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养？
柚子和我说，她现在听到下课铃就感觉到烦躁。
作为毕业班，“柚子们”被单独安排进了一栋教学楼，偏居学校的西南角，和初一初二“离得十万八千里”不说，每个课间，班主任都会“坐班”。用柚子的原话来说，就是“学校恨不得给我们每个人安个锁，哪都不要去。”
和柚子同为毕业班的何雨理解中也带着无奈。在她的认知里，毕业班确实要比之前要严格，可以课堂纪律严明，可以课后作业增加，但是为什么要和他们“抢”课间时间？何雨经常各种自我劝解：学校让老师这么做的；老师也是为我们好；很多男生很调皮，这样可以让他们老实点等等。半晌，何雨缓缓抬起头，一脸委屈，“但为什么要囚禁我们所有人？”
在和一些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教书的老师聊天，他们大多数对农村孩子的印象就是调皮捣蛋、素质不高。年轻女老师张玲从小生长在县城，因为地方专项计划，她来到了乡镇中学任职，刚到的第一天，办公室里的同事就围过来，让她做好这两年被学生打的准备。张玲听完愣在原地，她不解地说“刚刚在接我们来学校的车上，校长明明还和颜悦色地说这个学校特别好，来到这里很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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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主任在谈到自己处理过的大大小小的校园事件时，直言非常头疼。学生互殴，校园欺凌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班级黑板报上“反对校园欺凌”几个字写得异常的大和鲜艳，每周班会课班主任在台上讲得唾沫横飞，甚至是公告栏上明晃晃的告示，对于这些想要惹事的学生来说，“一点儿用都没有。”在制度规训失灵的情况下，学校只能加强对学生的身体规训，限制学生的活动范围，从根源上断了此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你只要松一点，这些小孩就会聚到一起，然后跑到厕所里打仗。”万主任显得既气愤又很无奈。
但是，这种“一刀切”的“圈养”制度对何雨这类“好学生”来说，就显得很不公平。一个人的错为什么要搞“连坐”，这是何雨经常苦恼的问题。但在万主任看来，这类学生是冲击县城重点高中的尖子生，再加上是毕业班，心还是要收一些放在学习上。
很显然，对于好学生的“圈养”，是基于教学锦标赛的逻辑。教育管理部门在绩效主义的影响下，以经济领域企业管理的方式管理教师，将教师的工作通过指标的形式进行分解，形成以量化考核为主的评价体系。绩效考核方式的引入，虽然将原有无法明确评价的事务转换为客观的指标，但无疑也加重了对老师和学生的剥削，使得教育越来越像一场竞赛。
“排名”就是最直观体现校方和老师教学水平的测量工具。学校看县市排名，班级看全校排名，这就导致老师狠抓班级“尖子生”，以此来拉高班级的整体平均分。而学校希望激发每个班级教育获得的最大值，促成教育合力，就只能依托老师对班级进行更为严格的要求和管理。
杨老师带两个班的英语，作为主科，本来教育任务量就很重，加上晚自习，一天平均有四节课，课间还要去看班，杨老师深感自己已经沦为了一个“教学机器”，需要不停转动，直至价值被榨干的那一天。“很多时候，我在这个班有课，一下课连办公室都去不了，直接一头扎进本班看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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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乡镇中学来说，教师数量的缺少本来就已经增加了在职教师的任务量，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甚至一个老师要带不同科目的现象很常见。但为了减少学生之间的肢体语言冲突以及提高班级的教育获得，学校提倡班主任课间十分钟进行“圈养”管理，这在另一个层面也宣告着对于老师来说，得以喘息的“窗口”被强制关闭，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教师的职业倦怠。
“以后不想带毕业班了，早出晚归的不说，连中间的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了。”杨老师忿忿不平。
“毕业班”，这个符号好像更使得这种对学生和老师的剥削合理化了，这是一件细思恐极的事情。
纷争？
小陈老师和我讲过一件他之前所在学校发生过的事情。
当时在他们学校，发生过学生课间打闹摔骨折的意外。受伤的孩子家长觉得班主任没尽到监管责任，从学校闹到教育局，要求学校开除班主任，折腾了好几个月。最后，班主任赔礼道歉、记过处分，孩子转到别的班，这场耗时几个月的闹剧才结束。
