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桃:我在上海开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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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机场蓄车场(受访者提供/图)
早晨6点钟,从搭档那里接过车,黑桃开始了在上海工作的第一天。他遇到的第一位乘客要从郊区去陆家嘴上班。看着金融中心的高楼越来越近,黑桃心里的震撼一圈一圈扩大,等红灯的间隙,他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黑桃的家乡在河南,人生的前35年,一直在北方城市上学和工作,他对上海这座南方城市怀有特别的好奇——在中国经济体量最顶端的城市,生活会是什么样的?自己能不能跟它发生一点故事?2019年,他来到上海,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黑桃认为工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种跟人打交道,一种跟事打交道,出租车司机是前一种。每天穿行在上海的楼山路水、人潮人海之间,他要跟各种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人打交道。在职业层面,黑桃尽力做一个称职的司机,遵守职业规范,平等对待每一位乘客。同时,他又是一个隐藏在驾驶座上的记录者,一个听故事的异乡人。
从上海回家乡后,黑桃用了半年时间,将记录下的故事整理成书。2021年,三万多字的节选稿以《我在上海开出租》为名发表在《读库2103》上,与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形成对照。2024年,全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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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桃(受访者提供/图)
抓住蝴蝶
成为一名司机对黑桃来说是个偶然,准确地说,他的每一份工作都有偶然的成分。大学毕业后,他做过杂志编辑,开过母婴店。母婴店生意不好时,尝试跑过网约车、做过代驾。跑网约车让黑桃发现了自己对司机这份职业的兴趣和天分,“路感很好,走过的路线很容易记住。”在小城市跑网约车只能勉强糊口,2017到2018年间,他跑一单的起步价是3.5元,所以在有机会去上海开出租车时,他很快作了决定。
黑桃形容自己的职业经历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毫无规划,“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有好好规划自己职业的义务,因为投入的教育成本更高。”他在高中时对自己的成绩感到自卑,是靠复读期间走艺考的路“侥幸”上了一所大学,所以他对工作的选择会更随性,主要在兴趣和生计之间保持平衡。
2019年早已不是在上海开出租车的好年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租车司机属于高收入职业,1995年《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曾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有本市常住户籍。2000年后,出租车司机收入水平逐渐下降,崇明人大量涌入了出租车行业。近年来,在网约车的冲击下,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进一步降低,上海出租车行业也不得不放开了户籍限制。
出租车司机通常两人搭档,隔一天轮班一次,一班的时间为24小时,但通常不会有人开满,持续出车18个小时左右就会收工,以保障有充足的休息时间。根据黑桃观察,2019年他平均每月收入9000元以上,应该超过了职业的平均收入——至少比他的两个搭档收入高。
黑桃的第一个搭档是河南老乡,50岁左右,很晚才走出家乡工作,说话带有浓重的乡音。每次出车,他都有怕乘客听不懂他讲话的心理压力,加上不擅长与人沟通,收入比其他司机低很多。第二个搭档偏好长距离的大单,为了更多地在平台上接大单,买了抢单外挂软件,并为抢单另买了一部手机。“效果其实并不好,因为一直在等长距离的单子,有时候等上一个小时才能等到,他就一直在焦灼地等时间过去。”
黑桃用的是没有技巧的笨办法,“我不挑乘客,不管是什么单子都去跑,多熬点时间。”黑桃轮班的时候,他会从早上6点一直出车至次日凌晨两三点,“司机就是用时间换取报酬。”一些司机觉得老年人麻烦,看到他们招手也不停车,老年人又不擅长使用叫车软件,一直等在路边。黑桃不忍心拒载,并且他乐得从老人家口中听故事。
有两个老头让黑桃的印象十分深刻。一个出现在半夜的小酒吧,上车就问黑桃跟帮忙叫车的老板娘是什么关系,得知是在路边拦车后,才安下心来跟他聊天,说起老年的感受和上海道路命名的历史,“南北走向的用省名,东西走向的用城市名。”
另一个是在晚上出现,一边指挥黑桃开车,一边考验他对上海道路的熟悉程度。然后从延安东路立交桥的“龙柱”说起,神神秘秘地讲述自己遇见过龙的事情:龙的两只眼睛是亮的,闪着绿光。它好像有一次转身的时候还看了我一眼,把我吓了一跳!龙角没多长,也没多好看。它鼻子上湿漉漉的,没有吐火,吐着哈气……
直接跟黑桃讲故事的乘客是少数,更多时候,黑桃是作为旁观者听车内乘客的谈话。他在书中引用英国作家吉尔伯特·海厄特的话来描述这种偷听的乐趣,“别人谈话中的只言片语就长着翅膀,它们宛如蝴蝶在空中飞来飞去,趁它们飞过身边一把逮住,那真是一件乐事。”出租车内的空间有别于日常的生活空间,是临时的、随机的、过后无踪迹的,悬浮在城市之中,人们更容易在车内展现真实的情绪。
