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海，15岁开始南下打工，20年里颠沛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多地的十来个城市，期间换了几十份工作，包括电子厂装配工、油漆工、缝纫工、裁剪工、电话推销、房产业务员、快递员、饭店服务员......
他是万千打工人之一，重复的流水线与细碎生活将他消磨，又幸得被摇滚乐与文学收留、拯救。如今，小海长居北京皮村，是皮村文学小组其中一员。与飘摇在北京城郊的新工人们一起，共同守护着他们的精神家园。
今年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之际，我们将与小海一同度过，在他的文字与诗中，回溯一个小镇青年的20年，以及时代的印记。
从2003年到2024年，是我流浪漂泊的20年，也是青春奋斗的20年。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就像是从一片废墟走进另一片废墟。对，这黄金与废墟的20年，耗尽我，所有热血。
我叫胡留帅，因为喜欢诗人海子，给自己改名叫小海。今年37岁，打工20多年。
我在工厂流水线干了13年多。车间是疲惫的、单调的，更是压抑的。我通过听摇滚乐，开始在车间的机台前释放自己的情绪。在车间没有同频的朋友交流，我就给自己喜欢的摇滚歌手发微博私信。2015年，我给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大哥发了几首自己写的歌词，没想到楚哥竟然真的回复了我。太激动了！楚哥后来介绍了新工人乐团的许多哥给我认识。2016年7月，我毅然辞职离开流水线，来到北京的皮村，自此正式成为一名北漂。
如今，我没有房子、车子，也没有存款和老婆。
回首青春，只剩下几首破碎的诗。
朋友 请原谅我
或许你想要的一切我都没有
我只有那些苦难的星辰和幸福的花草在黎明的露珠中为你恣意地摇曳闪烁
朋友 请抛弃我
或许一个两手空空的人不值得你拥有
我只有一场冬夜的白雪和一把春天的野火在蹒跚的岁月里为你纵情燃烧着
朋友啊 如果可以 最好你选择温暖我
请将南方的星座移至北方
所有世俗的光芒给我的只有沉寂与寒冷
请原谅我只剩下一首混乱的纯洁的发了疯般的破碎的诗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出生于豫东平原。家里姐弟四个，我排行老三。2002年，家里供不起两个高中生，我就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我哥。2003年夏末，不到16岁的我交了1000多块钱，跟着县里的技校老师去了深圳打工。
去之前，有一个多月是在县城的技校度过的。那时候很流行读技校，学电脑、电焊的居多，我妈却觉得学缝纫挺好，“风刮不着，雨淋不着，是个技术活儿”。于是，在我妈建议下，我学了缝纫。当时交了七八百块钱的学费，踩了一个月的废布，就算是毕业了。
正好赶上非典时期，就在家里待了几个月。非典刚过的7月初学校给村里有电话的一户人家打电话，转告我说要出去工作了，不过还需要交1200多块钱，介绍费、路费都算在一起了。我爸卖了好几架车子粮食，才凑够了钱交给技校。
我记得爸爸骑自行车送我去县城学校的路上对我说：“遇到什么事儿，你都忍着儿，好好干。”
同行的学生几乎都是第一次出家门，我们一起挤上了南下的列车。
我是第一次乘火车，尽管上了车厢只能站着，但我仍觉得新鲜。可当列车行驶了10个小时以后，在一个个山洞的轰鸣中穿行，我才头一回体会到，一秒钟得掰成两半是什么样的感受。尤其到了下半夜，我勉强在两节车厢接口的水池边找了个地方蹲着，刚眯一下眼睛就又被火车的轰鸣声震醒。睡一下，醒一下，再睡一下，再醒一下，像有闪电在脑子里一次次劈开黑夜。现在想来那像是个打工的寓言，那种莫名的阵痛，到现在一直没有断过。
不知穿过了多少桥洞与隧道，30多个小时后，这种煎熬才算告一段落。
从惠州下了火车，我们坐上了一辆大巴。没想到，本来说好的每人10块车费，到了半路就变成50了。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跟收费的人发生了争执，被打了一嘴巴，“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乖乖地交钱啥事没有，要不然……”收到第三个人的时候，全车的人集体站起来表示抗议，敲诈的几人看人多招架不住，大家下车拔掉司机的钥匙准备报警，有个大哥还在路边掰断一根树枝，准备以防打架。车上的人下来后，听到车子突然发动了，原来他们有备用钥匙。警察过了20分钟过来，人也不见了。几十个人半路拦了另一辆车，才到了目的地— —深圳横港。
