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佳佳的故事
去年11月调查时，我们遇到佳佳。她正在家二战考公，很乐意分享自己的故事，于是接受了我们的访谈。
回忆起自己的求学经历，佳佳坦言自己不是好好学习的踏实学生。中考后，父母帮她选了邻近市一所不错的私立高中。但高一高二的佳佳非常叛逆，用她自己的话说：“天天上课睡觉，就是不想学习。高二有一次考了倒数，因为考试的时候也在睡觉。”家里人见状非常着急，但佳佳却不为所动。到了高三，佳佳才开始努力，但为时已晚。最后，佳佳高考差了一本线二十多分，去了本地一所财经院校。
大学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轻松自在的，“除了上课就是玩”。佳佳当时每月生活费1500元左右。但她说：“这是基础的，其他的报销”。大学期间，佳佳也有过两次短暂的恋情。第一次是疫情期间，两人在网络上认识。佳佳说自己当时“自我PUA”，果断拒绝谈及这个话题。第二次是大四时，两人同校，高中也是校友，但因为男生很快就提到结婚生育的问题，让佳佳压力非常大，两人没处多久就分了手。
毕业那年，佳佳报了国考和省考。国考报了税务系统，进了面试。省考准备不是很充分，没有进面试。今年佳佳继续报了国考。她说自己就想进体制内。“轻松吧，把分内的事做好就躺平。”虽然家里人都劝佳佳考研，但她很抗拒，觉得家里人是看大家都在考研优先提升学历，所以这么劝她。但她认为现在考研太卷了。自己本来就是“双非”，哪里竞争得过别人。据佳佳了解，她们学校毕业后直接找工作的并不多，工资最多四五千。毕业那年她们宿舍7个人，2人考公，4人考研，全都没考上。还有1人毕业时没有明确去向。
佳佳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如果今年考公还没考上，她想出国留学。但据我们了解，佳佳母亲是本地乡镇学校的普通老师，父亲在事业单位，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出国似乎不大可能。但在佳佳看来，她还有爷爷，毕竟爷爷有退休金，又只有她父亲一个儿子。可是爷爷似乎并不支持她。
截止访谈那时，佳佳还没有考虑过其他就业方式。去年进入面试其实让她对自己有了一些信心。虽然最终结果不如意，她也会埋怨自己为什么不再努力一些，但她同时也认为如果面试表现再好一些，她同样也可以被录取。“面试不行，那我就把面试分拉高一点”。这么想着，佳佳报了面试培训班。即便她明知与她竞争的人里有985毕业的硕士，而且还会越来越多。“我都想不通，X大（某985）的硕士为什么要来考县城的公务员。”
二、由奢入俭难
如果用之前网络上流行的词来形容，佳佳似乎“脱不下长衫”。但其实从我们的分析来看，佳佳目前的状况更近似一种“由奢入俭难”。奢的点在于，长期的求学生活，包括求学过程中家庭供养他们的方式，导致他们养成了比较高的未来收入、消费与生活状态预期，我们将此概括为“刚性的中间阶层预期”。而俭的点在于，不论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甚至县城，留给这种体面的中间阶层的位置都是有限的。当佳佳这样的孩子在求学过程中实际获得的能力，远不足以支撑他们的这种阶层预期，而这种预期又非常刚性时，他们走向未来的姿态就会呈现出上一辈人可能难以理解的样子。
具体来看，我们发现，这类学生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有着以下特点：
第一，工作预期普遍是稳定体面。
第二，收入预期均高于一个地方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如普遍预期收入在7-8千元/月。
第三，生活预期高于一个地方的平均消费水平，比如预期拥有独立的居住空间，丰富多彩的消费生活。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这种预期中的生活只有城市中间阶层才能达到。这类阶层群体大都集中在体制内、高精尖行业或大型企业。显然，在目前的形势下，普通本科生其实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既然现实中很难实现，这种刚性预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文化惯性。我们发现，通过获取学历实现阶层流动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其转变具有滞后性。尽管学历兑现的现实难度在提高，但与学历相关联的文化及学生培养模式还并未完全转变。事实上，大量普通本科生就是在相信学历能够带来阶层地位提升的前提下，坚持苦读并完成学业的。对他们来说，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有份好工作，获得比父母一辈更高的社会地位，是一条严丝合缝的逻辑链条，也是不会被质疑的信条。他们从小就是这样被家长和老师教育的。
