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特约撰稿 段松艳
春风悦读榜结束后，薛超伟在杭州逗留了几日，便又回到了瑞安。
回到家乡后的他，还有许多事情等着要做。比如每个周末都要给孩子们上的作文课，比如为正在创作的幻想小说集搜集相关素材。
此外，前阵子他受邀担任瑞安图书馆地方文献委员会委员，并将《隐语》捐赠给瑞安图书馆地方文献室。接下来几天，他即将参与拍摄瑞安图书馆最新一期的《瑞邑有书》，讲述他和家乡瑞安之间的故事。
4月19日，在杭州举行的第12届春风悦读榜年度颁奖盛典上，青年作家薛超伟以小说集《隐语》获得春风新人奖。
在获奖感言中，他表示：“《隐语》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是一本短篇集，实际上它是积攒而成的，我没有一个完成它的感觉，就好像时间到了，鸟自然就飞过来了。
薛超伟在西湖
去瑞安采访薛超伟之前，我准备了一肚子的问题。毕竟要不是因为采访，我就要差点错过他和他的《隐语》了。
我今年年初就看过《隐语》。只不过当时读了第一篇《同屋》，觉得不大喜欢这个风格，就搁置了。后来接到采访任务，才又重新捡起来。没想到，第二篇《隐语》是和《同屋》完全不同的气质的小说，我非常喜欢。心里也一下子产生了好奇：为啥同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两篇作品，风格截然不同？
后来，在准备采访资料的过程中，我又了解到薛超伟的成长轨迹：高中时期，他曾获得过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又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MFA创意写作班，并在毕业后全职写作，是科班出身的作家。《隐语》是他的第一本书，也是他八年写作成果的一次集合。
我的好奇心更甚了：科班出身的作家怎么看待中文系和创写班的训练？全职写作不会焦虑吗？
带着这些困惑，我按照他的创作顺序读了一遍《隐语》。从第一篇《水鬼》，到最后一篇《化鹤》，我明显感受到他的写作风格在不断发生变化。于是，新的好奇又产生了：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为此他作出了哪些尝试？他自己又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今年三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在瑞安见到了薛超伟。他确实温和安静，但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社恐”，当我把自己对他的所有好奇，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他没有任何的躲闪和藏匿，而是坦诚友好分享他的想法。
那天，我们的对谈从咖啡馆开始，后来又转移到商场、餐馆，大概换了三四个地方，才全部完成。尽管不停地被一些客观因素打断，但我们的对话始终保持着一种好奇，一种链接。以下为我们当天的对话整理：
《隐语》薛超伟著
科班道路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潮新闻·钱江晚报：你很小就想成为作家，还记得文学最初打动你的那个瞬间吗？
薛超伟：其实并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如果说哪段经历对我产生了影响，确实是有。我是独生子，小时候和亲戚住在一起，身边有很多兄弟姐妹。小孩子多了，自然就要争抢资源。那时候我很喜欢喝娃哈哈AD钙奶，有一天放学回家，姑妈给了我一瓶。因为害怕哥哥回来后，要和他分享，我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还没尝到味道，就一口气喝光了。后来想起来，很为那瓶AD钙奶感到可惜。
还有另一个场景，我和哥哥姐姐坐在一起看童话书，我发现那些童话书无论被翻多少次，多么破烂，依然可以阅读和分享。当时我就觉得写书的人很厉害——物质上的东西分享出去会变少，他们把精神上的东西输出形成文字，可以一直分享，不会增强，也不会损耗。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我立志成为一个写书的人。
潮新闻·钱江晚报：从小喜欢看书，那你作文也一直写得很好吧？
