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榆中耗资9亿元建公园被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曝光。（图片来源：央视网截图）
劳民伤财“造盆景”、违规举债建“地标”、乡村振兴建设项目盲目上马、民生设施建设烂尾闲置、人居环境整治“刷白墙”……
2024年4月16日，河南省鹤壁市纪委监委发布公告，征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线索。在征集线索的受理范围中，前述内容被归为“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新形象工程”问题。
2024年以来，纠治“新形象工程”是多地拿来与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相提并论的一个新表述。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看来，以往的形象工程，具有追求政绩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和应付上级检查的特点；“新形象工程”则表现出自上而下、在强力的内部规制下过度回应的特点。但同时，“新形象工程”的一些典型问题也是“老问题的新表现”，比如运用过去“形象工程”的老办法来应对党建、民生等新的政策课题，“结果适得其反”。
涉8类问题
在北方某地的一处休闲文化广场，放置着“有困难找党员、要服务找支部”12个红色大字，每个字长6米、高6米，制作安装费共31.18万元。这是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杂志中提到的一些地方将党建标牌当成景观项目实施的典型。
2024年1月底，这类“精致”的党建项目被《新华日报》冠以“新形象工程”的称号。
也正是从2024年1月开始，公开报道中频现“新形象工程”。
1月7日，河南省安阳市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了中央主题教育办印发的有关坚决防范和纠治“新形象工程”的通知。1月11日，江苏召开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整改、整治“新形象工程”作为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的重要内容。
2024年春季之后，多地部署纠治“新形象工程”有关工作。
春节假期刚刚结束，2024年2月21日，江苏省宿迁市政府召开了春节后第一次常务会议，常务副市长王逍霄传达了关于防范和纠治“新形象工程”的有关精神。王逍霄说，在中央主题教育办印发的通知中，当前一些地方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仍然在搞非必要、非急需项目，而且形式隐蔽、名目巧立，被基层干部群众称为“新形象工程”。
纠治期间，多地开始学习另一份文件，那就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制定的《关于坚决纠治部分地方基层搞“新形象工程”问题的工作提示》。
2024年3月21日，云南省德宏州纪委监委也印发了防范和纠治“新形象工程”的提示。
德宏纪委监委指出，“新形象工程”共涉及8类问题，包括：忽视当地自然、人文条件，钻营各式各样的“百强县”称号，打造与自身实际不符的城市“名片”；无视群众实际需求，超规模建设没有收益的民生类项目；盲目上马大型景观项目；在政府数字化建设中搞重复建设、层层建设；豪华“办节”，不计成本办音乐节、论坛、旅发大会；在“创城”过程中耗费大量财政资金做“面子工程”；搞“精致”党务，建设豪华党校；斥巨资建设城市规划馆，甚至沦为“半拉子工程”等。
2024年3月12日，河南省息县纪委监委发布通告，在全县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新形象工程”专项整治，受理社会各界监督举报。
在息县纪委监委的通告中，“新形象工程”问题征集的线索包括：重点整治2021年以来，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新建或投入非必要、非急需的民生、文旅、基建、数字系统、党建设施、党性教育培训机构、离退休干部康养基地等7类工程项目，造成国家资财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加重基层的财政负担等问题。
同属河南的某地亦发布了征集“新形象工程”问题线索的公告，该地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并未征集到相关线索。该地征集“新形象工程”线索的内容和息县类似，但和前述德宏州纪委监委公布的8类问题略有差异，该知情人士表示，这是来自上级部门的部署，他们并不掌握差异的成因。
新在何处？
“新形象工程”新在何处？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教授张希贤看来，在贯彻落实八项规定、全面从严治党和反“四风”取得了重大成就之后，一些地方或个人利用国家发展数字化、旅游业和民生工程等需求，甚至打着党建的招牌开展“新形象工程”，“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新的奢靡之风”。
目前各地关于“新形象工程”的表述，不仅体现在提法上的新，部分表现也比较新。“比如（有的问题）和政府数字化建设相联系，这反映的是新内容。”张希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打着党校、党务培训的招牌，变相做着违反“八项规定”的事、搞超标建设，也是新表现。
2013年7月印发并施行的《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明确，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
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区以兴建党校的名义超标建设。张希贤发现，“党校不属于办公楼，是学校，所以有些地方钻了这个空子，实际党校是按照楼堂馆所的规模建的。”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燕继荣看来，“形象工程”一直存在，“新形象工程”则是当前“形象工程”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
比如，一些地区打着政治旗号，在可见的空间和道路两边树立各式各样的标语，搞得满大街都是，有碍观瞻，影响形象；一些地区打着民生旗号，建设豪华政务大厅、文化广场、音乐喷泉、群众文化馆博物馆等。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打着数字化、智能化旗号，建设超大数字屏幕、城市夜间激光工程等，都可能属于“新形象工程”的范畴。
但多位受访者也表示，各地在“新形象工程”中提到的诸多现象，也有一部分是存在已久的“老问题”。
比如，钻营各式各样的“百强县”称号；为追求短期拉动效益、表面风光，盲目上马大型景观项目，脱贫县大肆举债建旅游区、“借新债还旧债”维持日常运行，资金投入、运营服务等跟不上导致倒闭或烂尾等，都属于“存在已久的老问题”。
2023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了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陈家东劳民伤财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问题：陈家东曾为追求短时间内出“政绩”，盲目决策新建6座驿站，建成后大多逐渐荒废；设计并建设漳州歌剧院项目，因投资规模太大、不符合实际，最终沦为“半拉子工程”。
屡禁不止
“此次行动，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查看项目中是否存在与实际不符、劳民伤财的‘新形象工程’。”2024年4月10日，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纪委监委开展“新形象工程”摸排整改行动，提出要坚决刹住地方基层违背中央过紧日子要求、劳民伤财搞“新形象工程”等歪风邪气。
和永州一样，多地在提出要纠治“新形象工程”时都强调了“地方基层”的前提。在白智立看来，这与“行政发包制”“压力型体制”的国家治理模式有关。
他解释，政府活动自上而下分包给下级组织，“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大部分具体工作都由一线基层政府执行，所以“新形象工程”也多出现在基层。
白智立补充，地方债务压力应该也是提出要纠治“地方基层”“新形象工程”最直接的原因之一。云南德宏州纪委监委在文章中就表示，“新形象工程”问题严重脱离地方实际、加剧基层财政负担，严重损害群众利益。
在燕继荣看来，“新形象工程”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
“受政绩竞争性激励和财政放任主义的影响，地方官员和下级机构理性行为的结果，会促成一种‘内卷’逻辑，这种逻辑推动的形式主义可能会周期性、波浪式发展。”他解释，一般的情况是，上级领导提倡的事情，下级领导一般会层层加码，不断强化，直到大幅度偏离合理范畴，因引发“危机”或“问题”而被上级领导“叫停”。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和“消停”以后，领导重视和提倡的新一轮政策目标，又会成为下一轮竞相表现的形式。
在不同的时期，“形象工程”存在不同的表现，核心在于官员需要展示自己的能力，做出政绩。“花公家的钱是不心疼的，让上级领导高兴，换来的是自己的收益。”燕继荣认为，只要这个基本逻辑不改变，就必定会促成形象工程久盛不衰的周期性变化。
张希贤认为，“形象工程”屡禁不止，与领导干部错位的政绩观关系密切，“每一届干部都需要自己的政绩”，所以“形象工程”也是干部执政过程中的“顽疾”和“牛皮癣问题”。
而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再次强调，要切实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要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南方周末记者 李桂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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