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宋浩
从杭州东站去之江，历史学家杨念群与作家毕飞宇同乘一辆车。
杨念群、毕飞宇、王蒙到达杭州后合影。
他们都是“春风悦读榜”评委，来杭州参加第12届春风悦读榜年度颁奖典礼。车上，两人聊起清史、李鸿章等话题。我当时坐前排，心想，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真好，豆瓣9.5分，坊间有个说法“20世纪四大传记”，这本居首。
后来，我找到机会请教杨念群，是否介意被问到梁启超、杨度（他的曾祖和外曾祖）。杨念群教授表示，当然，“学问是自己做的，祖先优秀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只有没出息的子孙，才会拉祖宗的大旗来说事。”
实际上，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中，杨念群也尽量少触及先人的日常，而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里去理解。
颁奖典礼结束后，4月下旬，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参加了钱报读书会“历史的多棱镜：思想、权力与概念——杨念群新书分享”，在解放路新华书店，围绕近年两本新作《问道》和《“天命”如何转移》，与学者吴铮强、黄博对谈。
《问道》一书面向大众，提炼了天下观、正统论、儒法思想、老庄智慧、新儒学、中国佛教六大主题，围绕天下、九州、周礼、五服制度、五德终始说、夷夏之辨、大一统、公与私、仁义观、逍遥游、齐物论、禅宗公案等70多个历史观念，提出70多个问题，以此阐释中国思想史。《“天命”如何转移》与《问道》前半部分相通，出版于去年，是杨念群潜心多年撰写的又一部著作。
浙江大学教授吴铮强、四川大学副教授黄博是杨念群的“迷弟”。吴铮强说，自己读大学时就参考过杨念群的《中层理论》；黄博是奔着杨念群来的，专程从成都赶来杭州参加活动。
现场读者中，有来自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的学生，还有一位从河北保定来的读者——她读了《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等书，希望与杨念群交流。
现场读者交流。
【1】
吴铮强兼任主持人，他首先提出的问题，是《问道》第一章为什么先谈“什么是中国”？
中国的概念很多人都在谈。有纪录片《何以中国》、学者葛兆光有《宅兹中国》，历史学界也有从周边看中国、东亚看中国、全球看中国等角度。杨念群认为，“中国”是一直发生变动的概念。
周代青铜器上“宅兹中国”铭文。
中国的范围，早期只是东周洛邑（今洛阳）的范围，以周王为核心的网络，排斥周边族群。所谓“华夏”，正是周人推翻商朝后，自命为夏的继承人，以“华”为形容词，称赞夏文化华美典雅。同时，周人建立的“周礼”，也奠定了中国的精神底色。
华夏与夷狄的对立，恰恰是定义早期中国的必备条件。杨念群以吴铮强、黄博研究的宋代举例，宋代也是在与辽、金、蒙古的对立中确立中国形象的。宋代士大夫热衷阐述《春秋》的“尊王攘夷”，但两宋的侧重点不一样。北宋相对保持了汉民族聚居的疆域规模，所以北宋士大夫偏爱阐扬“尊王”。经历靖康之变，南宋儒家转向“攘夷”，拼命排斥北方少数族群。
周文王
所以谈“中国”，首先要在“夷夏之辨”的框架中展开。实际上，中国的边界也是不断变化的，“夷”可变为“夏”，“夏”可变为“夷”——舜曾是东夷，周文王曾是西夷，他们都成为中华文明中的“圣王”。
本书的副标题是“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过往思想史的写法，比如钱穆和冯友兰先生，是以一个个思想家、一个个流派为纲，按时间先后来写。而杨念群《问道》先谈“天下观”。
杨念群表示，中国思想史上，“天地君亲师”是始终贯穿的。这五个字的内涵和关联，是认识中国思想史的立体剖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思想家，是其中“师”的层面，此外还有宇宙观、地理观、对帝王的认知、对家庭的认知。
正如钱穆先生说，这五个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
比如人对上天自然的崇拜。商朝人好谈鬼神，凡事祝祷占卜。秦汉之后，皇帝往往需要确立“正统”地位，比如母亲遇龙而生，比如眼睛“重瞳”，最荒唐的就是汉代谶纬。日蚀、水灾、地震等各种祥瑞、灾异，都被看做上天与人沟通的“语言”。最终王莽也借此灭亡西汉，他宣称自己获得了天命。
谶纬的背后，是儒家思想与皇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共同确立“正统”。直到宋代之后，新儒家对思想进行改造，理学诞生，“正统”的含义被欧阳修等儒家士大夫改变。也是从宋代开始，儒家思想走向人文化，不再是政治神话的层面，也很少再谈怪力乱神。
【2】
在《“天命”如何转移》一书中，杨念群着重解读了清朝“曾静案”。这一事件是讨论“大一统”的典型案例。
曾静是湖南一个底层读书人，受清初思想家吕留良“攘夷”思想的影响，他觉得满人是夷狄，就没资格统治中国，于是写信给川陕总督岳钟琪，希望他以岳飞后人的身份，举旗反清，驱除满人，恢复中华。
雍正得到岳钟琪的汇报，惊讶地发现，入关近百年，汉族知识界仍然秉承宋明儒家“攘夷”的立场。为了消除排满思想，他抓来曾静，没有一杀了之，而是与他展开了一场论辩。
