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伟然，1990年9月至1993年7月就读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谭其骧教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谭其骧（1911年2月25日—1992年2月25日），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复旦大学教授。由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迄今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被评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两项成果之一。还主持编纂了《中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等，著有《长水集》《长水集续编》等。

1980年，谭其骧先生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后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改革开放后唯一的“文科院士”。1983年，他培养的葛剑雄、周振鹤两位博士毕业，成为中国首批文科博士。

本文节选自《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特此分享。

“槐花黄，举子忙”，又是一年一度的考博季。看到校园里人头攒动，回想当年谭其骧先生为我举行的入学考试，恍如隔世。

那是一九九零年五月七日上午，在复旦工会二楼东头的小会议室。先一天在五教考完英语，这一场是专业口试。那一年报考谭先生的本来还有吴松弟兄，由于他已在所里任职有年，谭先生对他比较了解，因此他也就没参加考试，那上午的考场是专为我而设的。

当时我还在湖南师大地理系跟何业恒先生读硕士，行将毕业。从长沙动身之前，看到复旦研招办寄给我的准考证上写着，专业课的考试形式是笔试加口试，与之前葛剑雄先生告知的只有口试的说法不同。抵达复旦在南区住下后，赶紧向葛先生求证。他确认只有口试，没有笔试。他告诉我，研究生院本来是希望谭先生对我考场笔试，但谭先生不同意。他反问说：“难道我亲自考他一个上午，还问不出他水平高低吗？”院方这才放心，说：“行！谭先生，有您这句话就行！”

考试好象是八点钟开始。我到达考场时，邹逸麟先生（“必记本”注：1935年-2020年，复旦大学教授）、王文楚先生（1933年-2024）、周振鹤先生（1941年-）三位考官已经在了。葛先生作为我的推荐人，避嫌没参加。旁边有秘书作记录。我先作了自我简介，汇报了硕士论文。三位先生便围绕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南北朝佛教地理）问了起来。

邹先生首先发问。他问了两个问题，一是要我谈谈三朝《高僧传》，另一个已经忘了。王先生的问题也是两个：一，《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二，南北朝佛教以何时最盛。这几个问题都没超出我做论文过程中思考的范围，感觉两位先生对我很照顾。

四题答罢，周振鹤先生开始问了。他的头一个问题是：《宋高僧传》的上限和下限？这道题让我吃了一惊。因为这本书我在做硕士论文的过程中用得很少，平时读书还真没有过细。只好凭印象回答，周先生和我本人都不能满意。第二个问题是：《大藏经》的版本有多少？尽可能地列举。对此我心里稍有点底，毕竟这是我吃饭的家伙，近一年以来天天跟它打交道。我列举了六七种，自己觉得应该差不多了，没想到周先生仍不满意。他一口气又给我说了翻倍不止，说得我打心里羞愧不已。

之后，他又问第三个问题：说说对文化地理学的理解。这个题目总算让我有机会重拾自信。虽然从没学过文化地理课程，——我读本科那个年代，写学术史的人肯定要把它算到“人文地理学复兴”以后，但我在大学里学的，还是传统的“经导”（《经济地理学导论》）、“中经”（《中国经济地理》）、“世经”（《世界经济地理》）那一套；不过，毕竟在地理系读了七年，硕士论文选题确定以后也看过一些相关的书，因此，无论如何心里都有个谱。我明显感到此时周先生的辞色和缓了许多。

正当这道题答得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谭先生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谭先生。从见他的第一眼，我就觉得他很亲切、很熟悉。因为之前看过《长水集》扉页上的照片，深深地记住了他精光四射、令人无限钦敬的眼神。进门时他朝室内扫了一眼，那眼神，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谭先生家住淮海路高安路，那天早上所里派人去接他过来的。现查他的日记，那一天记着：“早七点一刻起，八点……车来，……到工会楼上与邹、王、周三人共为投考博士生张伟然口试”。当时我不便看表，现在想来，那天他到达时应该是九点钟的样子吧。

邹、王、周三位先生都站了起来。我坐得离门最近，也起身迎了上去。谭先生边走边跟各位先生打招呼，径直走到中间空着的椅子边坐下。我知道真正的考验开始了，赶紧把最外面的毛背心脱掉，提防一会儿出汗。

谭先生坐定，仍请三位先生继续提问。邹先生说：“今天您是主考官，该您问了。我们都问过了。”于是谭先生不再客气，用他特有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几乎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有哪些？各有什么特点？一部一部地往下说。”说完他往后一仰，闭目作养神状。

我顿时感到周身发热。说实话我原本是有备而来，两年前就买到谭先生的《长水集》，认真研读过里面的《汉书地理志选释》，之后模仿着将历代正史中的十六部地理志逐部研读了一过；另外还按照邹逸麟先生在一封信中的指点，将正史中的食货志、河渠志也都通读了，读的过程中作了厚厚的一叠笔记。可以说，对这个问题多少有一点心得。但是，面对谭先生，还是无法做到心里不发虚。

我抖擞精神，揣摸着谭先生的要求，先一部一部地数正史地理志的篇名，然后分别讲它们的特点。那时候真幼稚，不知老师看重的是读书的程度和感觉，以为一定要记住了才算数，从长沙到上海来投考时，那些笔记都没带。回答过程中，也不敢向老师们汇报读书的过程、用功的情况，以为那样算偏题。只知硬梆梆地将脑子里记得的那些书的内容，努力地往外倒。

谭先生面无表情，我不确定他在听我答题，还是让我的声音给催眠了。其他先生们也一言不发，弄得我越说越不自信。认真钻研了好几个月的内容，感觉不大一会儿功夫就匆匆说完了。

听我声音停顿下来，谭先生睁开眼睛，说：“你刚才说错了一个字。《旧五代史》里面是《郡县志》，不是《州县志》。”

