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吴思娴 通讯员 段松艳
看见，是洞察现实的敏锐；未见，是向可能性保持开放。如果把作家比喻成时代的眼睛，他们的视野，决定了书写的广度和深度。
4月20日，“看见·未见”第12届春风悦读榜文学沙龙在浙江文学馆举行。现场汇聚了毕飞宇、罗伟章、陈晓明、西川、欧阳江河、薛超伟、艾伟、周华诚、徐兆正、易小荷、乔叶、俞冰夏，萧耳等作家，他们围绕“诗意与抒情”、“浙江新锐力量”和“女性在当下”三个话题，在视频号“徐徐叨来”主理人徐洁的主持下，为读者带来了一场文学和思想的盛宴。
以下为第二单元的现场对谈实录：
主持人：请艾伟老师和两位上榜作家留步，我们接下来要聊一聊关于浙江文学新锐力量的话题。昨天的第十二届春风悦读榜年度颁奖典礼上，春风新人奖产下双黄蛋，其中一位就是来自浙江温州的薛超伟。下面有请春风新人奖得主薛超伟上台，和我们一起进入沙龙的第二个单元：浙江新锐力量。
浙江涌现越来越多的新锐作家，请艾伟老师谈一谈您对“新锐”的理解？
艾伟：“新”是一个美好的词，在中国，“新”这个词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个“神”。我们把现代文学叫新文学，把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叫新时期文学，冠一个“新”字以后，就变得焕然一新了，所以，“新”这个词非常重要。
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当中，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一代作家都有自己的经验。这个经验可能有共同之处，但是每一代作家经历的最宝贵的经验一定各不相同，就像一个地质层：50年代的作家是一个地质层，60年代作家是一个地质层，70年代、80年代的作家是一个地质层等等，因为社会变化太快了，所以我们呼唤新锐作家。
这个“锐”是什么呢？我们希望新的作家带着新的经验进入文坛，带着他们对这个世界尖锐的发问、尖锐的经验，以及尖锐的书写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
这也是“新锐”这个词的意义所在。
主持人：您觉得浙江现在这批青年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
艾伟：浙江近几年确实出现了一大批青年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以及批评家。他们共同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我愿意从反面去理解。
我希望浙江这一批青年作家，找到他们各自的个性、各自的风格，而不是呈现出所谓的特性。我们还是希望百花齐放，希望按照作家自身的个性，按照他们看待这个世界最根本的感受去书写。这是对这批作家所谓的特征的一个期望，我觉得是反特征。
那有没有特征？当然有特征。我们生活在浙江这块土地上，我们也有深厚的历史以及现代文学的传统，这些都是滋养着这批浙江作家的宝贵资源。
有一点可以谈谈。浙江作家同所有的南方作家一样，语言特别讲究，原因可能是浙江作家平时都是（说）方言，但我们的方言是不能够书写的，我们必须用标准的书面语去书写。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和北方作家有一定的区分，北方作家，我说（的时候）我可以写；南方作家，我说（的时候）我未必可以书写。所以我们是使用非常整洁的、精致的汉语书写，我觉得南方作家的特点是语言比较讲究，这也是浙江作家的总体特点。
主持人：谢谢艾伟老师，其实您已经点到了我很想问的一点，就是浙江底蕴深厚，是文学蓬勃生长的一块热土。在座的几位青年作家，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浙江这片热土为你们的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薛超伟：浙江是我的故乡。故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是区别一个写作者跟另一个写作者最根本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有可替代性，但故乡不具有可替代性；因为你就出生在这里，被固定在这里，然后向四处发芽，这个土壤是最重要的。即使故乡被拆迁了，故乡消失了，但是故乡在你的时间坐标上面，在那个空间里面依然存在着。
我的老家在温州瑞安。瑞安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从小生活在农村里，瑞安的农村是那种既像农村又不像农村的——外观是乡村的风景，但是生活在里面的那些人，他们的生活、作息都很不乡村。
比如我家族里的亲戚，他们都从事一些经商活动，在房地产最热的时候，家里有四五个亲戚都是开房产中介的，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去卖柴油机、汽摩配，没有人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村里也有些人（从事农业生产），但是是非典型的。
这样一种比较神奇的又生机勃勃的故乡的图景，给我很大的影响。后来我来到了别的城市，去读书、工作、生活，发现瑞安的特质确实跟别的地方很不一样。瑞安有很多世俗的东西，又有很多诗意的东西。但其实世俗可能就是诗意的，因为一大堆世俗堆叠在一起，五彩斑斓，呈现出万花筒的特质。
这种堆叠和罗列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它会让不同的空间、时间的价值观碰撞在一起。比如我的名字叫薛超伟，我没有用笔名。我曾经想取一个笔名，但我爸说要用本名，因为要光宗耀祖。我就觉得很神奇，也接受了这个提议，因为一些没有生命力的价值观，依然有一种阴影徘徊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过去，带到了怀旧的生活场景中。这些传统的、没有生命力的价值观，它已经没有恶意了，反而会萌发出一种新的诗意来，在审美层面上给我们一些滋养。我写作的时候会想到我的祖先、我的来处，就把过去和现在的时间联结在一起。