雍正的观点是，如果“圣人”只能选择关内之人，那某个汉人皇帝号称是圣王血脉，但毫无道德、昏庸无能，那这种血统论不成了他的护身符吗？如果满人入承大统却励精图治，光大中华文化，严守圣贤道德标准，却得不到汉族士大夫的认可，这公平吗？
经过长达一年的辩论后，曾静承认自己以宋明的“夷夏观”盲目批评清朝统治，是错误的。圣人不必严分南北东西，关键在于能否融合不同族群为一体，谋求共同发展利益。
杨念群教授。
清朝以女真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同时将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统统纳入帝国版图，重新建立起汉唐时代“大一统”气质的王朝。在武功卓绝的同时，清朝统治者以“大一统”重新定义“中国”的概念。
宋代新儒家树立起“道统”，以示汉文化对辽、金的影响，抵消宋代没有能够大一统的损失——政治军事上的弱势，试图在文化上建立起心理优势。杨念群说，宋代“道统”的建立实际上是对“大一统”的消解，可以称作一种“文化补偿心理”。而清朝皇帝一方面突破宋明理学的“正统论”，一方面又吸收蒙、藏的历史传统，以“大一统”加以整合阐释。
清代疆域直追汉唐，因此乾隆皇帝也喜欢以汉唐自比。乾隆对待曾静“夷夏之辨”这样的思想，则是超越宋明理学，回到汉朝“大一统”，以示清代是汉代历史观的合格继承人，是当之无愧的“正统”。
清朝这份政治遗产，孙中山也进行了继承，提出“五族共和”，强调国家统一。这甚至也是今天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正如今天我们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也是清朝藩部制的延续。”
黄博副教授
黄博表示赞同，西藏地区从吐蕃王朝开始的千年文化传统，也成为清代“大一统”的一部分。乾隆皇帝的“天命”，既是宋明新儒学中的“圣王”，也是藏传佛教的转轮王，又是蒙古的大汗。
吴铮强则从杭州历史角度出发，他说，今天的西湖十景是康熙、乾隆下江南后重建的结果， “如果没有这两个皇帝的重建，我们今天也看不到这样的西湖十景。” 其中包含了满人统治者对汉文化的一种追溯，拉拢汉人士大夫的一种合作心态。
吴铮强教授。
吴铮强的话，照应了杨念群十几年前的著作《何处是“江南”》，康熙、雍正和乾隆与江南汉族士大夫之间经过微妙而复杂的博弈，从对抗走向合作，清朝皇帝渐渐驯服汉文明，确立“大一统”的正统地位。
【3】
顺着大一统的话题，杨念群也分享了他对美国“新清史”的看法。
该学派从“内亚”视角定位清朝，善于利用满、蒙史料，突出满族特性，强调清朝与历代汉族王朝不同，是一个内亚帝国而非简单等同于中国。杨念群教授表示，首先，清朝确实不是宋明的中国，但它通过“大一统”把多民族整合在一个新的共同体框架下，重新定义了“中国”。
其次，“新清史”一直有一种误解，那就是“大一统”的实现类似于西方对非西方文明的侵略，就像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我觉得不一样，”杨念群说，西方殖民主义的特点，一是屠杀当地民众，二是掠夺当地资源为自己的资本积累服务。“但你看，清朝对准格尔的战争后，恰恰相反，不断以内地资源补充新疆资源，清代称‘协饷’，还派人去屯田、贸易，通过内地的资源给边疆以支撑，这可不是西方殖民的治理框架。”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
今天的对口支援，也是大一统下资源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大一统在统合广大疆域方面的协调能力，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也必须看到大一统压抑言论自由的一面、束缚世道人心的一面，清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字狱的频繁发生。
中国思想史的遗产，今天应该如何认识，如何完成创新性转化？杨念群表示，只能更加改革开放，我们不能有过去的天朝心态，而是要更加融入世界大潮，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其他优秀思想文化接触、碰撞、借鉴、吸收。“东方和西方，不应该对立起来，而是应该建立共同的价值观。”
在《问道》一书中，除了天下观、正统观之外，杨念群还讨论了儒家、法家、道家、宋明新儒学以及佛教等内容。
读者交流环节，杨念群提到，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与原始佛教有了较大的区分，与儒学发生互相作用。在《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中，儒家士大夫受禅宗影响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在朱熹、王阳明的表述中非常常见。这也是禅宗能够取代佛教其他宗派，在中国发扬光大的原因。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渐渐深入文人的精神传统和文学艺术创作，成为中国思想史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活动结束后读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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