薛超伟：确实从小到大的作文，都会被语文老师夸奖。初高中时，我有点偏科，数理化一般，但我一直觉得只要征服了语文老师，我依然是一个好学生。
潮新闻·钱江晚报：你参加过三次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并于2007年获得一等奖。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那几年郭敬明和韩寒很火，你读过他俩的作品吗？另一个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在你的写作道路上，有什么意义？
薛超伟：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他们俩的作品我都读过，但看得不全。那个时代，韩寒和郭敬明是许多年轻人的文学偶像。我当时蛮喜欢郭敬明的，读过《幻城》和一些散文。他那种沉潜的、对自己内心非常关注的写法，很吸引我。我对唯美的语言的追求，估计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当然后来正式写作后，我就摒弃了那种写法。
第二个问题，刚才提到语文老师对我的鼓励，让我知道了自己是可以写作文的；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让我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可以写作的。记得比赛结束后，同学对我说，你可以出书了。从那时开始，我就念叨着要出书。从十几岁，到现在三十多岁，才出了第一本书，很不好意思。
潮新闻·钱江晚报：本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硕士去了复旦大学学习创意写作，你是科班出身的作家，为什么选择走科班的道路？
薛超伟：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我开始读童话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中文系存在的年纪，就觉得我以后要读一个类似的方向。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文系很热，后来越来越边缘。我从小就不爱说话，习惯在人群中保持安静，中文系的边缘和清闲，和我的性格很契合。
潮新闻·钱江晚报：有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比如“中文系培养不了作家”“作家是教不出来的”，这些话影响过你吗？
薛超伟：影响没有，震惊倒是有。我从小立志成为作家，走了那么久的路，终于进入中文系，结果老师第一堂课就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我震惊了一下。后来进入复旦创意写作班，老师也说这里不培养作家，我又震惊了一下。现在，我也认为这些话说得很有道理，作家的确不是培养出来的，只是说如果一个人有志于写作，从这里得到的训练，可以往更好的方向推他一把。
从《水鬼》开始告别本能写作
潮新闻·钱江晚报：《隐语》收录了你从复旦毕业后写的九篇小说，时间跨度大约是八年。这些小说的具体创作时间是？
薛超伟：《水鬼》是我在复旦读创意写作期间写的毕业作品，写于2014年。《同屋》是2016年写的。然后是2019年的《渥丹的颜色》《上海病人》，2020年的《万物简史》《春天》，最后是2021年的《观看》《隐语》《化鹤》。
潮新闻·钱江晚报：你多次提到复旦创意写作专业对你的帮助。作为你的毕业作品，能否说从《水鬼》开始，你彻底告别了本能式的写作？
薛超伟：《水鬼》确实是我告别本能写作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所以在它之前写的小说，我都没有收进集子。前面提到，高中时我喜欢看青春疼痛小说，上大学后，我开始试着去写，故事大多是青春的、恋爱的、伤感的。本能写作，主要指这一阶段。
后来，我在复旦创意写作专业受到的文学训练，让我明白，写作并非天马行空，而是要有一定的规矩。也就是说，写作有一道门槛，要在有了一定章法之后，才能在章法里面自由的写作。之后，我就有意识地给自己出难题。
潮新闻·钱江晚报：这一阶段，你都要克服哪些难题？哪些作家或者作品给你带来了启发？