本以为学校已经安排好了，没想到 “老师“原来要现找旅馆，再找工厂。三天后，我们稀里糊涂地进了家电子厂，不管你学的是电脑、电焊还是缝纫机，到了那地方，有什么厂进什么厂。
工资三四百一个月，几乎没有休息。如果不太忙，发工资后第二天就放假一天。
不过第一次上夜班是极其难熬的，我至今难忘。我本来在二楼装配部，但因为一楼注塑部没有做出来，我们就被调去注塑部。我的任务是用小刀刮刚加工出来的收音机塑料壳子上的塑口沿儿。结果我实在熬不住，打了瞌睡，锋利的刀片一下就在手指头上削了个口子。我忍着痛撑到了早上下班，手指头已经肿得老高。回到宿舍，在上铺疼得辗转反侧，铁架子木板床吱呀作响。最后还是室友帮我挤出了脓水，贴了个创可贴，勉强睡下。
还有一次，我下了夜班出去买早餐，被查暂住证的人抓了去，非要让我们找人来接或者交钱。我们这些从不同地方被抓去的“流民”被关进派出所一个临时的大房子里，房子就像老家的猪圈一样，也有一个大栅栏。我没有熟人也没有钱，趁着派出所的几个人吃早餐的功夫，推开了忘锁的大门，飞也似的逃了出来。跑到公园在茂密的树丛里躲了半个小时，最后才敢出来从小路走回宿舍大楼。从此后再没有去过那个公园。我在那个工厂干了一年多，每月几乎上30天班，每天在流水线上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直到2004年秋天我离开那里，月工资也从没超过600块。
经过工友介绍，我去了东莞的服装厂。
虽然工资不高，但扣除吃饭，每月还能剩八九百块钱。到服装厂后，我负责其中一个工序，有时候用剪刀开口袋，有时候踩着平车缝纫机在衣服的接口处压一条线。衣服从半成品开始做，做好了就记包号、工序和件数。
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制造垃圾。高仿品牌的衣服往往布料不怎么好，再加上衣服按件计工资，工友们都做得比较赶，次品率很高。我也常常想，也许自己做的衣服别人穿几次就不穿了。
我一边做衣服，一边打螺丝，然后一遍又一遍地怀疑人生。
后来3年，我又换了六七个厂，都在东莞。前后做过香港女装、运动装、名牌代加工和羽绒服等等。
在小工厂做羽绒服时，车间的羽绒飞得满天都是，粘在身上、脸上，甚至鼻孔里。绒也不是什么好绒，味道很大，工厂没有提供口罩，工人们也没有意识做自我保护。
等到下班，就用专门打扫卫生的喷枪吹掉身上、头发上的绒毛。一个组只有一两个喷枪，只能看谁先抢到喷枪，抢不到的就自己回宿舍弄干净。
虽然服装厂工资低，但服装厂一般不会装全自动流水线。偶尔想写一两句话，我可以拿出笔，写在产品维修单的纸后边。电子厂就不行，几乎从上班忙到下班。
有一次，班长把我写的东西收走了，同事看到我写得潦草，都笑说“画符呢”。
2006年，打工3年多，我跟工友学会了买彩票，不过总是不中。
我一度放下狂言，对当时也在东莞打工的哥哥说：“有买彩票的钱不如省下来买本大词典，我要写部惊世之作。”那时哥哥在县重点读了一年后，也辍学打工了。19岁的我真的花了20块钱买了本定价60元的大词典，盗版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买书。回去后，我还真从头看到尾，来回看了好多遍。
2007 年下半年，我去了宁波，本来想干点别的。可在北仑人才市场找了好久，最后还是重操旧业，继续“踩平车，做衣服”，一待就是四年。
2011年开春，我从宁波的服装厂离职，去了苏州投靠姐姐。下了火车，我一手扛着装铺盖的大背带，一手拉了一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衣服、书和五六本笔记。摇摇晃晃地下车、过地下通道、出站、转公交，窘迫极了。生活的沉重感，第一次如此具象。
2012年冬天，在苏州高教区大学城一个流动书摊，我买到一本海子诗集，5块钱。书是旧的，扉页还有第一任购买者写的购买时间与地点，我却如获至宝。这些年我走到哪带到哪，还在上面写了自己走过的地方作为纪念。
2014年母亲节，我在常熟的一个羽绒服厂上班。工作间隙，我潦草地在笔记本上写了首 《母亲》。
我没有和家人交流的习惯，母亲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首诗。只有我赚了钱、结婚了，我妈才会高兴，觉得有用，诗歌没用。
