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新理财》2024年3月）

文/贾康

当前，中国以现代化为战略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要冲过“历史三峡”的关键性历史的考验阶段。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要达到“新的两步走”目标，现阶段我们要接受的挑战性考验更为严峻；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近一两年来，依照国际上可比口径按美元计价的中国经济总量出现了没有缩小差距、甚至拉大差距的阶段性逆转，我们必须要经过努力再次恢复到继续缩小差距的轨道上。“中等收入陷阱”一定要跨越，时间不是关键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考验，并且未来还要进一步稳定在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水平之上，继续实现升级发展。在三年的抗疫过程中，我们总结了丰富的经验，足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复并且做到不对经济社会产生那么大的拖累。依照2023年下半年向好的趋势继续夯实基础，国家经济有望在2024—2025年保持在中高速区间的底线之上运行。作为研究者提出建议的话，我认为2024年的引导性增长目标应非常鲜明地仍然考虑是5%，基本依据可以从短期到中长期两个侧面来展望。

客观的成长性

依唯物史观认识以生产力创新发展为根本决定性因素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客观上共性的发展路径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和法治民主化，这六大潮流加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内涵”合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它的客观规律性表现在中国这些年改革开放之路上，是工业革命后我们的急起直追，是在符合规律的轨道上有了超常规的发展的。

工业化必然伴随城镇化，可以看作一枚硬币两面。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工业化走到什么地步了？中央给出了非常清晰的判断，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样一个国际地位还没有改变。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处于从中期向中后期、向后期转变的阶段，“世界工厂”大而不强的特征较为明显，必须实现升级，把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未来的发展纵深和潜力空间还十分可观。要客观、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的短板和不足，也要重视客观方面的成长性支撑。

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城镇化率）为66.16%。而真正的城镇化水平不应只看这一数据，要看城镇户籍人口数所代表的不掺水城镇化率其实只有47%，一大半中国人还没有取得城市居民身份。已经进入城市的约3亿人中，在城市居住工作生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就是苦苦拿不到城市户口。这就需要客观地认识到，发展中的有效供给还没有到位，真实城镇化水平不足以给他们提供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要想完成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还有至少15个百分点的发展空间。城镇化和工业化一样，在不足和短板的背后，都要继续升级发展并且发展纵深和潜力空间都非常可观。这一基本判断，是看清中国经济社会成长性、韧性、回旋余地和长期向好基本趋势的客观性支撑依据。

关键的主观努力

为了充分发挥这些潜力，以客观的成长性支撑行稳致远的中高速发展并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观努力已经成为关键。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内涵就是要以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抓好发展硬道理。现在到了改革深水区，形成了必须依靠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同时又要冲破种种利益固化藩篱的难点考验的阶段特征。

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共享发展，是一条非常严谨的逻辑链条。初始环节、纲举目张的切入点，是一定要抓制度创新，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以及伴随思想观念的创新。这个第一动力真正发挥作用，是主观方面我们一定要特别关注的、必须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的问题。

在社会氛围处于“改革综合疲劳症”的环境下，谈改革不必讳言，不应只是原则性的强调概念，而是讲改革怎么动真格，怎么“啃硬骨头”，务实事项。

对于冲抵下行因素，排除不确定性的困扰，掌握“百年未有大变局”中的确定性和主动权，改革是“关键一招”，是“最大红利”之所在。在实际推进改革进程中，中央的指导精神一以贯之，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谋划重大改革举措，要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这使我联想到改革开放之初，宏观层面的突破口就是财税改革，就是在“摸石头过河”中由财政放权带出后续一系列改革的跟进。小平南方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以后，点将朱镕基同志主持经济工作，紧锣密鼓准备构建间接调控基本框架。

1994年实施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配套改革也是以建立市场经济和实行间接调控相配套的财政改革为突破口和先行军。十八届三中全会六十条公布后，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的是财税配套改革方案，然后才是各个方面的配套改革方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24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实际上正对应着历史经验，也与“改革最小一揽子多轮推进”的逻辑高度一致，前面几轮改革在渐进过程中间，带有局部突变特征的推进和财政支撑全局改革的逻辑，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加全面、系统的文件指导。

改革发展新阶段的主要目标

按照中央的会议精神，展开一轮改革的发展新阶段，目标必然包括：一是打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制度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二是构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企业面对的应该是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应该自我革命，实施正面清单+责任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都必须有全面的绩效考评，形成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生产要素公平竞争中合理流动的统一大市场；三是总结基本经验，以多轮“最小一揽子”配套推进的制度创新，充分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认识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结合关键的数实融合、综合绩效，伴之以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全面依法治国”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在人类文明主潮流下的实质性进步，以支持中高速、高质量、可持续性发展，不断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能够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主观上避免出现低级错误，时间将是走上坡路的中国的最好的朋友。为了延伸拓展深化改革开放，走和平崛起现代化之路，而使我们的中国梦伟大民族复兴的梦想成真。如果我作为研究者给建议的话，我认为在谋划新一轮重大改革举措时，要特别注重这样一些关键词：高水平营商环境和现代市场体系、大部制、扁平化、法治民主化、股份制框架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省以下的分税制和地方税体系，当然还有其他方方面面，至少这些每一个关键词后面啃硬骨头的改革，大家都应该能够体会到。

关键性的主观努力的决定性意义，在“改革综合疲劳症”、明哲保身这种普遍的社会氛围中，可以用一句座右铭来概括，“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在经受历史考验的当下，一定要把握住制度创新，纲举目张的龙头作用，秉持社会责任感，共同努力，锐意进取，深化改革，最终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作者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贾康简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品质层次学术交流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中国经济发展——客观的成长性与关键的主观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