薛超伟：在语言层面，为了去掉本能写作中的矫情劲，我读了雷蒙德·卡佛、海明威这类极简主义作家的作品。此外，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达摩流浪者》，以及中国作家张炜的《九月寓言》《古船》，这类拥抱田野和荒原的书写，跟我的内在精神也很契合。经过大量的阅读和写作训练，我大概知道了哪个句子写下来会带来尴尬。
在逻辑层面，受复旦创意写作专业的一位老师影响，我试着向推理小说学习写作的逻辑。比如我们很熟悉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夏洛克第一次见到华生，立刻从一些蜘丝马迹推断出他是军医，这其实是小说家的思维。小说家要写一个人，就要先思考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空间，父母是什么样子的，有了这些设定后，再去推理他的一生。
我很喜欢日本推理小说家岛田庄司，他在小说《眩晕》的开头，写有人看到恐龙在路上走，是非常夸张的末日景象。后来，他通过一些合乎情理的解释，把这些现象合理化、现实化，告诉读者这不是真的恐龙在走。先布局一个宏大的背景，再走向一个现实的落点，这种构思方法影响了我。
三年废稿生涯之后发生蜕变
潮新闻·钱江晚报：仔细看你的创作时间，从2016年的《同屋》到2019年的《渥丹的颜色》，中间空白了三年。这三年你在做什么？
薛超伟：从结果上来看，那三年应该是在积累。回到当时的时间和生活场景，我其实有点迷茫和无措。三年里，我写了很多废稿，时间就那么自然而然地滑过去了。
潮新闻·钱江晚报：期间你有没有上过班？
薛超伟：有。2019年下半年，我觉得写作上没有取得太大成就，想要先解决现实问题，就到杭州找了份工作。结果年底发生疫情，公司团队解散，我才又有了一个借口，重新回到写作。这是我第二次下定决心回到写作，就觉得拿出点东西来吧。我没有回瑞安，而是继续留在杭州，全身心地写。那两年写出了《隐语》这本集子里的大部分作品。
潮新闻·钱江晚报：从《水鬼》到《化鹤》，按照创作顺序读，我能明显能感受到你在精神层面上的成长。尤其是从《万物简史》之后，写作的风格越来越内化，越来越轻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薛超伟：一方面和我阅读趣味的变化有关。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年纪大了。原来二十多岁时，还会想着我要赶紧写出来点什么，让大家看见我的才华，过了三十岁，反而觉得不用再向别人证明什么，一切都可以慢慢来。
潮新闻·钱江晚报：从2014年到2021年，这八年间，在小说技艺层面，有哪些让你比较开心的变化？
薛超伟：最令我欣慰的变化就是，我可以写对话了。我大学时写的对话，被朋友吐槽不像人话，大概和我以前不喜欢说话有关。现在我试着向别人敞开自己之后，就知道对话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以前还会纠结对话使用口语还是书面语更好，现在觉得只要符合人物性格，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些。
另一个变化是语言。我以前写得很啰嗦，后来某一段时间，我会刻意去追求节制，先写下很多的人物和片段，再把多余的部分删减掉，使小说呈现出简洁的画面。当然，现在我已经无需再刻意追求节制了，写作相对自由了很多。
潮新闻·钱江晚报：这些变化，是怎么实现的？
薛超伟：就是大量的写。我写出来的成品可能很少，不过在走向这些成品的过程中，废掉了很多稿子。
潮新闻·钱江晚报：八年的求索，漫长而孤独。你会和别人讨论交流小说创作吗？
薛超伟：我很少跟别人交流和讨论我的作品，但确实有那么两个人存在。一个是我的高中同学，从大学时代起，我每写完一篇小说都会发给他看；另一个是我在复旦读研时的学妹，她叫我“水鬼学长”。他们两个人，一个习惯批判我，一个经常鼓励我，两种声音对我来说都是陪伴，都很重要。
薛超伟 蒋文俐摄
写父子关系是为了给虚构留足空间
潮新闻·钱江晚报：《隐语》里写到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其中大部分篇目都写到了父亲和孩子的关系，比如《隐语》《化鹤》《万物简史》《水鬼》《春天》，《上海病人》里也提到了生病的父亲。这是下意识，还是刻意为之的选择？
薛超伟：说实话我已经有点忘了。可能有些篇目是刻意的，因为它就是要表达父子或者父女关系。有些篇目只是需要有这样一段关系作为背景，我想写人物的成长和变化，就不可避免地写到他们的父母。
