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家乡哥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的康德像。资料图
2024年是哲学家康德300周年诞辰，德国准备举办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德国总理朔尔茨将于康德生日这天，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发表演讲。
中国思想界的康德热，自1980年代以来经久不衰。1979年，李泽厚出版《批判哲学的批判》，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角度解读康德；牟宗三翻译并注释康德著作，从康德道德哲学角度谈论中国儒家心性思想。
1724年4月22日，康德出生在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家里以制作马轭勉强维生，他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康德的父母是朴素的虔诚派教徒。这个教派主张工作、责任和祷告的神圣性，把良知视做至高无上。虔诚派教会建立了腓特烈中学，8岁时，康德的天分受到一位牧师的赏识，被送进这所学校。
此后，他几乎从未离开家乡，终身未婚，大部分哲学著作出版于晚年，永远地改变了人类的思想版图。“如果在西方思想史，甚至整个人类思想史上，举出五个人的话，康德一定是其中之一。”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张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724年是清朝的雍正二年，雍正皇帝向全国颁布《圣谕广训》，敦促孝悌人伦、宗族和睦。后来担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的纪晓岚也在这年出世，他的生卒年几乎与康德重合。这一年，彼得大帝创立了俄罗斯科学与艺术学院，丹尼尔·笛福发表了《新环游世界》，费城成立了第一家欧洲式的行会，而波斯国王精神失常，一度下令屠杀伊斯法罕的所有居民。
“描述伊曼努尔·康德生平的历史是一件极端困难的差事，因为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他住在德国东北边境的一个老城哥尼斯堡城外的一条小巷子里，过着跟机械一样规律、几乎抽象的单身生活。我想，当地大教堂的巨钟也不比居民伊曼努尔·康德更兴味索然地重复日复一日的工作。起床、喝咖啡、写作、授课、吃饭、散步，一切都有固定的时刻，而邻居也都知道，穿着灰袍的康德手上拿着西班牙的拐杖走出家门时，时间准是下午三点半……”诗人海涅的这幅漫画像广为流传，近乎刻薄。
康德当然有生活，也有历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秋零主编了9卷本《康德著作全集》，还在主持《康德往来书信全集》的译注工作。“可以说著作中的哲学家康德是一个冷冰冰的思想家，但书信中的康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把他生活的各个方面完全表现出来的人。”李秋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李秋零发现，与康德书信往来的人，可以说三教九流，有当时欧洲顶尖的科学家、思想家，也有贩夫走卒。很多社会底层的人向康德求助，康德积极回应。而在康德早年担任私人教师，没有固定工资的时期，他也会在信中向学生本人和学生家长催讨讲课费。康德还是一位美食家，每年芜菁上市后，他都不忘向一位学生讨要，“到季节了，你该给我准备一箱寄来了”。
几代中国学者，在不断接近康德，也在不断发现康德，让他的思想与今天对话。
世界的尽头还是中心？
康德的家乡哥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风光。资料图
1739年，腓特烈二世以王储身份造访哥尼斯堡，竟把哥尼斯堡大学描述为“更适合训练熊而难以成为科学中心”的地方。
普鲁士人一度被讥为受过教育的西伯利亚人，因为距离德意志的出版中心莱比锡太远，书店不多，著书的风气也颇为低迷。哥尼斯堡大学的一位诗学和修辞学教授曾向朋友抱怨，“我栖身的地方，新的外文书籍和著作像彗星一般，好几年以后才会出现”。
但在康德眼中，哥尼斯堡是“一个大城市，是帝国的中心点……而且占有海上贸易的地利，一方面有连接内陆的河川，一方面则毗邻语言和风俗不同的国家”，像哥尼斯堡这样的城市，“可以被视为拓展对人的见识和世界视野的好地方，虽不远行亦能知天下事”。
康德成长的城市近郊，谷类和其他商品的仓库林立，酒吧和餐馆无数。1733年，康德一家搬到鞍辔街，马具、鞍辔师傅的商店和作坊延绵不绝。
因为桥梁众多，哥尼斯堡被称为“北方的威尼斯”。1736年，瑞士数学家欧拉访问哥尼斯堡时，发现当地市民在进行一项有趣的消遣活动。他们星期六散步时，一次走过普雷格尔河上连接两岸和两座岛屿的所有七座桥，每座桥只能经过一次，且起点与终点必须是同一地点。欧拉因此提出了“哥尼斯堡七桥问题”。
