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很高。《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考古证据看一箪有多大
颜回这样的贫寒之家，生活条件非常差。只有一个竹器“箪”装的饭，一个葫芦瓢装的饮水。“箪”，郑玄注是“箪，笥也”（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59页）。邢昺说，郑玄注释《曲礼》时提出“箪”是圆的，“笥”是方的。说“箪”就是“笥”，只是为了方便表述，因为二者都是同一类的竹器。竹笥，是用竹子编制的器物，可以装衣服，也可以装食物。
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发现了一些竹笥，有的装有丝绸衣物，有的装有漆器、铜器，有的装有各类食品。在其中，有一个被称为“圆竹笥”的器物，径长23.3厘米，高5.4厘米，其中装着铜镜和镜衣（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1—92页）。
根据郑玄、邢昺的解释，可以确定，这件圆形的竹笥就是“箪”。这种圆形竹笥“箪”，也见于包山楚墓的二号墓（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63页）、江陵九店东周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17—318页）。可知，属于非常流行的常见器物。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箪”
江陵九店东周墓出土之“箪”
颜回所用的圆竹笥“箪”，也就是这一形象，其大小、容量，差不多也就是个饭盒。类似于现代人一个便当，拿来吃一天。
张光直先生说，当时最低限度的饮食标准，就是一些谷类食物和一些饮水（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241页）。颜回的生活标准，在春秋时代来看，也是最差的一类。在如此贫寒的条件下，颜回却能安贫乐道，这便是历来儒者所说的“颜子乐处”。
颜回死于卫生条件差还是营养条件差？
朱维铮说，颜回后来早死，“极可能与不讲卫生有关”。因为他“居陋巷，吃剩饭，喝生水”（朱维铮：《何敢自矜医国手》，自《音调未定的传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9页）。可是，《论语》只记载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并没说那“一瓢饮”就是生水。颜回早死，也未尝见得就是“不讲卫生”的结果。
青年时代的颜回，是很有武德与勇气的。孔门与蒲人的战斗中，颜回与众人走散，孔子甚至担心他战死。钱穆先生《孔子传》中指出颜回“斗乱中失群在后”，当时颜回二十五岁，正是能打的年龄，很可能承担了战斗的殿后任务。“善于殿后，需要高超的武艺。颜渊在孔门师徒‘斗于蒲’突围之际，为了掩护老师和同学脱险，独自担当了殿后的任务”（高培华：《卜子夏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15页）。如果稍有军事常识，或至少打过群架都会知道，殿后是最为危险，需要高度的战斗技巧和勇气。颜回不但承担了殿后任务，而且成功脱身，其对身体状况的要求其实很高。
但遗憾的是，颜回因为贫困，导致后来营养状态不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说颜回二十九岁时，头发就全白了。古人二十九岁，实际上是虚岁，即今人的二十八岁。
现代医学认为，情绪紧张，食物缺乏蛋白质，都会导致青年人出现白发。从颜回的食物结构来看，基本是以谷物类食品为主（一箪食），缺乏蛋白质和丰富的微量元素。
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通过考古学材料证明，狩猎时代人类摄入的动物蛋白质等营养水平较高，但由于环境改变，冰河时期巨兽的灭绝，导致狩猎资源的枯竭。因此，人类被迫进行定居农业。但农业生活以谷物为主的食物结构，导致了蛋白质的缺乏，造成营养状况的全面恶化（[美]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黄晴 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1—20页）。
颜回乐处
在孔子看来，富贵并非坏事，贫穷也并非美德。如果富贵可以获取，“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但如果不能获取富贵，则可以“从吾所好”。颜回的美德，并非在他的贫穷。颜回以“孔颜乐处”的方式守住了贵族精神，但遗憾的是，颜回早逝的原因其实和营养条件有关。
我们需要学习的，是颜回坚守贵族精神的心灵品质，而不是说有条件而不吃肉，以素食、贫困为更高尚的价值取向或生活方式。孔子赞美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或“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这些话语，一定要放到历史的语境中去理解。不是吃肉不好，贫困和恶劣饮食更佳，而是说贵族落难时，也要有一颗坚毅的心，能守得住心理防线。
至于君子的日常状态，只要有条件，当然是要尽量吃肉的，以保障一个强健的身体。孔子主张，“贫而安乐，富而好礼”。如果遭遇了贫困，能够固守德性的追求，乃是一种美德。换言之，贫困是一种不幸。古儒并非歌颂不幸，而是歌颂在不幸中仍能捍卫原则的君子人格。
米塞斯曾谈到，大自然一点也不慷慨，对人类维持生存不可缺的东西，它的供应非常有限。在前现代，财富很少，绝大多数的人都生活在贫困中。只有随着近代市场经济工业文明的兴起，商品才变得便宜，生产的效率上升，很多会死于前现代的人，在近现代社会才得以获得较有质量的生活（[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冯克利、姚中秋 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66—171页）。
在孔门中，不仅仅是颜回生活在贫困中，子路也曾感叹“伤哉，贫也”（《礼记·檀弓下》）。甚至孔子也谈到自己有时的贫困状态（“丘也贫”，《檀弓下》）。原宪住在陋巷，漆雕开是贫寒的“工人子弟”，闵子骞、伯牛等人都生活贫寒。甚至子贡的早年，也是“鄙人”（《荀子·大略》），有过贫寒的经历，后来通过经商改善了经济状况。和前现代其他的人群一样，孔门师弟普遍贫困。
可是，孔子从来未将普遍存在的贫困视为美德之源。他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显然已经注意到好的经济状况，更容易让人养成知礼仪的美德，而贫困对人的进德，往往构成潜在的伤害。他也希望颜回能富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并称赞商人子贡是簠簋之器。在孔子经济条件较好时，他会努力帮助别人，甚至接济原宪的邻里乡党（《雍也》）。富裕的美德，不但是好礼，更是去扶危济困，帮助弱者。当然，“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矣”。在前现代社会，非常容易遭遇贫穷。如果遭遇了穷困，还能坚守住进德的乐观心态，这样的人格，是真正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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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竞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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