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防止城市资本下乡不可逆地占有农民耕地与家园

讨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若缺少对居民收入实质内容的考察，而停在表面，就很难理解城乡差距的实质。

如前所述，当前中国 ８亿农民正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其中经济条件最好的农户家庭已经率先在城市买房并在城市安居下来，成为城市居民。虽然农户家庭越来越依赖年轻子女进城的务工经商收入，但至少在目前农村仍然有近 ２亿农业劳动力和 ２亿小农户。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村中老年人从土地上获得收入、就业与意义，耕地和农村的家对于农户家庭很重要。这种重要性一直伴随到农民全家进城安居，且因为有了足够多农户家庭进城，而为留守农村的农户家庭让渡出获利机会，让他们可以从农村获得可观收入。

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已经不再可能，农业 ＧＤＰ占比只会越来越低，农村可以提供的就业和收入机会只会越来越少。农业收入有限，农村收入也有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唯一办法就是农民进城。日本只有 １８０万户农户，按此比例，中国未来农户数量应不超过 ２０００万户，因此，中国农村绝大多数人口就还要进城去。

也就是说，当前阶段，一方面农民在进城，而且农民必须进城；另一方面，农民进城是一个艰难、长期的过程，农民进城时还要依托农村这个 “基地”。现在千万不能让进城的农民还没有在城市安居下来，就将他们在农村的 “基地”搞没了。目前仍然依托农村的有 ８亿农民，如果失去了农村这个可以依托的 “基地”，在进城失败时就只能在城市漂泊流浪，就会形成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规模巨大的城市贫民窟。这显然不是我们所要的，即使这样看起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大幅度缩小。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２８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应对风险挑战，不仅要稳住农业这一块，还要稳住农村这一头。经济一有波动，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农民工。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２０００多万农民工返乡。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下行影响，一度有近 ３０００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大局能够保持稳定，没有出什么乱子，关键是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不要急着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这就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也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

当前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防止农民失去土地与家园的体制：一方面，清除了几乎所有妨碍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城市完全向农民开放，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另一方面，却限制城市资本下乡，防止城市资本到农村不可逆地占有农民的耕地与家园。尤其是在当前城市住房货币化、城市人持有货币化财富的情况下，限制城市资本下乡就是对农民利益的保障。这样一种城市对农民开放，却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的体制就是 “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正是这个体制防止了中国城市贫民窟的产生，让农民可以有农村这个基本保障。

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农村是农民的家园，之所以土地和家园对农民特别重要，恰恰因为农民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土地和家园的保障，这是不能够市场化的领域，也非仅仅收入多少的问题。当前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显然不是要支持城市资本下乡来经营现代农业，打垮仍然依托农业和农村的数量庞大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

不分析具体情况、不做仔细评估的资本下乡有可能带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但也可能无法改善农民中相对弱势群体的处境，挤垮仍然要依托农业和农村的小农户和 “老人农业”。

这一点也是必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