妈妈
没有姑娘愿意爱我
我知道这孤独才刚刚开始
这条路还会有很长很长
……
妈妈
我只是将青春都献给了那看不到太阳的工厂
可有谁知道那生命的火焰在压抑着疯狂的舞蹈
2015年5月份，定居郑州的姑妈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是个图书管理员，我们互换了QQ号。聊了一个多月，我就去郑州看了她，还从苏州给她带了碧螺春和星月菩提。她有160斤，我100斤，走在二七广场的大商场里，路人不停地看我俩。可我觉得她挺好，当时我28了，觉得自己不能挑了。
我从苏州请了三次假去见她，看了三场电影。跟她聊文学、聊音乐、聊电影，但是她都笑笑不说话。最后一次，我告诉她我已经提出了离职，准备去郑州陪她。结果女孩却说，“我们不合适”。
其实我从2009年就开始相亲了。一次下着雪，我妈还去媒人家烧锅，好让媒人腾出时间带我去女孩家见面。那个女孩挺好，有个头，还挺排场，但是我没上心。
23岁时，我也算谈了次恋爱。初恋是车间里同组的女孩。我原来对她不感冒，结果别人说她喜欢汪峰，我们才开始接触聊天。她是我唯一的正式女友，虽然只有短暂的三个多月。很快，她就回了四川老家，后来也没有再联系。
2014年刚过春节回到工厂，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女性朋友。刚好赶上情人节，我在宿舍借了500元请她吃烧烤，还给她买了束红色的玫瑰花。回去的路上，女孩不愿意要。我还是送给了她，扭头向相反的方向跑去。那时候已经半夜12点了，借的钱也快花完了，也不舍得打车回宿舍。在那个春寒料峭的夜里，我走了两个多小时才终于疲惫地走回厂区宿舍。走到大运河上的长桥大桥的时候，一瞬间真有跳下去的冲动。可转头又想，到底要看看这操蛋的生活，还能坍塌成什么样。继续苟活。
几乎每年过年回家，家人都会催我提前回去，虽然我极其厌倦 ，但每年也要见上十几个。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找对象也越来越难。
尽管被那个郑州女孩拒绝，我还是离开苏州，搬到了郑州来。
本打算转行做业务，但过了半个多月一直没找到工作，最后只能进了富士康。
那时做苹果6s，活少，工资才1000多。
在我的打工生涯中，那是段很异样的往事，我总有恍然如梦的感觉。那个冬天凌晨四点的下班路上，呼啸的北风、飘飞的大雪、各种叫卖的商贩、沉默而鲜亮的月色、孤独的星辰以及簇拥着行走却表情漠然的工人大队伍，构成记忆中难忘的画面。回到宿舍由于白班夜班在一个宿舍住，怕吵醒工友，也没敢开灯。于是我就趴在床头摸黑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下夜班的工人》：
走出四点一刻的厂区大门
北风裹挟着咳嗽的青春
四周前后踮脚
赶路的足音
山东葱花卷饼，西安羊肉泡馍
袜子，保暖裤的叫卖声
和生活的魔鬼
在黎明前劈头盖脸地袭来
璀璨的星河下
冷幽的月色中
人群蒙面奔走
如一场深冬的雪
那些是我生活与灵魂的双重写照。1000多的工资显然不能养活自己，况且我还要找对象结婚。过了一个多月，我又跑去推销手机投影仪，地推借贷软件，但都没挣到钱。
过了年，我和同学去了浙江嘉兴电子厂。他说，还是电子厂女孩多一点，找对象是首位。
我才发现，就算自己一直想要跳出来，但始终难以摆脱流水线。
在嘉兴电子厂加班的车间，有一天正干着活，我抬头看到一片黑暗，就想起十多年来的漂泊、搁浅的理想，还有昨天姐姐的电话。
电话那头，姐姐问我找对象的事，“老大不小了，不能整天做梦了，妈妈又托三姥爷给你提亲呢。”
后来，我写下了《姐姐》：
姐姐 我在江南的一座小城里住了很久很久
我竟然忘了光阴也在我的身上流转过 我忘了
姐姐 虽然我见过明艳的桃花盛开
可三十多年我从来没有真正的遇到过一个春天 我没有
姐姐 傍晚我在加班的车间就突然想起了你
窗外是一片江南的朦胧 朦朦胧胧
姐姐 不知哪里来的泪水刹那间夺眶而出
就像那个十五的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钱塘江的江边 我一个人
姐姐 我真的想让你知道我的存在
可有只黑蝴蝶似乎始终放不过我 放不过
姐姐 我现在已不再向谁说起理想
这包括三月的野草和夜空的星辰 不再说
姐姐 我已离开了故乡太久太久
只是年复一年在车间的机台前不停忙碌
忙忙碌碌
姐姐 就在刚才我路过了世俗的春天 就在刚才
可青春的脚步就匆匆走过 匆匆的走过
慢慢长大了就发现，很多时候面对亲人也是无言。就像我在嘉兴打工 ，哥哥在兰州打工、爸爸在内蒙打工一样，我们都是沉默的。