18世纪，这座城市虽只有5万居民，但不仅生活着德意志人、立陶宛人、俄罗斯人、波兰人，还有经商的英国人和荷兰人，避难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以及规模可观的犹太人社区。哥尼斯堡在地理上形同孤岛，却是某种意义上的世界性城市。
1740年9月24日，哥尼斯堡大学的校长将伊曼纽尔·康德的名字填入注册名单，意味着这个工匠的儿子从一个行会转入了另一个，这个知识的“行会”有自己独特的位阶，当时的大学生与普通市民属于不同的户籍。康德不再受哥尼斯堡城市的行政管辖，不必接受国家的直接命令，成了享有免征入伍特权的“学院公民”。18世纪，德意志地区散布各地的28所大学，注册学生总计不足一万人。
22岁这年，康德失去了父亲，偿清一切债务后，家中财产所剩无几。出售父亲的房子、工具和装备，为弟弟妹妹的去处作安排，是相当耗时的工作。从24岁开始，康德从大学毕业，辗转于哥尼斯堡附近的几座城镇，做家庭教师谋生。
对于一个穷学生而言，如果没有在大学谋得教席的指望，也没有推荐信去做牧师和公务员，当家庭教师是这个漫长过渡阶段的唯一选择。家庭教师又被视为“伴读”，地位不比一般的佣人高到哪去。康德认为自己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差的家庭教师，这是他“最不喜欢做的梦”。
1755年，康德取得了硕士学位和讲师资格，论文题目是《简述几个关于火的思考》。讲师上课并不在大学里，只能在私人或租来的讲堂讲课和讨论。大学也不会支付薪水，讲师必须靠学生付的钟点费过活，收入多寡及生活条件，取决于能吸引多少学生。许多讲师要靠兼职来补贴微薄的收入。
一位学生记录了康德首次讲课的情形。当时，康德住在基普克教授位于新城的家中，有一间宽敞的讲堂，学生挤到了前厅与楼梯，康德似乎有点尴尬。他不习惯这种场面，说话声音比平时小，神情慌张。此时，康德学识渊博已广为人知，学生以为他只是谦虚，不是害怕。接下来的几堂课里，康德渐入佳境，讲演逐渐生动有趣起来。
康德等待了足足十五年，终于在46岁时取得了哥尼斯堡大学的教授席位。他做过图书馆馆员，回绝了德意志其他地区的教职邀请，包括埃尔兰根大学和耶拿大学。事实上，康德是机缘巧合才成为形而上学和逻辑学教授，而不是数学或自然科学教授。他曾将学术心力用于数学和物理学，发表过宇宙起源的论文，提出了星云假说。他不愿旅行，却是自然地理领域的专家。
康德讲课的口才在他那些伟大作品出版之前，就广为人知了。当他终于跻身大学的讲堂，学生需要比他先到一个小时，早晨六点开始占座。根据他的学生雅赫曼的描述，康德拥有阐明和定义形而上学概念的特别巧妙的方法，他会在听众面前完成调查，似乎他也是刚考虑这个问题一样，一步步地加进有着决定意义的新鲜概念，逐渐地改进先前建立的解释，最后就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给出一个限定性的结论。这时，他不仅提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知识，而且直观地展示了思想的方法。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王咏诗认为，作为一个东普鲁士的哲学家，康德的思想其实不是典型的德意志哲学的代表，他深受盎格鲁—撒克逊经验理性传统，比如休谟的影响，早年还受牛顿的影响，康德其实思想倾向上是比较亲近经验论的。
与之相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另几位代表性人物，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们所在的斯瓦本地区的文化传统相对保守，他们都更有德意志思辨理性的神秘主义色彩，又身处于德国民族意识觉醒的时期，他们的哲学相对康德而言，更加倾向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这种类型。而康德是比较折衷、开放和包容的，涉猎了哲学讨论的很多话题，所以他可能会成为今天哲学的一个不错的对话者。
时不我待的晚年
康德像。资料图
三大批判完成时，康德已66岁。“康德不是天才，在老年时期他有比较强的使命感。那些刻板印象大都来自他的学生对他老年的观察，但康德并不是生来就是一个老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科政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出版时，康德已57岁。在给摩西·门德尔松的一封信中，他说，“虽然这本书是12年思考的结果，它其实是急就章，大约花了四到五个月就完成了；对它的内容我倒是极为用心，却没有太在意它的风格以及理解方面的难度。”《纯粹理性批判》系统地研究了形而上学以及知识论，随后的《实践理性批判》（1788）关心的是伦理学问题，而《判断力批判》（1790）则主要关心美学问题。
之后，他仍然耕耘不辍，在1797年出版了《道德形而上学》。康德最后一次作正式报告是在1796年。当时他五官功能已经开始衰退，没有了先前的快乐。费希特这样描述，他似乎是在睡梦中作讲座，突然惊醒后所讲的主题已忘记了大半。不久康德就开始老糊涂起来，老朋友也不认识了，连简单的句子都说不完整，直到1804年2月12日与世长辞。