我一惊，其实已经完全记不得刚才是怎么说的了。但是这表明谭先生不仅在听，而且听得很仔细。因此我非但不沮丧，反而受到了激励。

“历代有哪些地理总志？各有何特点？”谭先生提了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从用功程度来说我用得没有前一题深，因为那时候这些书很不好找，除《元丰九域志》外其他都买不到，图书馆里也只有唐宋的几部比较常见。不过从答题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题目还是不难，毕竟凡是能找到原书的都读过片断，找不到原书的从史学名著题解之类工具书上看过一些较有深度的介绍。于是我把这些典籍按时代顺序讲了一遍。

“有一部书，几年前出版过，印得比较少，估计你们那里没有——”我的话音刚落，谭先生就开口了。不知是我忘说了还是他听漏了。

“您是说《宋本方舆胜览》？”我赶紧接上去。他点点头。我告诉他，这书我见过，湖南师大图书馆有，但我没来得及细看，只读过湖南那一部分以及卷首他为该书写的出版前言。

“明末清初有两种私人著述，我们一般也把它们看作地理总志——”谭先生接着往下说。

“您说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我抢过他话头。他晗首。我对他说，前者我没见过原书，只读过介绍；后者在图书馆见过，翻过一点点。然后我把了解到的东西讲了讲。

“你老家在哪个县？讲一讲它的历史沿革。”谭先生问了第三个问题。这个时候他好象兴奋起来了。

来之前对这个题目我专门做了一些功课，自己觉得应该不怕。我老家湖南安仁从北宋开始建县，对这以后的沿革我摸过一遍。可是刚开始没说两句，谭先生就打断我，要我从汉代讲起；而建县之前的情况资料中不是很清楚，弄得我大窘。好容易才抵挡过去。

“湖南历代有哪些名人？”前三题问过之后，谭先生出我意料之外地问起湖南文化方面的题目来了。而且之后一直围绕着这个主题问：

“湖南文化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湖南东部少数民族为瑶族系，西部为苗、土家族系，它们对湖南文化发展各有何影响？”

这些题目，就我在地理系所受的教育以及我硕士论文选题来说，都是离得相当远的。好在老天爷助我，一九八零年代中叶，湖南师大老校长林增平先生掀起了一股湖湘文化研究热潮，他那篇著名论文《近代湖湘文化初探》（载《历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四期）里面一个重要的立论依据便是谭先生的《湖南人由来考》。我导师何业恒先生正好跟林先生住隔壁，何先生曾领着我和两位研究生同学专门去拜访过林先生，要我们向林先生请教湖湘文化研究的问题。

在林先生建议下，我曾在一九八九年春写成过一篇《试论凤凰三杰的成材因素》，试图从历史地理角度谈谈何以湘西凤凰那么偏僻的一个边境小县，从清末以来居然走出了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三个世界级名人。那篇习作写得当然很不成功，但因此浏览过当时能看到的大部分相关资料及论著。我把这些阅读和所做工作向谭先生作了汇报，虽然不能让他满意，总算每个问题都能说上几句。

但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沮丧。完全跟不上谭先生的思路。他提问的方式和角度让我闻所未闻、匪夷所思。虽然没作系统性的阐述，但他的每一次问话都让我敏锐地意识到，他对湖南文化以及地域文化研究作过很深思考。当我向他汇报湖湘文化的研究状况时，他听得兴致盎然。他提醒我，湖南近代人才辈出和地域文化得以发展，嘉道间有一个人很重要。我不等他话说完，赶紧说：“陶澍？”他说：“是。”

十一点稍过，谭先生不问了。其他几位先生也没提新的问题。他们要合议，让我退到走廊上。周先生给我一支铅笔和一本晚清出版的地图册，要我对前言加以标点。他说：“不要紧，点多少算多少。”

那篇文字很古怪，里面很多外国地名、人名，与现今译法颇多不同，点起来很吃力。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周先生把我叫进去。谭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你是搞文化地理的，近年我们这里将文化地理当作一个重点，你如果能够来，我们很欢迎。”他把“如果”两个字说得很重。“但是，博士生读的三年中，应该有一半、至少是三分之一的时间要用于读书，读跟毕业论文无关的书。不能一上来就做论文。因此，你要是来了，任务是很繁重的！”

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文化地理的论文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做断代的，像卢云那样，选一个时代，做全国；另一种是对称的，以某一区域为范围，做通代的研究。一般而言，区域的好做一些。你是湖南人，我建议你做两湖——以湖南、湖北两省为范围，做通代的。”

现在看来，谭先生这席话对我的倾向性已相当明显。但当时我深陷在对之前回答问题不够满意的自责中，只觉得四肢瘫软，一点都兴奋不起来。事后秘书老师看我神情落寞，问我是不是对英语没把握，我说英语没问题，只担心专业水平让谭先生看不上。可见我当时心情有多灰暗。

不过听到谭先生这么阐述历史文化地理的进路，我登时觉得问题很大。这意味着我如果有幸跟谭先生读博，硕士论文的工作必须中止。于是我问谭先生，这刚开头的佛教地理研究怎么办。

谭先生说：“佛教地理这个题目也有一定意义，但是对整个中国文化地理来说，不是最重要；你可以等毕业以后再接着做，读博士期间还是先做两湖的区域历史文化地理。”

大约十一点二十，面试结束。整个过程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如今二十年过去，尽管我当时没写日记，但那一天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在谭先生的学生中，我跟先生读书差不多是最晚的，因此，我总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是先生给我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而这一切都始于那天的面试。

结果出来前，我曾无数次安慰自己：就算考不上，这辈子也足以自豪，因为我至少已经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大学者。

博士面试时，导师让我读跟毕业论文无关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