我还清晰地记得，姐姐早在十年前就对涉世未深的我说：“生活，会教育得我们褪下几层皮。”我那时候才20岁，只能隐约感觉到姐姐这些年的委屈。她初一就辍学打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有三个要上学的弟弟。不知道爸爸是否告诉过她“遇到什么事儿，你都忍着点儿。”姐姐那些难以言说的委屈，我不知道她可以向谁倾诉。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非常集中地写作了。
写在工厂的维修单、进货单、工作表的后边，写得非常潦草。如果不及时誊稿，过段时间自己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晚上下班后，我总会去网吧上一个小时网，把白天写的诗誊在QQ空间，也无关别人看与不看，只是一个记录。
我在网吧是个异类，只有我在写诗，周围的人大多都在打游戏。
我在车间也是个异类。我给工友背诵唐诗 《春江花月夜》、海子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许立志的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工友说，这些人写得挺好，可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用处呢？
有时候我也恨这样的自己，可我又不知道在命运面前到底该如何妥协。也许，它只是一个普通工人的悲喜苦乐与青春挽歌记录。
这些年来我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些无用的诗歌。
2012年，我不光买了本海子诗集，还花了130块钱买了苏州乐园的门票去 “热波音乐节”看汪峰唱歌。他唱了四首歌，我就像见了初恋情人般，跟着一起唱一起跳，感觉像绽放了内心深处的自己。
当时我工作的工厂离现场有20公里，我为了省钱也是不舍得打车，深更半夜，走了3个多小时才回到住的地方。
后来又去了几次汪峰的演唱现场。我记得他在上海体育馆“峰暴来临”那场，请假时，班长怎么都不批。可我非走不可，就直接脱下工装，扭头走出了车间。周六晚上5点多走出工厂，跑去公交站坐到苏州火车站，再坐动车到上海，到了体育场，演唱会已经开始半个多小时了。不过票已经便宜了，最远的看台票本来280，200左右就可以买到一张黄牛票。
那次，他向章子怡求爱，好多人高声呼喊着“在一起，在一起”，大屏幕上的章子怡流了泪。演唱会结束后，我就只能找个网吧猫一晚上。为了省钱，我每次看完演唱会都不会住宾馆，太贵了。
后来，我开始在微博上关注一些摇滚歌手，把我写的东西私信发给他们。汪峰、许巍、郑钧都发过，但是都没回。可我还是会坚持发。
本来以为是个没有回响的树洞，有一天张楚大哥却回复了我。我把写在纸上的诗歌抄送私信发给他，跟他说我对音乐、对生活的看法，以及我枯燥无望的工厂生活。在车间，我和工友几乎很难交流诗歌。
张楚告诉我，不要太极端，要阳光，不要忧郁。他还寄了一套书给我，第一次有了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中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介绍了“新工人艺术团”的许多大哥给我认识。
有一天，我告诉多哥，我想去北京，他告诉我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我听他的话后也是不假思索。我既然考虑要来，就已经做了所有打算，再苦再累也好过继续苟延残喘。
2016年7月13日，我直奔北京的皮村。我买了打折的机票，从杭州萧山机场到首都机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下了飞机已是深夜，找地方睡是头等大事，去宾馆太贵，我就在机场的长椅子上坐着睡着了。
早上7点，我联系了多哥，打车去“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要是在之前，我肯定不舍得。但机场到皮村确实没车，第一次更是不好找。虽然好几十，但还是咬咬牙去打车了。
皮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大风吹着灰尘满天飞。杂货店、小餐馆、路边摊把皮村织成了一张网，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忙碌地寻觅自己的餐物。
