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年轻时候的照片（1960年）
梁斌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57年的《红旗谱》。对梁斌不熟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梁斌属于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历史叙事”中一举成名的作家。其实不然，梁斌的创作始于1930年中期。1932年7月，梁斌积极参加就读的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的学潮运动，学潮失败后，保二师被解散。因为上了“共产主义思想犯”的嫌疑犯名单，梁斌离开家乡，跑到北平，加入“左联”，以笔为武器，继续战斗。当时他与失学的保二师师友一起，白天到北平图书馆（现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分馆）自学，晚上写作、投稿，在平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作品。之后，梁斌参加抗日，南下湖北开辟新区。1950年代初期，梁斌开始撰写《红旗谱》，并因此轰动文坛。此时，早期作品对于梁斌来说，是价值不大的“练笔”，并没有很关心。可以说，梁斌1930年代中期的作品自从发表后，就隐没在文学史深处，长时间内默默无闻。
直到1980年代初，这批作品才得以走出故纸堆。当时，河北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唐文斌因为编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梁斌专集》，发现了10多篇梁斌青年时代的作品。梁斌写了《关于早期的几篇作品》（《莲池》1981年），详细记录了这批作品写作、发表情况，并表示作品写于“初学练笔时期”，是“微不足道”的。此后，梁斌发表于1930年代中期的作品受到关注。201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梁斌全集》，将当时已发现的梁斌早期作品悉数收入。近年，数据库提供了便利的检索条件，又有多篇梁斌佚作被发现。笔者统计，1931年到1933年，不到20岁的梁斌发表了诗歌、小说、散文等共30多篇作品。单是1933年，就发表了18篇。这些作品支撑起了一个以往文学史不太熟悉的梁斌，为表述方便，本文称之为“青年梁斌”。
“青年梁斌”关心政治局势，忧国忧民，在很多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农村问题。《读了〈如此农村〉之后》（《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3月18日）是一篇佚作，梁斌借题发挥，谈到农村的“破产”，“封建势力，和新官僚的残酷，已到极点”，而农民“不会奢华，只知道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劳动。然而所得物，经过捐税、地丁、高利贷等等的剥削后，到年终结账的时候，还得个债台高筑，连过年的饺子都吃不到——甚至于破产流亡”。从中可以看出，当时19岁的“青年梁斌”通过观察和体验，对农民水深火热、农村危机四伏的情况非常了解。二、军事问题。东三省沦陷，华北危如累卵，然而城市青年麻木不仁，仍旧沉浸在个人生活情趣之中。佚作《春》（《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4月21日）中，“他们”泛舟湖上，依偎亲吻，情话绵绵，沉迷于醉人的春色，根本没有意识到“冀东撤防，冷口失陷”、危机四伏的战况。三、女性问题。此前梁斌的作品中，较少有直接论述女性问题的，新发现的《时代中的牺牲者——乡村少女》（《世界日报》1933年5月22日、23日）、《从中国农村妇女生活论到“健美的女性”》（《世界日报》1934年3月26日）两篇佚作，填补了这一空白。在文中，梁斌充满对女性的同情，提醒“研究妇女问题者，应该注意到这些农村妇女所受的痛苦”，“中国的劳动妇女，努力的挣扎在饥饿的线上，再没有时间去注意其他”。
