，有一些走廊上抽烟的描写，他们做成少儿推理，就想把这些细节去掉，做一些内容上的微调。我觉得如果是作者本人的话，很有可能就同意这种修改了，但当时作者本人已经去世。家属觉得没法征得作者同意，他生前又最看重这个系列，就不同意修改其中的内容。
南方周末：你也是因为这份工作的关系，后来和岛田庄司、保罗·霍尔特等推理小说作家产生了比较密切的交往吗？
吴非：我和岛田庄司是2008年开始通邮件，后来我去日本时有见面交流。和保罗·霍尔特的交往最开始则是因为工作关系，我想引进他的小说，去法国拜访他，他也很亲切，直接邀请我去他家里住，我们后来就产生了很深厚的友谊。
南方周末：你现在还有什么特别想引进国内的推理小说吗？
吴非：其实我是更希望看到一些小语种国家推理小说的译介，比如俄罗斯、韩国，还有一些南美洲国家，他们有着那么优秀的文学文化传统，应该也有很不错的推理小说作品，并且可能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欧美推理、日本推理风格上有很大不同，现在我们对于这些作品的译介，做得还远远不够。
南方周末：除了将国外优秀的作家作品“引进来”，还有国内的作家作品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你的短篇小说《和骑士度过的那一夜》于2019年发表在EQMM（Ellery Queen's Mystery Magazine，《埃勒里·奎因推理杂志》）上，作为最早在EQMM发表小说的中国内地作者，你觉得海外对于中国推理小说的认知是怎样的？
吴非：近两年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松动的迹象发生了，比如2024年日本书房早川翻译引进了马伯庸和紫金陈的小说。但我觉得中国推理小说“走出去”总体上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现在“出海”的这些作品，它并不具有可复制性。马伯庸和紫金陈都是这个行业里面的顶流，只有顶流才能够获得这种“出海”的待遇，其他更多的作者根本不用想“出海”这件事。
这背后还是有一套国际话语权的问题，就推理小说来说，英语和日语还是世界上最强势的语言，你想反过来推广中国的推理小说，难度确实存在。但随着整个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我觉得未来这种小说“出海”会越来越多。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战玉冰
责编 刘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