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如何隆重纪念国际劳动节

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着力改善工人生产生活境遇，并在每年5月1日举行各种活动，隆重纪念国际劳动节。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下，“五一”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解放的旗帜，也是号召全国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斗动员、为实现民族独立而斗争的纪念日。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成立。到1939年5月，全边区95%的工人加入工会。边区政府还取消了一切包工制和行会现象，使工人在生活上有了改善、政治上有了自由。

经济方面，各业工人的工资有显著提高，如煤矿工人的工资提高了25%，制造工人和一般店员工人的工资增加了15%至20%，手艺工人的工资增加了20%左右。

政治方面，工人在边区政府的鼓励和工会的正确领导下，广泛发扬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工厂的主人。在边区印刷厂、兵工厂，上至厂长、下至管理员都是工人，厂长和工人一样参加生产，工人自己组织合作社，发展手工业。

劳动保护方面，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做六天工休息一天。冬天天气寒冷时，工人住房所用煤炭由厂方供给；粮食涨价时，工人的给养费用也随之提高。女工取得和男工同等地位，在工作时间、工资等方面实现同工同酬。

边区政府成立后，工人拥有了受教育权。工作不忙时，可进夜校念书。新华化工厂工人程肇继通过三年学习即成为一名熟练工，原因就是工厂有业务学习的规定，学理与实践相结合，让他的技术进步甚快。

“五一”来临前，政府还会派专人到工厂检查生产设施。各工厂工会和资方签订的集体合同、各个城市及乡村工人同雇主签订的劳动合同，政府也会派人去检查执行情况。工人如认为需要改订，政府会协助工会重新签订；若厂方或雇主不执行合同条款，将受到制裁，工会也要进行改选。

张鸿发是一名在边区内外往来、工作的土石工人。他总结，边区比其他地方好的原因有四：一是有工可做，二是待遇优厚，三是有工会负责，四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共产党“不会让人欺辱我们”。

1942年5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当着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及中国抗战进入严重阶段之时，‘五一’的纪念更应当与反对国际法西斯的野蛮，反对日寇的侵略斗争结合起来！”

在抗日救国的感召下，工人积极参加抗战动员，还健全了自己的武装组织——抗日自卫军，在边区政府领导下保卫家乡、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

生产战线上，工人努力提高生产，供给前方战士抗敌。财政厅被服厂工人苏常德说：“我替战士做衣，心底真有无限的高兴。当我做成一件衣服后，就想到它会披在保卫边区的战士身上，我也好像在前方哩。”

“五一”劳动节正值春耕时期，工友们都是先把抗日军属的田耕种好，再顾其他的事。抗日军属的家庭生活物资不足时，工友们会主动送水、送油、送柴火。

1939年“五一”期间，边区各工厂举行生产学习大赛。工友们得到竞赛消息后踊跃应战，纷纷向各厂或各部门提出挑战书。到11月，各工厂都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在提高质量和节省原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此后的每年“五一”期间，边区都会开展大赛，以激发劳动热忱、增进生产。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政府还发起“赵占魁运动”，号召广大军民向劳动模范学习。在先锋模范的鼓舞下，边区各地和各工厂从1943年3月中旬就开始开展生产竞赛，努力以新的生产纪录和新的劳动态度来庆祝“五一”。

比如，振华纸厂从3月起改进生产原料，纸张质量得到显著提高。该厂工人介绍，过去有些工人偷工减料，书报印出看不清楚，造成党和政府在政治宣传上的损失。现在努力改进技术、提高质量，用实际行动纪念“五一”。

为保证前方将士尽早换上单衣，军需被服厂职工决定在“五一”前完成全部单衣制作。为此，厂方注意调剂工人生活，杀猪添菜，改善伙食。军需制药厂也订出了生产突击计划，力争在“五一”前精制药棉600斤至700斤、纱布100磅、药物150磅。

1943年5月1日，朱德同志在延安纪念“五一”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工厂是“抗日政府的工厂”，所有职工同志要把工厂看成自己的事业一样来加以经营爱护，用革命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工作。“全厂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上上下下，大家都负有当家人的责任，把这份革命的家务搞好。”

同时，边区总工会要求各工厂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实行经济核算，反对贪污浪费，以达到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目的。

到1944年“五一”前夕，边区工厂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工人在劳动态度上更是有了惊人的进步。以此为基础，边区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打破了经济封锁威胁，基本实现了主要必需品的自给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