“青年梁斌”关注的问题很广泛，但并非夸夸其谈，而是有自己的“心结”，即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亲身经历“二师学潮”，耳闻目睹高蠡暴动，这两件事对梁斌产生了很大震动。梁斌青年时期就不断书写，继而逐步积累，终于在《红旗谱》三部曲中得以完整呈现。佚作《“十节一”的话——献给被忘却的朋友》（《京报》1935年10月5日）中，梁斌隐晦地提到了“二师学潮”中的战斗。“已是三个年头不曾听人提得这件事：那是一个六月的拂晓，敌人拿着刺刀和枪炮攻破围墙，来对付这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我的朋友——那斗争的一群，被严密的军警围在学校里，吃尽了所有的食粮，吃尽了河里的藕，吃尽了看门的狗，把狗皮悬在城门上，向同情者求援。他们未曾有丝毫的‘个人’与‘自私’，是要负起他们的使命。”关于高蠡暴动，文中也提到，“后来敌人要镇压某地的农民暴动起义又给枪毙了四人”。当时，“青年梁斌”就立志用笔写下这一幕作为纪念：“有时几个朋友坐在一起，也想过要纪念朋友们：把它用文学的笔写出来，并且希望，使它永久的存在世界上”。
在“青年梁斌”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个反抗者的形象，带有很强的左翼特征。《姊姊》是一篇小说佚作，发表于《北调》1936年第3期。《姊姊》写的是姊姊，用的是弟弟若霖的视角。家庭中父亲缺失，母亲又没有收入，姊姊萍倩担起了养活一家三口的责任。姊姊无奈，与男人周旋，“卖相不卖身”，以此获得利益，引起若霖不满，也被周围同学嘲笑。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文学“家”的故事，若霖就是那个“叛逆者”，冲出家庭，向黑暗、荒诞的现实发出怒吼：
他狂了：咬着牙，瞪着红的眼睛，立着头发。一个骷髅，在他前头耍鬼脸。他撒开腿就追，穷追。
他要找王新玉，要找张先生，他要拼命！他想喝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他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找不到要找的门，愤怒了，挺起腰来，伸出拳头，向着黑暗的天空狂击。
“谁怕死，谁是懦种！”他喊。
读“青年梁斌”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强烈的、超过同龄人的使命感。佚作《誓》（《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5月14日）是一首诗，首先写道：“何必悲愤怒号，/只求血在狂涛。/若忘不了，九一八的奇耻，/终有一天我们恢复失地的歌声也会响彻了三岛”，作者并不只是停留于口号，而是将其视为奋斗目标，“夺回了我们失掉的国土，/救出了我们被蹂躏的同胞，/这偌大的使命呵！/就在你我立志的今朝”。从诗歌中可以看出，“青年梁斌”并非利禄之辈，而是将夺回国土作为“使命”，有宏大的抱负。
整体来看，“青年梁斌”的作品中，可以明显体会到其中强烈的“启蒙＋救亡”意识。原因有如下方面。其一，1930年代的冀中蠡县，革命基础深厚，党组织活动频繁，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都发生在梁斌青年时代。梁斌13岁就在县高小参加了共青团，在党员教师的指导下读书、思考。其二，1933年，梁斌到了北平，参加了“左联”，自觉接受和传播进步思想，还因此被捕，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其三，“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平津与其邻近，抗日救亡思想和活动非常活跃。
此前，梁斌1930年代的创作已经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出现了多种研究成果。更多时候，研究者受到梁斌自我界定的影响，将其看成不成熟的“习作”，而把更多目光投向“红色经典”的代表作《红旗谱》。不可否认，“青年梁斌”正在寻找革命道路，与《红旗谱》时期相比，选题和写作技巧上都有青涩之处。但是，置于五四运动后流亡北平的左翼青年创作的语境，“青年梁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青年梁斌”的文学活动，与当时北平左联的指导有很大关系。梁斌在《我的第一篇小说》中回忆说，他的《夜之交流》（《令丁》1936年第2期）曾通过组织关系，给当时中国大学的进步教授吴承仕看过，吴承仕还提出了阅读意见。另外，与“青年梁斌”的创作相比，梁斌《红旗谱》的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经过抗战期间“新世纪剧社”的战斗生涯和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理解，梁斌的语言发生了巨变。类似的变化也体现在丁玲、何其芳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的写作中，不过，因为“青年梁斌”长期被忽视，更为典型的梁斌的语言“转变”，还较少有学者关注。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