小陈老师虽不是当事人，但还是“十年怕井绳”，有了些心理阴影。所以他当班主任时，宁愿牺牲掉自己的休息时间去看班，也要确保自己的学生不要出现意外。
小陈老师同事的遭遇绝非个例，随便上网一搜，此类的案件“络绎不绝”。在老师和校方看来，不论是孩子之间的打闹，还是学生自己不小心导致受伤，家长都会到学校“大闹一通”。家长的“无理取闹”使得他们不得不加强对学生课间的时空规训，将学生的活动范围“钉”在某一个精准的“坐标点”上，也就是教室。
站在家长的角度，家长也很委屈。自己花钱把孩子送进学校，老师就有义务保证自己孩子的安全。这里好像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学校面向的不是学生本人，而是学生背后的家长。家长们用市场化的逻辑去衡量学校教育，自己“购买服务”，把子女全权委托给学校之后，也要求他们承担全责。这种市场化的逻辑思维碰上学校“谁弄出事谁负责”的理事逻辑，就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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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这种事情，秦老师就很生气。她总觉得家长和学校把自己当成保姆。既要教授学生知识，处理学校各种琐事，还要时刻把目光分到各个学生身上，确保他们的安全，“连一小块儿皮都不能被蹭掉，但老师只有一个啊”，既然这样，秦老师觉得课间十分钟把学生关在教室反倒是最简单但也是最有效率，最省心省力的做法。
学校的“一刀切”式的管理办法竟成为老师们逃避或者是减缓和家长纷争可能性的重要机制，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的一种异化。
如何确保学生们真的能够“坐得住”，能够真的不出意外是老师们和校方领导们需要苦思的问题，就像万主任说的“在班里很好管，但你不能不让学生去上厕所吧。出了班级门，这些小孩就可能会惹事。”此时，惩罚机制就会被引入进来，成为收束学生行为的一种重要策略。
根据调研以及网上搜索资料，不难发现，学校对于课间十分钟的管理办法大多都采用“巡视+扣分”的“组合拳”。校领导（主要是年级主任）每到课间就会在教室门外的空地上巡视，一旦发现有学生乱跑乱叫就会扣除对应班级的生活积分。生活积分是与班主任的奖励机制挂钩的，这就意味着管理的压力又一次传回到了班主任手里。“人在教室坐，锅从天上来。”秦老师总结的既生动形象，又言简意赅。
那老师又不能“坐以待毙”，如何让压力从老师手里传递到学生甚至是家长手里，使得学生从认知层面上遵守纪律是班主任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学校和老师都不约而同地用了一个方法——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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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老师说她每次只罚五块钱，相比于其他班级来说已经好很多了，有的班级甚至是能到二十块钱。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带有市场交易性质的“花钱买教训”被老师们很自如地运用到课间十分钟的管理上面，形成一种负向激励机制，只不过负向激励的限度该如何把控，也是一个值得权衡的问题。
“所以说，班主任管的都是烂摊子的事情，烦得很。”秦老师有点儿焦躁。
突围？
高二的小梦和我算了一笔账。
“说是课间十分钟，但是提前三分钟要打预备铃，这就意味着课间只有七分钟，老师很多时候会拖堂，拖个两三分钟，最后我们只有四五分钟的时间，真的只够跑着去一趟厕所的。有时候有些老师还会占用我们课间时间来考试。”算着算着，小梦的脸就垮了下来。
拖堂，在老师的教学过程和学生的学习历程中其实并不少见。教师拖堂的原因五花八门，但不可否认的是，拖堂行为在遵守上下课的规则上产生了严重的错位。我在这里把教师的拖堂行为粗略地划分为主动性拖堂和被动性拖堂。
正如小陈老师所言，即使再精密的备课，也无法预知课堂的突发情况。老师们在办公室可以把每道题所要花费的时间精确到秒，但是一到课堂上，就会被打乱。
课堂是由老师和同学两者双向互动的过程，其中任何一方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就是说只要有一方消极应对，课堂互动就无法完整且流畅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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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陈老师经常把自己的拖堂原因归结为学生不听话，每一次都要在一些不听话的学生身上费时间、费口舌。自己计划好的课堂教学很多时候都会被其搅乱。当然，小陈老师也不否认，自己有时候讲课的时候会扯的有点儿远，“不自觉就会跑偏，等意识到的时候都已经浪费了好几分钟了。”