康德在《人类学》里说：“人达到完善地运用自己理性的年龄：（一）在技巧方面（实现他所追求的目的的技能），可规定为二十岁左右；（二）在精明方面（利用别人实现他的目的），可规定为四十岁左右；（三）在智慧方面，可规定为六十岁左右。但在最后这个阶段，智慧更多地是以否定的态度洞见到前两个阶段的一切愚蠢。”
50岁以后，康德的生活高度自律。他的男仆需要每天早晨五点就把他叫醒，决不容忍装病误事。他一般要在书桌旁工作到七点，穿着睡帽和睡袍，上午的课上完回来后，马上把这些行头又穿上。在书房一直待到下午一点，这时要用他一整天中唯一的一顿餐。接下来就雷打不动地去散步。散步总是独自一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与人谈话会让人通过嘴巴呼吸，因此不应该在露天旷野进行。
他讨厌噪音，曾两次搬家躲避别人发出的声响。甚至有一次还气愤地给警察局长写信，要求禁止让附近监狱里的囚犯吟唱赞美诗。除了军队进行曲之外，他讨厌所有的音乐，他只有一幅版画，是一位朋友送给他的卢梭的肖像。
但康德生活的自律其实是一种晚年状态。“年轻时他是一个社交达人，经常打台球，混迹于各种社交场所，他还要上很多课，挣钱糊口，然后他真正活得比较刻板也是到了相对年龄大一点，社交少了，但是每天会在自己的家里组饭局，因为他那时候比较有钱，组饭局吃饭聊天，座上客人不光是哲学家，还有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他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了很多信息。”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南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康德的信息来源很广泛，并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他知道英国、西欧、美洲的很多消息，知道澳洲刚刚被‘发现’，还知道中国的一些事情，虽然很不准确。”
李科政认为，康德身材矮小，一米六都不到，他对自己的身体质量不太自信，晚年要求那么严，是希望自己能尽量活得长一点。跟二十几岁就有很多拥趸的谢林不同，康德的学术工作到了晚年渐入佳境。他想说的话、想写的著作还有太多，对自己的要求便越来越高，越来越约束，如果不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就完不成这些任务。而且从他一开始的计划看，完全可以判断，康德远远没有把想写的东西都写完。
康德年轻时生活压力大，即便如此也会去社交，跟别人玩牌。他是一个浪漫的人，晚年在哥尼斯堡散步时，他摔倒在地，两位年轻的女士把他扶起来，他正好手上有朵玫瑰花，还要送给她们。
在康德的时代，哥尼斯堡曾被俄国占领。康德早年的社交生活十分活跃，跟俄国军官、普鲁士的上流社会都相交甚密，常常去参加贵族的家宴。王咏诗分析，康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巨大的转折时期，他的哲学观念跟中国传统儒家里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种说法不谋而合，康德也有一个很神秘的年龄段，他认为人到了四十岁就应当形成自己稳定的品格了。他就要按照非常严谨的这样一种准则来行事，而不是我今天想干这个想干那个都可以。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抽烟，康德给自己设立的准则说每天只能抽一斗烟，但是他不同时期的烟斗越变越大。他确实没有违反准则，但是会有些例外。
康德的重要译者和研究者邓晓芒，近年来也像晚年的康德一样，有种时不我待的强烈使命感。王咏诗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邓晓芒老师把自己“隔绝”在房间里，屏蔽大部分社交活动，练八段锦养生。疫情几年，他从未感染。北京大学哲学系近日举办的“我们时代的康德”——康德三百周年诞辰纪念大会邀请邓晓芒参会，他也婉拒了。
人是目的
油画《康德和朋友们在餐桌上》，德国画家埃米尔·多尔斯林作于1900年。左三为康德。资料图
在王咏诗看来，康德重视道德的思想特质，使得他与中国文化有一种亲缘性，这可能是中国人会相对亲近他思想的一个原因。
“过去我们常常说，要‘教康德说汉语’，我们需要在汉语的世界当中，能够阅读、理解康德，但是我想更根本的是，不单单教会康德说汉语，同时要让康德能够在中国水土相服地生活。”张伟展望康德研究在中国的前景，“这当然是个比喻，意思就是：在今天我们的外国哲学研究当中，怎么能够一方面贴近地理解康德的文本，同时也能体贴到康德所关心的一些宏大的问题，更进一步，怎么样从我们本土的经验出发，去回应那些问题。”
李科政考察了英语学界对康德的接受过程。“整个19世纪，英国哲学界对康德的态度，一方面是哲学史上要提到康德，他们也知道康德很重要，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康德的理解，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幼稚得近乎可笑。”李科政发现，19世纪的英国学者对康德的了解，可能是来自当时的文学杂志，实际上康德是在二战以后才在英语世界流行起来的。而在今天的英美，康德研究有一定规模，要归功于约翰·罗尔斯和他的学生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讨论康德。