为什么我经常写到父子、父女关系呢？可能和我本人的经历有关。我从小和母亲关系比较亲近，和父亲反而比较疏远。我写父子、父女关系，其实是为了避免写母子、母女关系。我不习惯写离自己太近的东西，想要给虚构留下充足的空间。
潮新闻·钱江晚报：这还挺有意思的。这本集子里，我个人比较感动的，是《万物简史》里阿青和宁巧这对父女。阿青这个人物也很有魅力，看完之后，忍不住会为他的命运的揪心。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创作这样一个人？
薛超伟：一方面是我写了很多种父与子的关系，这次想写个不一样的。我的写作理念是每一篇都要写得不一样，都要产生变化。《万物简史》里的阿青和宁巧，是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女。
另一方面，我想写一个侠客。在传统文本中，侠客是没有根的，他们没有家庭关系，喜欢流浪，四海为家。如果一个侠客有了根，有了子女，会怎么样？所以就有了阿青，他脸上有个胎记，像《水浒传》里的青面兽一样。小说结尾，阿青把宁巧养大成人之后，再去报仇远走，当时这个画面也蛮吸引我的。
潮新闻·钱江晚报：对，我喜欢阿青身上的侠客精神，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果然还是作家本人解释得更准确。
薛超伟：我也没想到，你竟然会最喜欢阿青。
潮新闻·钱江晚报：大约因为阿青身上的侠客精神，是一种很稀缺的存在吧。我很好奇，就父与子的关系而言，这个集子里，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种？
薛超伟：我比较偏爱《隐语》里的那种。我笔下的亲情都不会太亲密，每个人都有各自独立的内心世界。《隐语》里面的女孩，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双方给她的关爱都很少。尽管她和父亲住在一起，物理距离很近，心灵却一直很疏远。到某一个年龄，他们突然通过一些契机，实现了和解。
我觉得，两个独立的人，在亲密关系中，有过疏离、误解，最终又像许多有矛盾的关系那样，彼此宽容，彼此化解。在那个宽容和化解的瞬间，诗意和文学就产生了。我想写的，就是“结”打开的那个瞬间。
潮新闻·钱江晚报：我想到集子里另一篇小说《春天》，这是一篇以疫情为背景的小说。在封控的特殊时期，夫妻关系、邻里关系都有很多可深入挖掘的地方，但你还是把焦点放在了父子关系上，而且两个人还存在比较大的冲突。
薛超伟：怎么说呢，在我心目中，夫妻、母子可能都会有拥抱之类的亲密行为，父子不太会。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中，父亲像一座山峰立在那里，沉默不语，实际上又在经济、生活上为子女提供帮助。我当时觉得，把父子这种忽远忽近的感觉和疫情结合起来，应该能呈现蛮多可能性。小说里的儿子，平时可以躲着父亲走，疫情开始后，他只能被迫和父亲共处同一个空间。于是，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交流，产生身体上的接触，甚至产生话语上的冲突。这种关系很有意思。
上海魔都气质和社恐更契合
潮新闻·钱江晚报：下面谈谈《上海病人》，这篇小说中描写的社恐心理，引发许多年轻人的共鸣。你之前提到的韩国作家金爱烂，她在《我去便利店》里面，也写到过这类人。她当时创作的背景是，新世纪伊始，首尔出现了许多便利店，而在仁川的乡下，金爱烂没有见过这种都市空间，于是想写一写这种新的城市空间给人际关系带来的变化。《上海病人》中，你把故事发生的空间设置在了超一线城市上海，为什么？你觉得社恐也是大都市病吗？
薛超伟：这个时代，乡村和都市其实都存在社恐。我们知道，中国乡村是熟人社会，你走在路上，那些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奶奶、阿公，会很热情地和你打招呼。他们的热情，让人觉得乡村好像没有I人，每一个人都很外向。事实上，社恐在乡村只是不被看见，他们也无法适应熟人社会。
如今，随着人口流动大潮的来临，很多原本应该留在乡村，甚至一辈子困守在乡村的人，来到城市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活。在城市里，大家都是陌生人，把彼此视为景观一样的存在，那种被人窥探的感觉随之消失了。很多人下了班，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