其次，知识人习性。除了文化惯性带来的朴素信念，在长期的学业生活中，这些学生其实养成了个体化的知识人习性。典型表现在，第一，善于在既定规则下习得并处理文字性、体系性的知识。第二，相信个人能力至上，排斥关系依赖，有着朴素的靠自己的信念。这些习性使得他们在大学毕业后几乎只能适应规则性较强、需要大量标准化知识且不需要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岗位。也就是说，长期的学业训练和学习生活，锁定了他们的能力，让他们除了白领岗位很难适应其他岗位。
最后，高消费生活。调查发现，对于家庭来说，“学生”是一个可以获得优待的角色。这种优待包括物质优待、情感优待等等。这就使得大部分人在学生时期都处于一种高度自由和高度自我满足的状态，他们在城市里吃、穿、用、玩、社交，享受着靠自己的收入很难支撑，同时也远高于父辈的消费生活水平。而当这种高消费生活成为习惯，低质量的生活就变得难以接受，这也就使得他们很难接受中等水平以下的生活方式。
结合现实来看，文化惯性、知识人习性和高消费生活三个因素会相互强化。家庭越是相信知识改变命运，越会给予学生优待，帮助其嵌入学业体制，成为知识人。而学生越是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也越会主动将自己塑造成知识人，理所当然地享受家庭给予的优待。这也就使得大量普通本科生虽然接受着一般的教育，同时也很难在社会上兑现中间阶层的位置，但却对通过学习来兑现未来有着看起来非理性的偏执。不仅因为他们相信，还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适应其他机会的能力，也因为他们无法放弃在成为知识人过程中所享受的中产式的消费生活。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刚性的中间阶层预期遇到了刚性的就业挤压，这类学生不得不进行调整。从现实来看，他们大都很难直接降低预期接受较低水平的生活，而是选择再拼一把。典型表现在，继续卷学历，卷体制。而当屡卷不顺时，他们的反映往往是自我否定，即从能力上否定自己，认为是自己还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而只要自己有了能力，机会同样可以是自己的。即便同自己竞争的对手可能是来自精英大学的学生，但由于圈层壁垒的限制，他们很难真正了解自己同精英学生在能力上的真实差距，所以他们依然会相信只要自己提高能力就有机会。
这种对个人能力的朴素信仰，是普本生在成为知识人过程中逐渐习得的文化。但恰恰就是因为这种对能力的执着和认知偏狭，使得他们即便反复失败仍然想再拼一把，同时也给了他们向父母交代的理由，不断延迟就业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可能一直要到成本大到家庭难以接受，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降低预期，重新展开自己的生活。
三、难以安身的普通人
讨论中，我们进一步提出“文化错觉”和“符号暴力”两个概念。认为普本生普遍具有的中间阶层预期其实是一种文化错觉，即错将适用于知识精英的文化认同为自己的文化。以至于在文化认同与现实能力之间出现了很难调和的矛盾。而符号暴力是指，适用于知识精英的一整套文化实质上构成了对普本生的符号暴力。他们不仅很难从这一文化中获益，反而会成为这一文化的最大受害者。
具体来看，普本生从客观来看只是处于平均水平的大多数。但在文化错觉的影响下，他们对自己能力的认知并非基于客观现实，而是基于身份认同，即基于知识人这一身份来认识和评价自己。而在现有的文化中，知识人意味着可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即通过知识兑现较高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好的生活。正是因为认同这一文化，虽然普本生只具备平均水平的能力，但却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可以获得超过自己实际能力的生活。只有当现实摆在眼前时，他们才可能重新从实际出发来认识和评价自己。
结合普本生从接受基础教育到接受高等教育，再到步入社会的历程，我们发现，他们其实一直是知识精英文化的受害者。而这套知识精英文化在基层社会主要表现为一种由家庭、学校和群体示范共同构造的“上大学”文化。我们发现，在基层社会，“上大学”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比方说：
“上学的人都聊学习、聊游戏，我们早早进入社会的就聊钱。”
“上了大学的人就不是谋生，不是求生存，而是要解决个人发展问题。”
“上了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上了大学才能进体制，社会地位就不一样。”
从这些通俗言语中可以看出，一个人上大学意味着三重含义，第一，他成为了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第二，他的青年生活将脱离劳动与生计；第三，他将获得摆脱底层劳动，实现阶层地位跃升的可能性。这三重含义相互嵌套，最终以学历成为阶层流动的筹码而兑现。
