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伯伯，100岁生日快乐！
一部戏剧史，半部在浙江。浙江素来文化底蕴悠长，文脉传承不息。杨梓、汤显祖、李渔、洪昇这些戏剧大家，都与浙江有着无比深厚的联系。
在浙江戏剧史上，顾锡东是一个不能忘记的名字。他是越剧百年中的一块碑石，他的名字代表着越剧一段值得骄傲的流金岁月。
“清香散尽枝犹绿，笑看群芳烂漫红。”今天4月29日是顾锡东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昨天（4月28日），顾锡东先生诞辰百周年缅怀座谈会在桐乡濮院召开。
著名作家、诗人、编剧，濮川诗社名誉社长黄亚洲，顾锡东先生的儿子顾维钢，顾锡东先生的儿子顾维铁，顾锡东先生的外孙女、作家朱十一，桐乡市文联副主席、濮川诗社顾问陈伟宏，嘉兴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桐乡市戏协主席来荣祥，浙江省委宣传部对外传播中心原事业部主任陈一江等纷纷到场缅怀。
顾锡东先生1924年4月出生于嘉善西塘，曾用名顾增德，当代著名剧作家，曾任嘉兴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浙江省越剧院院长、浙江省文联主席、中国戏曲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等。他一生创作上演剧目多达200余部，有80多个戏剧剧本搬上全国舞台，代表作《五女拜寿》《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汉宫怨》《陆游与唐琬》等几乎被全国所有主要剧种改编上演，常演不衰，家喻户晓，作品获全国戏剧、电影、电视界最高奖。
“等身佳作大千笔，交口美誉小百花。”顾锡东还是一位勤勤恳恳的“百花园丁”，为扶持浙江越剧“小百花”、培养中青年戏剧创作和表演人才做出了杰出贡献，成就了以茅威涛为代表的多位表演艺术家，大家都喜欢称呼他为“顾伯伯”。
“顾伯伯创作的《五女拜寿》之于‘小百花’相当于《茶馆》之于北京人艺，顾锡东这个名字和浙江戏剧是不可分割的，顾锡东就像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着浙江戏剧，无论何时回忆起来都会感到骄傲的一段历史。”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曾如是说。
顾锡东是当之无愧的剧坛泰斗，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
“顾伯伯，我们总是记得，你写每一个剧本，都把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填进稿笺纸上的每一个方格。从不潦草，从不涂抹，如字典，如字帖，如千古文学的经典。”开场，由黄亚洲创作的诗歌《总是记得，我们的顾伯伯》，在朗诵声中响起，把大家带回了那个记忆中的“顾伯伯”。
座谈会上，大家纷纷回忆起自己和“顾伯伯”的人生往事。
“濮院作为水乡古镇，老百姓历来喜欢包括京剧、越剧、评弹、绍剧等在内的戏曲艺术，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痴迷戏曲的票友，拥有众多的观众。民国时期创建的梅泾剧场，演出最多的就是越剧。濮院作家中，如张振刚老师创作的越剧历史故事剧《情还明宫》，顾锡东先生认真阅读，指导修改，最终在嘉兴大剧院成功首演。”濮院文体站站长朱琼宇说，“黄亚洲老师发起在濮院举行顾锡东先生诞辰百周年缅怀座谈会，很有意义。先生既在艺术园地里辛勤耕耘，留下了一部又一部艺术精品，又热心扶持新人新作，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剧作家、表演家，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黄亚洲现场回忆恩师“顾伯伯”，濮院正是他和顾伯伯缘分开始的地方。年轻时候的他，曾在嘉兴桐乡县濮院丝厂工作了整整五年，人生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侦察员的爱》正是在丝厂工作写的。