潮新闻·钱江晚报：明白。可城市那么多，为什么要叫“上海病人”呢？
薛超伟：从文本层面而言，故事里的人聚集在上海，在那里疗愈身体或者精神上的疾病。从现实层面来讲，上海是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去便利店可以自助买单，不需要和店员说一句话；去医院看病，挂号、结算也都能在机器上完成，将来5G、AI技术成熟之后，或许还会有机器人看病……可以说，这些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既保护了社恐，又加剧了社恐，所以我把故事设定在上海。
潮新闻·钱江晚报：上海这个词本身也具有符号性，有着丰富的解读空间。
薛超伟：对，比如提到北京，许多人会联想到胡同文化，会觉得比较有人情味。提到上海，大部分人会联想到摩天大楼，会觉得它魔都的气质和社恐更契合。
疾病、死亡和时间反复出现
潮新闻·钱江晚报：心脏病、抑郁症、肺病等等，为什么你的小说里，有那么多的病人，无论大人或者小孩？
薛超伟：因为现在坐你面前的我正在感冒（笑）。从小我就体弱多病，记得小学时我把自己当作优等生严格要求，可由于身体原因，每周还是要请假一次。每次请假后需要补作业，只能去同学家里问。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内向的小孩在巷子口徘徊，不好意思敲门。大概就是这种体弱多病，让我生性比较安静，也让我下意识地去写一些生病的人。
潮新闻·钱江晚报：还有一点，你的每一篇小说里，几乎都会有死亡发生。
薛超伟：我从小就是一个忧心忡忡的小孩，夜里经常失眠，有时想到了人的尽头就会伤心起来。我的家乡瑞安，是个好巫善鬼的地方，这里有很多鬼故事和关于死亡的意象，可能我从小就耳濡目染。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表达，比如我出生那年，爷爷就去世了，一直以遗像的形式挂在我家墙上。我问大人爷爷去哪了，他们说爷爷去山上管果林了，以至于在我的印象中，爷爷好像一个神仙，常年住在山上。
小孩子的思维是主观的，觉得世界围绕着自己，父母围绕着自己，太阳围绕着自己，万事万物都围绕着自己，觉得死是不可能的，也不觉得死亡有多么伤感。等到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就开始思考死亡了。
潮新闻·钱江晚报：在你的小说中，时间是一条拓展空间的重要通道，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时间有感知？
薛超伟：《隐语》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把时间作为写作对象和表达诗意的手段。《隐语》中讲的谜语，跟今天的儿童游戏不一样。古代的谜语，要有典故，谜面和谜底取自不同的典籍，可能一个是唐代，另一个是魏晋。也就是说，谜面和谜底可以硬生生地把两个不同时代的典籍联系在一起，这背后的勾连，让我觉得非常奇妙。
这也启发我在小说中将死者和生者联系在一起，比如《隐语》中的主人公很怀念她去世的阿嬷，就回到过去和她见面聊天。这样的设置，也冲淡了死亡的伤感。
潮新闻·钱江晚报：有人认为，时空旅行在类型小说中很常见，你把这样的现象写进纯文学中，也算不上太创新。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换个角度看，类型小说中写时空旅行，读者会天然的相信。纯文学中则需要作家花费更多笔墨和心思，才能使读者相信。你自己怎么看呢？
薛超伟：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时空旅行确实很常见，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创新什么东西，主要还是把它拿过来，作为营造诗意氛围的一种手段而已。所有的手法和故事，在这个时代都已经被讲尽了。手法的陈旧并非问题所在，重要的是要表达什么，作家可能未必能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出来，可是当他把旧的东西组合在一起，说不定就会出现一个新的东西。
小说也能承载诗意
潮新闻·钱江晚报：我想再谈谈你的语言。你的语言，尤其是到了《隐语》和《化鹤》这两篇，有些表达非常接近诗歌。你想过写过诗吗？