多哥带我参观了打工博物馆，让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我在接触的工厂里，工会都只是形式，没有一个是真正关注工人精神层面的。
可在这儿，我看到了活着的平等与尊严。
我喜欢艺术，之前听说过798 艺术区，准备在那附近找份工作。但找工作远远没那么顺利 ，我白天在画廊与艺术馆之间转悠，过了夜里12点就去网吧猫着。
我也尝试了在公园长凳上睡，被一些蚊子咬醒后就不敢再睡外边了。网吧包夜25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有一次，我试着包两个小时花6块钱，但是电脑关机就被网管赶了出去。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生活太残酷了，就算空着，都不会让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待着。
还有一次，我在地安门大街一个网吧的椅子上睡着了。醒来以后发现手机不见了，去前台问， 网管说没见。这时旁边一个光膀子正打着游戏的纹身大哥搭腔了：“手机在我这，想要得买两盒好烟。”我鬼使神差地跑去前台花了40多块钱买了两包玉溪给他，那时我身上只有50块钱。
三天夜宿网吧后，我只想快点找到份工作。
很快，我找到一份在798德国西餐厅做服务员的工作。随后又去了三里屯酒吧做服务员，干了三天，见了好多没见过的：男同和百合、唱歌的流浪歌手、抽水烟的销魂女子。最后领班以性格不适合为由，辞退了我。
一个多月后的周末，我在多哥的朋友圈看到有文学小组的活动。我赶到皮村打工博物馆，隔着门口的玻璃，看到办公室里文学小组正在上课，可自己却不敢进去听。
第二周，我早早就过去等，去了以后才发现，所有人都非常平和自然。
“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
从此我便成了皮村文学小组新的一员。
为了周末学习方便，我去了同心互惠公益店服装店做售货员，每月工资2000多。到2017年打工春晚时，我们6个来自不同职业的一线工人各自朗诵了自己的 《劳动者诉说》。
皮村让我充满归属感，我不想离开北京。我在北京的精神坐标不是国贸，而是皮村，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片现实的开荒地，是理想的试验田。
一年又一年在车间流水线上加班加点，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困得睁不开，累得直不起腰，没完没了地干，可还是一无所有。
这些年，我跑过十多个城市，做了几十份工作。深圳的电子厂，宁波的服装厂，电缆厂，机械厂，苏州房产销售员，电话推销员，菊花味精业务员，摆地摊卖衣服，卖铁板豆腐，卖爆米花，做直销。在上海外滩附近送快递，学做烤鸭，工地搬砖，郑州推销手机，推销电话卡，又进富士康。北京打零工，充当观众鼓掌，酒吧服务员，餐厅服务员，二手衣服店员等。从青春年少蹉跎至而立之年，颠沛流离20余载，从故乡到异乡，也早已从孙悟空变成了西西弗斯。
而诗歌是我唯一的精神出口。
想起2009年，我还在苏州一家工厂时看到纳兰性德那句 “万里他乡，非生非死，此身良苦“，回过头才发现，这些年来无论 ”南流“ 还是”北漂“，似乎”良苦“从未改变。
可能一些农村的家长会想着年轻人赶上了好时代，可以出去打工挣钱，会在电话里会殷切地劝导孩子好好工作。我们也总是报喜不报忧，承载着家乡人对大城市虚无的想象和不切实际的期盼。可现实却不是想象的那样。时代不同了，人的需求也不一样。其实我们是落寞的一代，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而我也想过买车买房，对我来说，这些都太遥远了。我只要活着就好，就是那种正常地活着。
想起惠特曼的诗句：“我不知道自己追求什么，但是我将认真追求，甚至通过挫折，通过失败、贫困、误解、囚禁，因为它们也伟大。不可避免时，失败也伟大。”
小海：河南民权人。1987年生，一线工人，打工二十年。业余写诗、做音乐、演戏剧，纪录片电影《我们四重奏》主角之一，“诗歌商店”乐队成员，老舍文学院诗歌班学员，皮村文学小组成员。
第4081期
撰文｜小海
编辑｜高歌
出品｜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