1970年6月27日，从杭州一所中学刚毕业的黄亚洲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浙江省安吉县境内的“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九团”所在地南湖林场。后来，1975年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撤销。离开三师政治部的黄亚洲被安排在兵团时期新建的桐乡县濮院丝厂，担任政工干事。在这期间，黄亚洲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开始集中精力琢磨自己如何继续走文学创作之路。
桐乡濮院丝厂有个小伙子，会写诗，会写小说，还会写电影剧本，这一信息传到了时任嘉兴地区文化局副局长顾锡东的耳朵里。顾锡东是著名编剧，十分爱才。1979年11月他在仔细看了黄亚洲写的电影剧本打印稿后，当场就决定将黄亚洲借调到嘉兴地区即将创办的《南湖》文学杂志编辑部当文学编辑。也正是顾锡东的支持和助力，后来《侦察员的爱》电影剧本不仅迅速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主办的《电影新时代》杂志创刊号上全文发表，而且易名为《R4之谜》被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映，票房不俗。
艺术事业上的不断成功，使黄亚洲头上的各种头衔逐渐多了起来，他后来被任命为《烟雨楼》文学杂志主编、又前后当选了嘉兴市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
《我的恩师顾伯伯》
作者：黄亚洲
说真的，我每次走西塘确实都有迷路的感觉，经常在水、桥、巷、廊的曲折恍惚里摸不清方向，也摸不清朝代；但是有一个地点我却是从不迷路的，每临西塘，总要怀着虔诚的心情，甚至会噙着热泪，去那个精致的院落作一次祭拜。
那个我不能不去的院落，建于“四贤祠”遗址之上，唤作“顾锡东戏剧艺术纪念馆”。
顾锡东是我的老师。
我是认认真真拜他为师的。拜师那年，记得是1979年。
其实这个纪念馆在筹建的时候，我就去过那里了，我还答应过那里的筹建负责人，要将我珍藏的顾锡东在我笔记本上亲笔写下的一首题诗，捐献给纪念馆，但是至今还没能兑现，因为搬过几次家，实在记不清那个笔记本藏在何处了。
顾锡东是当代剧坛的泰斗级大师，我每到西塘必得行弟子礼，去纪念馆恭敬鞠躬。想当年，也是嘉兴地区的宣传部长陈祖松亲自做的“大媒”，就在嘉兴地区群艺馆《南湖》杂志的一间办公室里，陈部长当着顾锡东的面直截了当对我说，小黄，顾局长专门把你从工厂调到地区文化局群艺馆办文学刊物，是他点的名，他很重视你，我看你今天就拜师吧，拜他顾局长做老师，你看好不好？我当时只觉事出突然，有点发懵，有点发窘，也有点胆怯，一时没敢吱声，这时候顾锡东就笑眯眯看着我说，愿意不愿意啊？我马上小声说，愿意，愿意，又说，好，好。现在想来，也真有些后悔，我当时其实应该马上从椅子上站起，然后退一步，跪下去，磕个头，履行一个通常的拜师程序；或者，起码，站起来，规规矩矩行个90度鞠躬，也算是拜师；无奈当时经过“文革”，好像不作兴“这一套”，所以当时只红着脸小声说“愿意，愿意”，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幸亏当时两位领导也不在意，只听陈部长说：好，既然是师生了，以后，老顾呢，业务上，多带带你，你呢，年纪轻，老顾他呢，年纪慢慢大了，以后他出差，小黄你就跟着他，生活上多照顾照顾他，你说好不好？我又小声说，好，好。
顾锡东一直看着我，脸上也一直有笑意。
我知道是他下决心把我从桐乡县的一家企业里调到地区文化局群艺馆的，甚至专门派许胤丰去我所在的桐乡县濮院丝厂，跟厂领导软磨硬泡一番，大说一通文化的重要意义。
