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烟雨、六神磊磊

一‍

4月23日，除了是世界读书日外，还是一个人的生日，就是魏源。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大名鼎鼎的《海国图志》，中国和日本之间曾有一段关于此书的往事，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简单来说就是，一百多年前同样被列强欺凌的时候，《海国图志》这本书，中国没读，日本却认真读了。后来日本迅速崛起，成为现代化强国，一度还暴打了中国。

当然，日本变强肯定不只是因为多读了一本书，但不可否认，这本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魏源生于1794年，湖南邵阳人，是一位“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因为青年有才，他曾经和龚自珍齐名，并称“龚魏”。

后来他定居南京，用心编著《海国图志》，并和巡抚林则徐过从甚密。《海国图志》的写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林则徐的铺垫和影响。

关于这部书的内容，大家历史课上基本学过，都明白个大概。在此只简单说一下。在书中，魏源阐述了自己改良图存、富国强军的思想，还介绍了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地理历史等丰富的知识。

比如“筹海篇”，魏源深刻总结了鸦片战争惨败的原因，从守、战、策、兵、款等方方面面提出了应敌之策。

“世界地理篇”，介绍了海外诸国的地理历史、社会制度、天文历法、风俗习惯等，其中以英、美、法、俄最为详细。

“西洋技艺篇”，涵盖火器制造、战舰图纸等西方先进武器科技的介绍。

仅仅就以科学技术而论，《海国图志》就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葡萄牙人玛吉士的《地球天文合论》等最领先的天文知识，以及先进的造船、造舰、火器知识，对当时蒙昧落后的中国来说，堪称是无价之宝。

然而，这本书在当时中国的遭遇，令人大跌眼镜。

三

1842年8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而魏源在1842年12月就完成了初版五十卷的《海国图志》。二者相距不到四个月。

从这个成书速度上就能看到，当时以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强烈担忧。

所以自1841年收到林则徐的委托后，魏源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海国图志》的编撰。

“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魏源和林则徐清醒地知道，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

然而，著作问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激起什么水花。根据洪九来先生整理，《海国图志》诞生的头十年间，刊刻只有6版，传播范围也只局限在沿海不多的几个地方。

1847年9月广州的一份英文报纸中提到：“我们从未在广州的各家书店中听过有这么一部书......”

此时《海国图志》已经出版五年了，连当时对外开放最多的广州都难得一见，遑论其他地方。

也有个别开明的官员知道《海国图志》，但无济于事。一个名叫朱琦的御史就觉得《海国图志》不错，却因为人微言轻，无法上达天听。

直到《海国图志》问世后十多年，清廷高层仍然对这部书十分陌生。

咸丰八年（1858年），当时的兵部侍郎王茂荫因为形势危急，向咸丰帝推荐这部书，但他推荐的还是初版五十卷本的《海国图志》，事实上《海国图志》更详细的一百卷版已在1852年就编撰完成了。

由此也可见此部书在大清朝是多么遇冷。

四

非但不受欢迎，这部书还受到主流保守派的抵制和污蔑。

清朝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想中，非常傲慢和愚昧。

举个例子，鸦片战争时，大清已经被英国揍得满地找牙了，为了安抚洋人，清政府撤了林则徐的职，派琦善作为钦差大臣赴广东跟英国人谈判。琦善一度沾沾自喜道：“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夷情事。”

两国交战，琦善竟觉得刺探夷情是跌份的事，钦差都这样，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中英都开战好久了，大清皇帝还不知道英吉利位于何方何地。

傲慢和愚昧是一对双胞胎。早年间，洋人利玛窦曾经画过一幅世界地图，可官僚们发现世界地图上中国的位置“稍偏西而近于北”，且不在世界中央，面积也不是世界第一时，曾斥之为“肆谈无忌”的异端邪说。

《海国图志》中介绍洋人武器火炮、政治制度的内容，也被称之为奇技淫巧。如已算是开明人士的梁廷枏，也无法接受《海国图志》师夷长技的思想，认为“失体孰甚”！

有官员更是直言，向洋人学习，“古今无是理也！”