被动性拖堂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以上几点，教师对教材和教学内容不熟悉，对学生学习程度不了解等等，都会使得教师对时间资源的支配计划被打乱，让课堂教学陷入计划——打破——调整计划——打破的失控怪圈。相对于课堂原本进度被打乱而被动性的拖堂，有的老师会选择主动拖堂。
网友“小杰哥”是一名中学老师，他在网络上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老师在面对拖堂时的心境。在他看来，老师也是人，站了一节课老师也会累，但是为了能够把题目讲完，或者再强调一遍重点等，便会延迟几分钟下课。即使自己不喜欢，但也是为了授课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进度，就算不喜欢也会撑下去。
在这种情境中，老师们成了“用时间打磨成绩”的缔造者，在他们看来，成绩永远与时间成正比，一切成绩都是用时间打磨出来的。教师被置入“进化的”时间序列中，并期待着自己的紧密时间投入能自然而然产出一批批合格的人才产品。
甚至，这种课后时间的占用，被赋予了一层道德性的内涵。“老师拖堂是负责任的表现。”妈妈经常拿这句话回应柚子，这让柚子哑口无言。
当教学变成了时间的争夺赛，便严重打破了学校教育生态的平衡。最直接的事例就是“跑操看书”和“副科被主科老师强占”。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课间跑操集队的时候学校就要求每个人拿一本书或者是其它任何知识性的资料，这种把时间细分再细分的“衡水模式”，这种对时间的极端内卷使得占据学生支配地位的时间逐渐变得线性化和机械性，学生们被调教成只知道学习的“机器”，“如同将一个心理陀螺安放在学生的人格结构中,让他们能持久地、不停息地运转”。学生们也逐渐认为学习成绩与学习时间是呈正比例函数的趋势走向，学习成绩会随着投入时间的增加而提升。但显然，这并不符合教育规律，也存在着极强的偶然性，最终可能只是一种时间上的无效化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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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音乐美术之类的“副科”被“主科”老师强占，则是老师在推动和加剧这种学习时间上的内卷。进行专制性的文化知识灌输，以此提高在阶段性考试中“获胜”的可能性。作为县乡学校，或许要比城市的学校面临更大的压力。同一张考卷的背后，是不同的教师水平，不同的教养方式以及不同的教学资源。如何在本身弱质的教学竞赛中拔得头筹，是压在校方和老师心头的一座“大山”。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在时间上内卷或许是县乡中学目前最普遍的发力点，也是他们认为的“最优解”。
“副科”被占的背后，也是学校教育方式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是素质教育和以成绩为导向教育的差异。每一次教育阶段的转折点考试都是一场分数竞赛，分高者会有优先选择学校的权利。因此，学校就要想尽办法去提高学生的分数。这里素质教育所提倡的综合性发展似乎就和“唯分数论”有点儿矛盾了。对于县乡的学校来说，他们既没有充足的资源，也没有精力和心思去搞素质教育。在他们看来，在教育资源缺乏的大背景下，唯有在有限的时间里狠抓学习才能成功突围。教育内卷下的县乡完全抛弃了素质教育的德体美劳，一心扑在提升智的方面。老师从四面八方搜罗来题目，总结成固定的答题模板传授给学生，然后再通过大量的题目训练形成条件反射，这种套路化和程式化的学习方式在县乡的学校大行其道。
消失的“课间十分钟”背后，可能是消失的“音体美课”，也可能是消失的“素质教育”，而这种消失，真的能换来学校教学成绩的突围吗？
我们或许要打个问号。
不出去？
很多时候，课间十分钟，不是学生出不去，而是自己不出去。
高三的孟颖是县中实验班的学生，她说，每次下课，除了去厕所，班里几乎没有人出去寻求放松。即使有老师让我们下课出去走一走，也不会有多少人出去。
这其实是一个有点儿吊诡的现象，没有课间十分钟，我们呼唤把这十分钟还给学生，而当学生有了课间十分钟，反倒不出去了？
孟颖和我详细描述了他们班级课间的景象。一下课，大家就会自觉地把题目或者是老师发的试卷拿出来刷，每个人面前的书和试卷都摞得很高。她说，他们班已经魔怔到中午和晚上吃饭时间，教室里的电脑上就会播放起TED的英语演讲。