也幸亏有这样一个光见言语而没见动作的“拜师”过程，有了一个跟老师出差“沿途照顾”的工作程序，我后来倒是有幸亲眼目睹了“顾伯伯”创作越剧《五女拜寿》的全过程。顾锡东当时的职务是嘉兴地区文化局副局长，但是文化局系统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管他叫“顾伯伯”。这样的称呼，是出于顾锡东德高望重又和蔼可亲。说顾锡东德高望重，是指他艺术上造诣极深。顾锡东一生创作并且搬上舞台的剧目有六十余部，电影也有五部，还发表各类戏剧、曲艺理论文章两百余篇。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顾锡东就把嘉善田歌的代表作《五姑娘》改编成了大型越剧，在浙江省的第二届戏剧会演中荣获剧本一等奖；他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风靡大江南北的水乡题材电影《蚕花姑娘》编剧，还是绍剧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执笔编剧，而且在走上嘉兴地区文化局副局长的岗位后，在指导杭嘉湖水乡各戏剧院团的业务发展中极其负责，对戏精心扶植，对人循循善诱，工作实绩卓著，但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却又极其简朴，甚至简朴到了严苛的程度：家庭人口众多却一直住在面积不大的老旧木楼里，木楼梯陡峭且吱嘎吱嘎响，有一次还真在木楼梯的转角处摔了，伤了腰，即便如此还从不向组织伸手申请好房子住；这种“德高望重”在嘉兴地区是有口皆碑的。而说到顾锡东的和蔼可亲，是指他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和颜悦色，对前来求教的文艺爱好者更是循循善诱，无论是熟悉的还是不太熟悉的，甚至是陌生人。
正是顾伯伯的这种秉性，就使得我亲眼目睹了他创作艺术精品《五女拜寿》过程中的种种“磨难”。记得那是1982年的初春，顾伯伯去杭州出席省文化厅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我虽不是应邀代表但却有“陪同顾伯伯出差”的工作要求，可以当“列席代表”，于是就跟着去杭州了，住在当时条件比较简陋的杭州武林门省文化局招待所。二楼，一个摆放着四张木床的小房间，住我们两个人。顾伯伯住靠窗的一张木床，我住靠门边的一张。其实到杭州之前，顾伯伯已经写下了《五女拜寿》的前两场戏，因为要赴省城开会只好停笔，于是急得当时的嘉兴地区越剧团团长查康国大冷天满头冒汗，专门跑来杭州找到省文化局招待所求顾伯伯赶快写，说前两场的剧本已经刻了钢板，印出来了，唱词也已谱好曲子，而且已经交给演员练唱了，第三场再不写就接不上了；再说，地区越剧团的“小百花培训班”就指着这一台有着“五个女儿五个女婿”的多演员新戏作为“毕业”演出，不然大家就很难顺利毕业。我当时也很同情查团长的焦急，就跟顾伯伯提议能不能今晚就写“第三场”，而且还给顾伯伯买了一瓶六角钱的啤酒，因为我当时经济能力也有限，每天买一瓶顾伯伯喜欢喝的啤酒就算是对他唯一的“生活照顾”，说实话我别的方面也照顾不了啥；而且我还知道，只要顾伯伯能安排出时间写，他是一个晚上能写完一场戏的，这是他的写作习惯，而且也不耽误11点钟前熄灯睡觉。果然，顾伯伯当天就写完了第三场，而且稿子上的字端端正正写得都像电脑里的印刷体，没有一句甚至一个词汇、一个字的涂改，相当神奇，这也是他的写作习惯，绝对一气呵成；我曾问过他，说顾伯伯你既没有剧情提纲，也不准备个人物表，怎么方格稿签一摊在桌面上就能掏出钢笔来写，不会忘记吗？不会前后矛盾吗？顾伯伯当时就神情奇怪地看着我，说，怎么会忘记呢，都在我脑子里啊。
敢情顾伯伯的脑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电脑。