周华诚：我的感受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而且相对于小说创作，可能散文创作跟现实世界贴得更近，跟个人的经历贴得更近。我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创作历程里边，会更加清晰地去思考自己的来处，还有自己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我的成长经历是一个不断远离故乡的过程，尤其到了三十几岁以后，开始返回故乡。在这种过程里面，写作带我回归了故乡。如果没有写作，可能我只会一直远离，不会回来，或者不会说在这么早的时候回归。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是特别感谢写作的。
浙江这片土地是文学的热土，有特别多的文学大家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对我来说，这个引领也是在后面才实现的。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知道有一个专业叫中文系，我也没有把写作作为人生的道路。我和这片土地的关系首先是生活的关系，在很多年以后，才用文学的方式、写作的方式，去抵达人生的道路。
徐兆正：我是从事文学批评的，文学批评和虚构的创作可能不太一样，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作为小说家与散文家，他们直接面对他们的生活，这种生活构成了他们创作的材料。作为文学评论家，我面对的更多是他们的创作，我的创作与我的生活本身是区分开的。
我先从创作方面来说，当我来到杭州之前，我忽然意识到我与中国20世纪大部分的文学名家是处在一个同时空的。我经常会感到，我与“鲁郭茅”这样的文学名家是同代人的关系，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曾经或者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我感到非常荣幸。这种文学资源、文学传统，对我的文学评论也是一种鼓励。
生活方面，来到杭州，我感觉融入这座城市没有任何困难，这座城市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欣喜，也给我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我对此充满了欣喜。
主持人：几位老师都提到了这片土地对自己的滋养，其实我们现在说到一个地域或者环境，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友好”，比如青年友好、女性友好、营商友好。你们觉得浙江当下的文学生态对青年作家友好吗？以及作为一名青年作家，目前在创作中遇到比较大的挑战是什么？还有，我也听到一种声音，认为现在青年作家的创作会存在一些同质化的问题，包括写作主题、生活经验等多方面，各位又怎么看这些观点？
一连串问了这些问题，大家可以挑一个进行分享。
徐兆正：我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当前文学创作的同质化，如何来破解？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题目叫《捍卫先锋，反对同质》，我认为破解同质化唯一的途径是要我们继续保持一种先锋的文学精神。
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学中间，先锋一般有三个语义，第一个先锋，指的是在80年代中期出现的那些先锋文学；第二种先锋指的是先锋批评，它与先锋文学时间是差不多的；第三种先锋是一种纯粹的先锋，一种先锋的精神。当我们以一种先锋的精神看待80年代那些先锋创作的时候，特别是当余华、格非等人的创作成为一种文学经典的时候，当我们在课堂上必须要去讲述他们的时候，这种文学创作对后来者其实构成了一种压制——它成为一种我们需要去模仿的范本。这时候，与其继续去模仿，还不如重提一种先锋的精神。
这种先锋的精神，不仅仅是去模仿，而且要去坚持自己的本心，以自己的个性，以自己的资源，以自己的精神去创作。当我们保持一种勇往直前的先锋精神时，文学的同质化就会短暂地纾解。
周华诚：我就回答前面的问题——时代与作家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确实是当下发展过于快速，给青年作家增大了一定难度。尤其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很多年轻人如果要非常专心地去创作，会面临一些外在压力。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个时代给创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可书写的东西，大量的素材和故事。它怎么进入我们的文本里边去？需要经过一定的文学经验的处理。
这里头同样也会牵涉到第二个问题，我们怎么去克服写作的同质化。写作的同质化，我们要看怎么处理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如果每个人用经验处理这个关系处理得不一样，文本就不会同质。
比如我们看乡村的发展，我们现在很多人可以站在城市的角度去怀念一个消逝的小村，也有一部分（人）他投身在乡村建设的洪流当中，贴身地去写当下乡村的发展。我认为，同时还有第三条道路，他要站在更高远的高度，或是更长的历史时空当中去看待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同样时代的经验，在不同的写作者手里，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去处理它，结果是不同质的，这是这个时代要让作家去思考的问题。
薛超伟：我也回答同质化的问题。我认为写作的同质化从来不是问题。