“费希特、黑格尔、海德格尔、胡塞尔这些哲学家都非常伟大，你很难讲谁比谁更伟大。但要说哲学史的重要性，康德是超过绝大多数哲学家的。我们不能说康德比黑格尔更伟大，但是从哲学史的角度上来讲，康德比黑格尔更重要，这是没有问题的。”李科政说。
在南星看来，今天哲学研究的主流是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哲学问题，而不是哲学史。但在哲学史研究当中，康德是当之无愧全世界的No.1，从发表论文的数量，剑桥、牛津出版专著的数量，国际会议的数量，包括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士的数量各个指标来看，康德是绝对的第一。
康德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哲学家，有一个开放性的体系。有的哲学家比较局限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时代的文化，康德可以说对于我们人类的认识活动，把人类的道德、人类的审美，还有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能想到的哲学家关心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做了深入的有价值的论述，然后把这些论述有机整合在一起。康德融汇了不同的哲学传统，后来发展的哲学传统又会向他敞开。
“近200年西方哲学甚至是世界哲学发展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康德哲学回应的历史，不是赞同，不是单纯的发展，很多是批评，但都是在回应他的问题，回应他的挑战。这是康德长盛不衰，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南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二战后，哥尼斯堡成为了苏联领土，改名为加里宁格勒。今天，这里也是俄罗斯的一片飞地。康德仍长眠于此，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摘自《实践理性批判》的一句话，这也是他最广为人知的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1980年代初，李秋零在德国留学时，去苏联访问并不方便。他没能拜访康德的故乡和墓园。
李秋零把康德哲学最重要的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对人的尊重，一是科学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康德对自己提出三个要研究的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中的‘我’都是一个普遍的我，是一个涵盖所有人的我，但是它又是一个具体的我，是每一个人的我。”李秋零说。对康德来说，它都跟“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相关。康德哲学分了三个问题，知道、做和希望，来回答“人是什么”。在李秋零看来，可以简单地做一个回答：人就是一个有知识、有道德、有希望的理性存在者。
“人是目的，实际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把握。人们谈康德，提出人是目的的时候总是想起康德在伦理学提出的定言命令，你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另一个人的人性中的人格当做目的，而不能仅仅当做手段。但更重要的是，康德他在重建形而上学体系的时候，他所提出的人是自然的目的，人的文化或者说文化的人，是整个自然世界发展的一个最终目的。而进一步他又提出人是创造的目的，所以这个人就已经是道德的人，是世界发展的一个最高目标。”李秋零说，“康德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对启蒙时代理性膨胀所作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后现代思想对启蒙运动批判的一个先声。”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康德传》（曼弗雷德·库恩）、《康德（牛津通识读本）》《康德著作全集》（李秋零主编）、《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邓晓芒）］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南方周末实习生 董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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