结合现实来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历变现速度极快，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出身基层，通过文凭兑现了阶层流动的群体。他们用事实证明了知识改变命运，并且形成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强化着基层社会的上大学文化。再加上高等教育扩招的影响，上大学逐渐成为一种能够被所有人共享的文化。即便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有目共睹，但这套上大学的文化内涵并不会因现实的改变而改变。在家长们看来，即便上完大学的就业并不理想，但上大学总比不上要好，有文凭总比没有要好。上大学依然代表着底层向上流动的希望，即便这种可能性正在不断缩小。
然而，真正能够从这套上大学文化中获益的，是出身较低的知识精英群体。通过进入顶尖学府、学习拔尖专业，他们能够顺利实现文凭兑现，完成阶层地位的跃升。一般来说，这类群体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名列前茅，是标准的好学生。他们充分适应了学校教育体制，身体力行贯彻着以学习为业，在长期的学习生活中培养出了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但是，作为从基础教育阶段起就是“中等生”的普本生，他们在和未来的知识精英们共享一套上大学文化的同时，却未能具备和他们一样的能力。这就使得原本用以激励普通人奋斗的上大学文化，在只能对少数群体兑现的情况下，事实上变成了对其他多数群体的“暴力”。这一暴力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暴力。不同于未来的知识精英，大部分中等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普通高中阶段的学习体验并不好。相比于好学生已经突破了基本的方法门槛，进入了灵活使用方法攻克难题并且享受学习的状态，中等生高中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习得基本知识、掌握基本方法。他们是学校严加管理的主要群体，也是教师通过题海战术不断进行重复训练的群体。通常情况下，这类学生学习的内生动力不强，更多的依赖学校管理和教师督促。
也就是说，中等生虽然认同上大学文化，但在前期训练阶段，他们多少是以交付自己的自主性为代价，换取了学业成绩的维持与提高。问题恰恰在于，在同样的学校体制下，好学生的自主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开发，而中等生的自主性恰恰被消耗殆尽。他们事实上成为了好学生们的陪跑者。
其次，毕业时的分层暴力。在上大学文化的影响下，即便是普本生，也同样获得了“大学生”身份，过上了一种脱离劳动与生计的青年生活，同时也可以憧憬未来获得白领工作。但是，在就业机会、薪资待遇按照大学层次逐级向下分配的现实面前，他们所相信的上大学文化反而变成了一种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分层暴力。他们越是相信学历应当兑现，越是抱有高期望，越是会感到来自职场无情的排斥（歧视）。
最后，难以拒斥的文化暴力。由于主观上高度认同“大学生”“知识人”这一身份，同时也向往知识精英的生活，普本生在追求、审美、生活与基本素养等方面都高度趋近于知识精英。这种一致性倾向在网络媒体的放大下，会演化成更进一步的文化错觉。典型表现在对知识精英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方式）的追逐，以及对知识精英话语的套用与共情上（小镇做题家）。然而，他们越是认同知识精英的文化，就越是会感受到自己在学业获得、职业成就、自我管理等方面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差距。而越是想要通过努力来弥补，就越会发现现实的困难。这也就使得普本生们时常要面对一个“撕裂”的自己，经受心态上的各种磋磨，比如在自信与自卑之间反复横跳，在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中不断挣扎等等。而这一切，其实是文化暴力的产物。
综上，普本生其实是当前教育体制下“最不幸”的一批人。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上还供给着大量白领岗位的情况下，这种“不幸”会被掩盖。而一旦经济形势变化，白领岗位缩减，这种“不幸”就会浮出水面。他们事实上成为上大学文化、包括整个教育体制中的最大“受害者”。放弃自我经历苦读之后，他们只获得了平均水平的能力，却在长期的学生生活中养成了个体化习性与生活方式，很难再接受父辈的生活，又因为主流话语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失去了表达与释放的空间，只能任由来自知识精英的文化一次次在自我深处制造波澜。
看起来是不愿脱去长衫的大学生，其实是在长期的求学过程中形成了对“长衫文化”与“长衫生活”的高度路径依赖。他们不是不想从客观出发认识自己，而是在文化环境的裹挟下很难客观认识自己。他们也不是不想实现自我价值，而是在现行环境下，很难为这样的自己找到安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