薛超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诗歌大国，我对诗歌也一直存有敬畏之心。但我觉得，如果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时，凝炼成诗歌，反而会失去一定的准确性。小说既能承载诗意，又能承载丰富的表达，是最适合我的文体。
潮新闻·钱江晚报：诗歌对你产生过什么影响？
薛超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诗人们对意象的摘取，以及怎么将意象从现实世界中解脱出来，实现飞升。
比如“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和白玉盘哪一个意象更具现实感，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答案。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月是最平常的东西，白玉盘高不可攀；可对富人家的孩子而言，白玉盘就是一个普通物件，月反而是虚无缥缈的存在。
我觉得诗人就是在做这个工作，把那些意象挑选出来，把此种物品和彼种物品串联在一起，新的诗意就产生了。
潮新闻·钱江晚报：不同的作家，写作的动力不一样，可能是人物、情感、故事，也可能是氛围或者其它。你写小说的动力是什么？
薛超伟：我习惯在小说中设置一个谜，对我来说，寻找谜底就是小说的叙事动力。还有一重动力，来自小说的语言本身。好的小说语言就像流水，有一种表面上的自然，也有一种内在的思维，流到哪里写到哪里。总而言之，既有内在故事线上的谜推动我去写，也有小说的语言节奏推动我去写。
潮新闻·钱江晚报：展开讲讲作为小说动力的谜。
薛超伟：谜不是指悬疑，而是一种指引，它决定了小说的气质和美感。比如《万物简史》里，阿青提到的百鸟不栖树就是一个小小的谜。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棵鸟都不愿搭理、怪模怪样的树吗？结果宁巧他们竟然真的在阿青藏宝的地方找到了这棵树。在小说创作时，找到这样一个东西，我就会有写下去的动力和信心。
未来计划出一本幻想小说集
潮新闻·钱江晚报：你曾经提到，《隐语》这本集子里，有几篇不符合你现在写作美学观念的作品，具体是哪几篇？
薛超伟：《水鬼》和《同屋》，里面有一些属于过去时代的陈腐思想和价值观。有读者反映，《同屋》读完后不太舒服。其实我自己重读之后，也不太喜欢了。为什么还是把它放在全书第一篇，是我和编辑讨论后认为，这篇最没有阅读门槛，读者最容易进入。
当然，有部分读者看完《同屋》后，评价比较低，从而放弃阅读整本书。也有读者反馈，《同屋》中写到的都市生活，引发了他们的共鸣。只能说有利有弊吧。
潮新闻·钱江晚报：这些作品中，离当下最近的一部《化鹤》，也已经是三年前写的了。最近这三年，你又写了哪些作品，创作上有没有发生变化？
薛超伟：我最近刚写好一篇幻想类的小说，自己还挺满意的，打算先投到期刊。未来，我想出一本幻想类的小说集，在注重逻辑的同时，加入一些神怪元素。至于创作理念上的变化，我不想一直写的这么“实”，而是想要有一点飞扬。我想先写完一个现实小说集，再写一个幻想小说集，然后再写一个现实小说集……这样既能换换脑子，也能找寻不同的风格。
潮新闻·钱江晚报：对你来说，什么是好的小说？
薛超伟：好的小说有很多类型，无论属于现实还是幻想，它们的共同特质都是揭示了一部分的真相。
潮新闻·钱江晚报：写小说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薛超伟：最大的乐趣就是自我设限之后，把限制突破了。
潮新闻·钱江晚报：看得出来你很喜欢挑战自己。
薛超伟：我是个安静的人，生活中几乎不太有变化，只有头脑中的东西在不断发生变化。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写作者，从不重复自己。每篇小说都写得不一样不太现实，但至少要做到每一个阶段都有需要攻克的难题，和想要实现的美学理念。
写完《隐语》《化鹤》之后，我觉得自己追求的美学理想有了新的突破。怎么让那些静谧的、回归于内心的东西，实现更大的飞跃？我感到纯粹的现实已经无法满足自己了，只能寄情于玄虚和幻想。所以，还是要继续往下生根，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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