越剧团的查团长一听说顾伯伯写毕第三场，马上就赶来杭州当日取走，一叠声说我马上叫人刻蜡纸、谱曲、练唱，一叠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又说我明天再来杭州取第四场，又说小黄你可要看着顾伯伯写啊，要提醒他啊。谁知当日晚上，顾伯伯吃完会议安排的工作晚餐后回到文化厅招待所，一边小口喝着我买来的啤酒，一边摊下方格稿签要写第四场的时候，忽然就有人敲门来找顾伯伯哭诉自己的不公遭遇了，记得是安吉越剧团的一位女主角，哭得眼泪一把一把的，好像在剧团受了很大的委屈。那晚顾伯伯义不容辞的任务，就是不停地安慰对方，直到对方几个钟头后主动把眼泪擦干净，此时便急得坐在门边木床上的我干瞪眼，心里想，查团长真是可怜，他明天又不能来杭州取稿子了。还好，那次省文化局的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礼拜，在这期间顾伯伯虽遇到干扰两三次，那两三个晚上接待各色人等无法动笔，但其他几个晚上照样一天写一场地完成了整个《五女拜寿》七场戏的创作任务。当嘉兴地区越剧团“小百花培训班”举行毕业汇报演出的时候，《五女拜寿》既满台花团锦簇，又一场戏接一场戏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演唱，叫整个剧场都轰动了，紧接着让省城也轰动了，再接着让香港也轰动了；而且那个去香港演出的临时拼凑班子“浙江越剧赴港演出团”，后来也因为顾伯伯的动议，并未演后解散，反而成了后来颇负盛名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当然，全国人民的熟悉《五女拜寿》，则是因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84年拍摄了这部戏曲电影，由“浙江小百花”的董柯娣、何赛飞主演，一时间全国影院爆满，一票难买，脍炙人口。
我还深深铭记着顾伯伯对我文学创作上的悉心指点。那是1980年元旦，我在顾伯伯的鼓励下飞赴西安，住入西安电影文学制片厂招待所，开始按照西影厂文学部的要求修改我的电影剧本处女作《R4之谜》。当时作为出差汇报，我将厂方的修改要求简单跟顾伯伯在信上提了一下，谁知，一个多礼拜之后，我竟然收到了顾伯伯的一封很厚的回函，密密麻麻整整写了四页，里面详细说了如何修改的建议，先后有十四条之多，有点子，有分析，有方法，不仅我大受感动，连西影厂的责任编辑邵立成与导演李云东都大为吃惊，说“哪里都没见过有这样的文化局长，小黄你太幸运了”，我赶紧解释说，顾局长不光是我的领导，还是我的老师，我是拜过师的，尽管当时没有鞠躬磕头。邵编辑与李导演齐声说，难得，难得。
后来，顾伯伯上调省里，在1990年担任了浙江省文联的主席。我则于1995年由省作协副主席的岗位上调到省文联担任驻会副主席，忽然有幸与我的老师同在一个党组班子，一起工作了整整两年，事事均得到他的教诲与指点，得益匪浅。当然，顾伯伯也会很轻松地调侃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人共同去萧山出席第二次县文代会开幕式，我在致辞时，顺便提及“我的祖籍是萧山，我的爷爷是年轻时从萧山乡村进杭州谋生的”，身旁的顾伯伯马上就插了一句话，对全场代表调侃说“听见没有，他自己说的，他是萧山人的孙子”顿时激起全场大笑，弄得我也笑了，思路打断，差点接不下去后面的致辞。现在想来，热泪盈眶，顾伯伯待我真是视若己出。
顾伯伯不幸于2003年6月29日在浙江医院去世。那天，我是与他的亲属一路推着他的灵床从病房去医院太平间的。记得我当时一边推车，一边俯在他耳边说：顾伯伯，你家里还有什么要办的事，我一定尽其所能帮助办好。
但是说来惭愧，我至今也没能帮助顾伯伯办成什么像样的事。
现在，也只有每次造访美丽的嘉善西塘古镇之时，虔诚地走一趟顾锡东戏剧艺术纪念馆，向我的面容慈祥的老师像三鞠躬。
我一边鞠躬一边不无悲怆地想，为什么当年在杭州同住一室的那一个多礼拜，每天给他买一瓶啤酒的时候，不同时再买一包花生米或者二两牛肉干呢？
要说走“活着的千年古镇”还有什么遗憾，显然，我就只有这点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