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张士闪，他一脸络腮胡，盛满了笑，很是呆萌，洋溢着一种特有的亲和感。攀谈起来，他风趣机敏、潇洒爽朗，“其实我本是羞怯之人，习惯于角落里的存在，有时却又勇猛，比外向的人还要豪放几分。”
访谈期间，张士闪自嘲研究视域横跨、穿梭于历史时间和田野空间的跳跃与分散，并回顾研究缘起——农村的成长经历与练习梅花拳，之后自白一生以学术为志业的主轴。
多年来，张士闪始终在广阔的治学空间中求索“学术探寻”的意蕴与魅力。谈及近些年在学术界激起朵朵浪花的理论——礼俗互动、有温度的田野、夷夏互根，张士闪如是说：“日子可以一天一天地过，人生却要一段一段地想……学术永远是寂寞的事业，偶尔出点儿声响，一定是时代的选择。曲终人散的一刻，权当作再奏笙箫的间歇。别问为谁辛苦为谁甜，行行莫复言，挺好。”
文武兼备
日前，山东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在济南召开。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民俗研究》（CSSCI）主编张士闪在座谈会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建设与展望”为主题作发言。
在张士闪看来，进一步推动山东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要推进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一批特色非遗产业带和非遗产业集群，还应加强保障机制建设。
对于国内人文社科领域来说，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彼时，大多数学者不满足于之前的研究模式，往往敢想敢做，勇于开辟新径，张士闪也不例外。那时，民俗学还是个冷僻学科，张士闪却选择投身于此，令他的朋友们感到疑惑与不解。但他凭借着对民俗艺术的巨大兴趣和“板凳要坐十年冷”的韧劲，以村落研究为基点，长年坚持田野调查，迄今已经坚持了30多年。
值得一提的是，有必要厘清和明晰这样一个概念，对老百姓来说是风俗，对学者而言是民俗，对政府而言是非遗。
当时的张士闪绝对不会想到，与民俗学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在今天到达如此“炙手可热”的地步，不仅受到国家重视和社会高度关注，甚至被提升到与国家战略联系在一起，事关中华文明。他的研究成果也如一粒粒种子般漂洋过海，在日本和美国学界同仁中生根发芽。
张士闪用乡音谈起了内心深处的那份乡情和乡愁，兼及童年、少年岁月中的那份寂寞、荒芜与贫瘠。他觉得“60后”的人，命运的偶然因素很大，对农村也有一种罪感意识。自小出生在山东淄川的农村田野，使他对乡土留下难以磨灭的情感印记。提及家乡，他对儿时饥饿的滋味有着痛彻心扉的感受和刻骨铭心的记忆。
村里还有习武的传统，张士闪从小耳濡目染，但因体弱多病而拜师无门。
直至上了大学得到梅花拳名师燕子杰的亲授之后，在一个黄昏，细雨中，他把村里最有名的师傅打倒了。他说，打倒了偶像，也仿佛打倒了自己。对少年的张士闪来说，这不仅是鼓舞，而且意味着此生将与民俗学结缘。
家乡生活和练武术，这两个因素使他离民俗学很近。
每逢春节，河北农村有“扮玩”“亮拳”之类的习俗，当时还是山东大学学生的张士闪，就跟随老师燕子杰来到河北农村调查，有时候也会“下场子”一显身手。
浸润于中国乡村代代传承的民俗活动中，推崇礼尚往来、富有蓬勃生命力的乡村传统激发了他对民俗学的浓厚兴趣，由此慢慢走上了民俗研究之路。
1992年，山东艺术学院筹办文化艺术管理专业，鼓励教师根据自身兴趣与特长开设课程，在此任教的张士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民俗学”。
课程开到第8个年头时，山东艺术学院为申报硕士点，资助教师出版专著，他用了一个暑期写出《艺术民俗学》一书。后来，这本书成为他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的“敲门砖”。自此，他跟随“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的高徒刘铁梁学习，这是张士闪走上学术之路的关键一步。
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张士闪认为有两个因素对自己至关重要。
一是常怀感恩之心，对父母感恩；对国家感恩，面对美国和日本海外汉学研究，立志做一个为中国学术争口气的人。
二是习武，这一习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让他从孤僻的性格中走了出来，并有了精神支柱。
三十多年来，只要不出差，他每天早上都会伴着生物钟，准时在六点半起床，风雨无阻地出现在操场上练武。因此，他定下为家乡和梅花拳各出一本书的目标。
张士闪将午后到黄昏的捧读视作人生最大享受，一杯咖啡饮罢，一把藤椅坐稳，一卷神游天地。谈及自己的阅读史和学术追求，他说自己要做一个有出息的学者，“之前曾把很多精力用于艺术学和宗教学，现在则花费了五年时间读完历史学和现象学与哲学著作。下一步，我准备向政治学和文献学知识进军。”
不止于“有温度的田野”
“我们这一代学者，在理论创建方面，注定是一个过渡性的存在。但过渡也有过渡的精彩，在这样一个碎片化的后现代时代，从世界范围内看，已经40多年不出大师了，因此对自己的学术道路也思虑深重。”
梳理张士闪近30年的学术生涯，前10年他以学术研究为民立言，促进国家改革进程中的“还俗于民”；中间10年则在延续原有学术道路的同时，试图进一步对当今蓬勃发展的民俗文化“顺水推舟”，助推当代社会发展；近年来，他先后提出有温度的田野、礼俗互动的理论，新近又提出“夷夏互根”的理论，这三个学术观点一脉相承。
2008年，张士闪从山东艺术学院调至山东大学工作。恰逢国内“民俗热”逐渐升温，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保护体系确立，民众对传承民俗文化的自觉意识日渐增强。
以此为背景，张士闪开始了向“非遗”的传承、保护、利用，民俗旅游规划，传统节日“学以致用”式的学术转型。
“眼光向下，以扎扎实实的民俗调查为基础，以服务当代社会发展为己任”，这是他的心声。2023年，张士闪新作《民俗之学：有温度的田野》面世，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与传统田野调查所强调的“冷静观察，科学记录”原则不同，张士闪提出的“有温度的田野”旨在倡导一种“深度田野，文化共情”的田野调查理念和方法。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对传统田野原则的一次刷新和提升。
古往今来，中国乡村本来就是一个“有温度的社会”，民众对生活共同体的建构是以乡村生活中的“文化共情”为基础的。张士闪认为，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首先就应关注这种“温度”，但这需要具备与民众“同此凉热”的生活感受力，即“文化共情”的能力。