在上海待了近一年,黑桃对这座超级城市的原子化深有感触。他没什么机会跟其他人产生交集,他住在隔断的出租房里,但几乎没和室友、邻居碰过面。那些在他车厢中飞舞的“蝴蝶”,构成了他对上海的理解。“表面上我把上海的路都熟悉了,但并没有具体的生活。如果有具体的东西,那就是在工作时间里遇到的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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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后在上海租住的房间(受访者提供/图)
乘客
遇到什么样的乘客,黑桃无法预料,并且与他们的交流局限于服务之内,是“有限的交流”。黑桃喜欢这样的交流方式,他自称是一个内向的人,不会主动和人攀谈,司机的身份给了他和其他人自然交流的机会。“乘客是五花八门、性格各异的,哪怕与他们同车而行的时光很短暂,哪怕与他们的交流很有限,样本多了之后,总会留下一些深刻的记忆。”
黑桃记得一个专程去喝羊汤的年轻人,自从上车后就一直在讲自己的生活:给妻子买昂贵的衣服,随意开公司的豪车,住公司的房子,用公司的数码产品,他谈一笔业务能给公司赚几千万元。年轻人口中的工作引起了黑桃的神往,让黑桃第一次具体地感受到,“上海遍地黄金的传说(也许)是真的。”
黑桃也遇到过处境艰难的乘客。一个女客人从瑞金医院打车去上海南站,按照导航的路线走,9.8公里,车费35元。路线近乎是一条直线,但女客人坚称黑桃绕路了,“我看不懂,我以前都是给起步费的,最多也就22块钱。”黑桃试图讲道理,可是讲不通,女客人抓起一把零钱塞到他手里,“只有25元。”黑桃愤然离去,他生气的是对方浪费他的工作时间。
不管乘客贫穷还是富有,黑桃都是平等以待,作为一个职业司机,提供服务,合规地收取费用,从不开口向乘客索要多余的钱,也不会对自己理应得到的部分轻易让步。对于合理但没有明文规定的费用,他抱着一种讨论的心态,例如失物送还,出租车司机送回乘客遗失的物品,应不应该收取路程车费?黑桃认为应该,“我比较赞同孔子‘有偿助人’的观点,这会激励人们做更多的好事。”有的乘客不理解,黑桃也不会强要,只是重申收费的合理性。
黑桃如实地在书中记录下他和乘客的交流,但很少会对乘客发表评论(除了那些醉酒无礼和故意逃单的人),他认为对其他人指指点点是一种“傲慢”。他经常在晚上遇到浓妆艳抹、穿着时尚的年轻乘客,有些女孩喝醉了上车,一路大大咧咧、咋咋呼呼,黑桃也会耐心地回话,“虽然她们文身、抽烟、喝酒、说脏话、半夜甚至凌晨才回家,有的还调戏出租车司机,但我知道,她们是好女孩。”
不主动搭话、也不随意作出评价,反而有许多乘客主动向黑桃倾诉。他遇到过一个要求在内环高架路上兜一圈的女乘客,说那是她和前男友经常开车走的路线。她缓慢地讲述她与前男友的相处细节,为了讲完故事,又要求在中环路绕一圈:“我喜欢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窗外的风景。虽然我心里知道自己可能永远买不起上海的房子,但是在高架路上这么兜圈,听着喜欢的音乐,看着车辆熙来攘往,看着无数的灯光明明灭灭,身边有陪伴的人,感觉特别踏实。”
这对情侣分手了,没有家庭阻碍,也没有移情别恋,只是耐心耗尽。讲完后女乘客问黑桃,“你不会笑话我吧?”黑桃摇头,“不会的。”女乘客下车,付了400元车费,在离开上海的前一晚与过往正式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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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餐厅”里可口的一餐(受访者提供/图)
记录者
极有意思的乘客下车时,黑桃会感觉到怅然若失、意犹未尽,以上海的人口基数,绝大多数的乘客都不会再遇上第二次。他在上海唯二的两个回头客,都是在深夜的写字楼下候车等到的,“一个是女生,她报出的小区名称,使我确认不久前曾送过她,当然我没有把这件事讲出来,怕她可能多想导致受到惊吓;另外一个是男乘客,我就惊喜地对他说了。”不过黑桃对此并不在意,“人一生认识的人是很有限的。”
出车时遇到的有趣对话,他会在回家之后凭借记忆整理。有时候遇到细节丰富的事情,他怕忘记,会特意找个地方停车,立刻记录下来。他看重记录的真实,首先是场景的真实,“我的角色定位就是一个司机,除了必要的交流以外,我是让一切自然地发生,不需要我去引导、探寻,一旦把自己介入进去,这些故事就不是真实的。”其次是内容的真实,他尽量如实地记录乘客的话语,包括多次重复的语言,“也许这也是一种写作技巧。”
黑桃心里有当作家的梦想,高中时他看文学作品,学着写了一些故事,但“不成体系”,一直到上大学,写的东西才“像个样子”。毕业后将近十年时间,他为了生计奔忙,停止了写作。当出租车司机,记录乘客的故事,让他重新拿起了笔,“我想写一些有趣、巧妙的东西,在非虚构写作中复盘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也能提炼出生活的一些特质。”
完成《我在上海开出租》之后,黑桃又花了一年时间写了一本关于李白的小说。他将初稿投给几家出版机构,被婉拒了,他有些失落。但写出这本小说本身还是让他感到开心,“每当有空闲时,我就打开文档,随便拉到一页,都可以津津有味地读下去,无论是语言还是情节,我都感到舒服、爽快。”
黑桃对写作的态度很开放,“有人看,有人认同,有人喝彩,那很好。没人看,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已经取悦了自己。”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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