课间十分钟在这里变成了学生们进行学业内卷的另一个战场。被愈发激烈的教育竞争，愈加窄化的向上通道，“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口号以及“实验班”的符号象征合谋绑架的孩子们正在滑向自我剥削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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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这个班不可能不学。本来大家都是很厉害地进来（这个班）的，对手很强。如果你不学，你拿什么去赢过人家？而且如果你在实验班成绩还不好的话，你出去也没面子，家里人也没有（面子）。”孟颖深吸了一口气。
为了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和老师的教育合力，提升学校整体教学实力，同时能够通过培养出“高材生”来彰显学校教学实力，提高社会美誉度，学校会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梯度划分，无疑“实验班”是位于“金字塔塔尖”，集中最优秀的头脑，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一场“造神”之旅就这样开启了。
但是“实验班”作为学习成绩和学习能力高的一种符号象征，里面的学生就注定要被这个符号所绑架，承担和践行这个符号所带有的标准——成绩好，如果无法做到，则就有可能会被符号之外的“观众”以及被符号“奴役”的自我的内心产生污名化倾向——我是不是不配待在实验班，我是不是太丢人了等等。
同时，越优秀的班级竞争越激烈，竞争的细则和标准会被无限细化，甚至是竞争到每一分每一秒的运用，“在实验班，感觉抬头喝口水都有罪”，网络上有一个曾经在实验班的学生发出此言。因此，被“实验班”符号裹挟以及班级整体的严重内卷化氛围双重夹击的实验班学生，学习竞争普遍异化的很严重，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各种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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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身在“普通班”的刘宇也并不轻松。“体育课好几个同学都偷偷躲着不去上，在班里刷题学习，非常卷。有时候我也不去上体育课。怎么说呢，我已经在普通班了，再不努力真的没救了！”
相较于“实验班”的被迫内卷，“普通班”对于时间的自我剥削更像是一种自救。在学校整体成绩梯度的划分中不占有优势，已经在一定程度宣告了他们在这场马拉松赛跑中落于人后，况且没有优质且充足的补给——即优质的教育资源，如果不自我努力，如何在这场竞赛中拔得头筹？
为此，刘宇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极其严苛的“自救”计划。课间除了上厕所，就要一直刷题，中午和晚上吃完饭立马回班背单词，晚上回到宿舍依然要点灯夜战到十二点。
“我之前有一星期逼着自己每天晚上学到两点半，即使困得要死也要学，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因为早上又要六点就起床，就不学到那么晚了。”刘宇在回顾自己这段经历的时候，竟显得云淡风轻。
而我却被深深震撼到了。或许，课间十分钟，到底是学生自己不出去，还是被教育内卷所绊住，无法出去？
我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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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在反思自己的教育经历。我也体会过课间十分钟“凭空消失”的经历，但让我感到恐惧的是，当时的我竟觉得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老师拖堂，两节课合并在一起考试，音乐美术课被占，下课铃一响自动把上个课间没算完的题目拿出来继续算……每一个场景，我都觉得是理所当然。因为当时，时刻萦绕在我耳边的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用课间十分钟的“苦中苦”，来换一点成为“人上人”的可能性。
我至今仍很庆幸，我的体育课几乎都没有被剥夺。即使在当时，我不是很喜欢上体育课，甚至是好几次在心里默默祈祷能够有老师来占掉体育课。
但所幸，没能如愿，我也保住了我最后一丝嗅到自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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