在张士闪心目中，“有温度的田野”就是要通过田野调查活动，贴近民众关于生活和文化的自我建构，因为无论是人类个体还是群体，其生命意义终究要从“自我”中生成。
近年来，他又将“礼俗互动”视角引入其民俗学研究之中，认为在国家与地方之间长期的礼俗互动中凝结而成的民间生活传统，寄寓着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与运作机制。
多年来行走田野的经历，使他体悟到，历经波澜起伏的近现代社会变迁，中华民族“礼俗互动”的精髓仍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潜在传承。循此脉络，融通历史与当下，就可以“在田野中理解中国”。
这一理解，不仅拓宽了传统的民俗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学界对于“礼俗中国”的理解。
谈及下一步计划，张士闪说：“为了进一步理解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基于礼俗互动的在地化过程和研究范式的拓展和完善，我关注到‘夷夏互根’这一议题。”
在他看来，“夷夏互根”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和智慧，在今天全球化、城市化、数据化的时代，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独特贡献，都有一定的启发。
张士闪正在做的，是在过去与未来间链接起历史的故事。他在《温情的钝剑：民俗文化在当代新农村建设中的意义》《从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到返归乡土语境——论20世纪中国乡民艺术研究》等文章中对这些理论皆进行了详细阐释。
非遗保护的“山东高地”
随着社会节奏的不断加快，许多民俗传统渐渐追赶不上时代的脚步，被无意间遗忘乃至抛弃，乡愁仿佛成为一道渐行渐远的落日余晖。
然而，在大众视野之外，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始终将研究与传承民俗文化视作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毕生使命，张士闪便是其中之一。
他以策划民俗文化产业项目的方式，积极促进民俗资源的产业转化，协同地方打造民俗文化品牌，成绩斐然。
目前，他已主持申报了15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山东省举办的“好客山东贺年会”大获成功，他是功臣之一，是其中“抢福游戏”的主要操盘手。
此外，他还深度参与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启动的“传统节日的传承与创新”项目以及由原文化部主导的“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国家决策咨询项目，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中的课题……
他多次强调，非遗保护是最亲民的一项国策，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将非遗提升至国家公共文化的层面，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原本被一律视作“封建迷信”的民俗文化的“脱敏”。
实践出真知。张士闪的“小章竹马研究”经历，在团队师生的口口相传中已被加工成“段子”：自1999年首次走进鲁中西小章村，他每年都来“走亲戚”，甚至养成在那里过年的习惯；从最初被村民当作坏人防范，到最终和村民成“一家亲”。
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了相似的道路，在田野调查的互助性团队作业中，传递着学术共同体的脉脉温情。
在张士闪看来，山东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正主动融入发展趋势，立足山东实际，充分发挥全省非遗保护工作的“智囊”优势，重点开展具有本土化、特色化的山东非遗项目研究，协同打造我国非遗保护的“山东高地”。
在学术的江湖上，流传着张士闪几则“传说”。
他原本是个大忙人，担任山东大学民俗学学科带头人、《民俗研究》主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蓝皮书项目等一系列重要课题的推进，还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等等。
如今的张士闪，却落得一身“清闲”，他笑着说这一切源于“蓄谋已久”的合理安排。
2023年，他做了一件令人不解的事：主动卸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长的职务。
“我只保留两个职位就很厉害了，一个既不开会也不坐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一个《民俗研究》主编。从2008年当主编以来，我把这本刊物从40多家C刊排17名做到第1名。未来我想让它进入顶刊序列，并且还要办一个英文刊物。”
《民俗研究》杂志正成为民俗学的一面旗帜。张士闪有着一套自己的办刊心得，当主编不去过多干涉用稿，自然就符合刊物发展规律了。
他笑着谈起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则“不是谣言的谣言”，如果一个学者的文章正在走固定的审稿流程，存在用稿和不用稿两种可能性。但是，只要文章作者给张士闪打电话，这篇稿子必然会被退稿。在他看来，这是对自己文章不自信的表现，他会直接给出拒绝用稿的答复，不给别人留下想象的余地，这是他不容逾越的红线。
回到最初的起点，张士闪坦陈，自己思考问题的基点源于自己的父亲，走上民俗学研究道路正是源于父亲的启迪。
彼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于2008年发布，后来原文化部想把“暂行”二字去掉，便辗转找到张士闪。
当时的他，还是最初那个拜师无门、内心孤僻的农民儿子，也曾担心无法做好项目。但是，好在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开展学术研究必须不遗余力。
谈及民俗学研究的未来，张士闪认为，不仅要关注文化遗产的意义，还应将其视为活态的文化现实，发掘它在当代社会中的特别价值，推进它在整体社会发展格局中的角色扮演。
那些沉默地将一段段漫长时代藏于腹内的文物和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让他的眼界陡然开阔，在心中搭起学术的稳固框架。张士闪心头有着对田野无限的哲思，却不愿让它沦为凌虚踏空的乌托邦，而是勇敢地担起肩头重任，在人间烟火中发现永恒。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刘兰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