跟《海国图志》有类似遭遇的还有稍晚几年的另一部书籍《瀛寰志略》，它同样被攻击“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 “轻重失伦，尤伤国体”，最终被迫停止刊印。

魏源的好友姚莹就总结当时《海国图志》在大清的尴尬遭遇：“举世讳言…….已犯诸公之忌。”再搞科普，当心社死。

五

与《海国图志》在中国尴尬的相比，隔壁的日本却是另一番场景。

有一说一，日本的封闭一开始也并没有比大清强上多少，《海国图志》1851年就传入日本了，但因为书中有关于天主教的文字，此书进日本即遭幕府《天保镇压西学令》的封禁，根本流不进市场。

转变发生在1854年，这一年，又有15部《海国图志》进入日本，但这次没有被封禁，反而是官方征用了7部，剩下的8部则被允许流入民间。

何以有此变化呢？

因为1853年的美日黑船事件，套用咱们的话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

同样是被人痛揍，同样的丧权辱国，同样是向洋人学习，日本展现出和大清完全不一样的危机意识：急需寻求世界知识及应付夷人之策。

所以看到对西方政治地理、军事科技记载如此详细的《海国图志》时，日本人难掩兴奋之情，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日本人杉木达就说：“英夷之侵满清，是前车之覆，后车不可以不戒焉。然则此书当今最为有用矣。”

1854年盐谷世弘在《翻刊海国图志序》时更是直接指出：《海国图志》名为地理，实则为武备大典。

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通过《海国图志》了解英国和法国的国情及兵力，《海国图志》成为当时萨摩藩的必读书籍。

日本著名学者吉田松阴高度认可《海国图志》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以此教授他的日本学生，他的学生里有个叫伊藤博文的，就是后来当了日本首相，发动甲午战争的那位。

还有如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之辈都是《海国图志》的拥趸，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成了后来明治维新的股肱之士。

因为钦佩《海国图志》，他们往往对魏源也是推崇万分，引以为精神上的师友。

开明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拍案而呼：“呜呼 !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何奇也！”

六

几个数据能直观体现出《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

比如价格，1851年《海国图志》刚入日本时的价格时130目，1854年，上涨至180目，到了1859年，价格一路涨到了436目。

短短数年，翻了近三倍，一本中国书，一时竟搞得日本纸贵。为何价格涨如此快？归根结底就是想看的人太多。

日本学者赖醇在《海国图志训译序》里说：“独憾其舶载不过数十部，故海内希睹其书焉！“海内都希望读到此书，可见《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受追捧程度。

还有刊印数据，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的统计，从 1854-1856年的短短3年时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竟有21种之多。

而这些翻刻本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它们并不是全本翻刻，而是非常精准的选了日本朝野关注的如加强海防、火器制造、美英国等国情介绍的内容。

和当时中国对《海国图志》的冷淡和抵触相比，简直是霄壤之别。

如果说百年前的国难是次考试的话，中国跟日本这两个考生究竟是如何拉开差距的，这些数字或许就是答案之一。

七

这之后，两国的国运也就迅速拉开了差距。

1861年，《海国图志》在中国成书20年后，大清终于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

而提及这二十年，左宗棠无不遗憾的说道：“书成，魏子殁，后二十载，事局如故。”

拥有神功秘籍二十年，但中国没一点变化，世界又能等你几个二十年？

1868年，《海国图志》在日本畅销10余年后，日本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1895中日甲午海战，日本一战打败中国，奠定了其强国的地位。

一对邻居，一个失去了二十年，一个抓住了二十年，这番对比不可谓不强烈，也不可谓不讽刺。

念及此处，就连日本人自己都感叹：“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

到今天，魏源和他的著作，已过去近两个世纪。这段中日之间的读书往事，却依然让人感慨。

汉代大经学家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大概这就是答案吧。

参考文献：《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探源——刘长庚；《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及影响之比较——刘燕；十九世纪中期东亚书籍环流与阅读接受———以魏源《海国图志》为例——武文杰。一并感谢。

《海国图志》之痛：一部书在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