我刚才说故土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像刚才艾（伟）老师说的南方作家的方言就是我们非常宝贵的素材来源，我们的语言要经过一个转译，再通向普通话，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
以我的家乡瑞安为例，我们家的方言里有“响佛”这个词，佛响了，佛怒了，意思是打雷，就是你好端端地在家里坐着，你的奶奶看到外面闪电打雷了，突然会说响佛了。就是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突然会降临一些非常悠远的意境，佛突然降临在世间的感觉。
我们语言中还有“静定”，这也是佛家当中的语言，即：禅定，它是形容一个人很安静，长辈都希望你乖一点，希望你静定一点，会有这些语言。
我们的方言还有逆序词，比如“荸荠白”，即白色的荸荠。荸荠为什么是白色的？就是将外面的皮剥掉露出里边白色的部分。还专门有一些词语来形容特定的部位，比如甘蔗淡，甘蔗最淡的地方就是末梢，所以用甘蔗淡掉的地方来形容末梢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活泼的。
我很庆幸自己有一门方言，提醒我在写作的时候把语言弄得陌生化一点，异质化一点。
其实，我们面对同样的生活，同样的题材，同质化的人生，文学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将它写得稍微不一样。稍微不一样的部分，就是文学发生的时候。
现在大家工作都很累，无法去平衡工作和生活，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如何去处理这种素材？有些作家会去写逃离，很多作家会到新疆、西藏，书写这样一种远方。但我记得有一些作家，比如王占黑就写了她要去大润发超市逛一下，这就是一个郊游，就是一个逃离，我觉得这种书写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文学，需要这样一点不一样就够了。
艾伟：三位都说得很好。我刚才也说了，中国文学有一个传统，就是拥抱“新”，拥抱新作家、拥抱新经验、拥抱新生事物、拥抱新的方法，所以中国文学对新锐作家都是非常友好的。
浙江几家刊物，《西湖》《江南》《野草》《文学港》都是以培养青年作家为己任。浙江几年来能浮得上台面的，被全国所看到的50多位的小说家、诗人、批评家，都是文坛友好的一个结果。 我们孵化新的作家产生，才能让文学继续地向前推进。
刚才听了他们几位，主要是关于经验问题。我对经验问题也想发表一下感想，其实今天在座的这三位年轻的作家，我发现他们身上的共性。
周华诚的散文当中，体现的是将生活美学化的想法，有一个江南文脉的传统，使他的散文充满了雅致的生活趣味。
从经验的层面上，（几位青年作家）确实有一些共同性，至少这个“共同性”是向传统文化致敬的共同性。
话要说回来，同样一位写作者，面对经验的时候，我们（也要）承认经验有它的公共性，否则读者无法了解你的经验，同时具备了他的个性，具备了作家本身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薛）超伟《化鹤》当中的寺院生活是清雅的，充满了对生命的敬意，非常空灵，也有禅宗感，整体呈现出来的类似于仙风道骨的气象以及气息。丁小宁的《我以为我是佛》就完全不一样。
两种都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就像硬币的两面，超伟写了经验的正面，丁小宁写了经验的另外一面。我们都能感受到，这是作家通过他个人的趣味，个人对生活的看法所呈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的经验的特质。
所以关于经验同质化的问题，我有一个观点，经验基本是作家构建的，他试图构建一个经验让公众去发展，经验构建的来源来自于作家的个人的特质，特别是审美。
我在写长篇《镜中》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审美特别重要。今天前面一场（对谈）其实有点颠覆性的，（尤其是谈到）关于审美的虚幻。但反过来说，人之所以为人，有一些根本的、秩序性的东西一直存在，比如我们看到落日便会伤感，我们认为落日是美的、诗意的，这可能是被前面几位作家所批判的。但我们得承认，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潜意识的存在，使我们天然地对某一类事物会产生美的感受——我们可能会选择比较漂亮的女孩，这是我们人类的天性。这个美有没有标准？其中有趣味的差别，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标准的，只不过这个标准在变化。但有一个根本性的东西，西方的美学可能已经占据了中国的目光，比如我们对美的一个看法，出发点可能来自于古希腊的雕像那种黄金分割，然后才产生我们现在的审美当中认为白人是美的认知，反过来说中国人也有中国人审美的标准，审美的方法，但现在对西方的审美系统，潜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视觉、我们的目光。
总之，审美这件事很重要，各种各样的审美都可以。而经验，当我们有了审美以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在构建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并不一定是日常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就像周华诚写的那些优雅的、古典式的、江南风范的生活方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不常见，但我们向往。
所以，经验有构建性，同时也有公共性，同时和作家的个性息息相关，而作家的个性来自于他的趣味、他的生命感受、他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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