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遭警察入校暴力清场，大量示威学生遭逮捕，引发了席卷全美的抗议浪潮，学生和教师们在校园里抗议，用帐篷搭起了美国的良心。日新说编辑部主编阿K，采访了数位身处校园示威前线的在美中国留学生，请他们聊聊在校园里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Bram（赴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实习记者）
乔同学（波士顿某大学留学生，校园“巴勒斯坦学生正义组织”SJP成员）
傅景辉（纽约莎拉劳伦斯学院留学生）
Jimmy（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留学生）
一木emoo（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生）
1. 现在体感到的抗议进行到什么阶段了？身边同学参与的规模有多大？
Bram：哈佛的抗议自美东时间4月24日，即春季学期课程最后一天开始，当天结束后就放春假了。起初大约有二十几名同学携带帐篷和生活用品占领哈佛雕像与哈佛园正门间的草坪，随后参与人数逐渐增多，目前大约有五十人左右，人数有浮动。此外，部分抗议者选择在哈佛园的正门口静坐，因为校方已关闭哈佛园，只有持校园ID的师生可进入，使得该处成为与外界媒体等沟通的唯一地点。我身边的朋友尚未参与抗议，但大家都至少去现场观看过一两次。
傅景辉摄于纽约莎拉劳伦斯学院抗议现场
乔同学：抗议活动仍在持续。我们社团成员十分多元，包括不少来自阿拉伯的同学（如埃及、约旦、巴勒斯坦等），他们中许多人参与了帐篷营地的活动，大家相互照应。但在前几天的清场行动中，许多人被逮捕，这些行动或由校园警察执行，或由波士顿市长指派的警察进行。我们为加沙人民组织的捐款活动几乎每周都在进行，我们还通过各种艺术活动来引发关注。与支持以色列的学生组织相比，我们的活动更为积极。
傅景辉：与去年10月相比，目前的抗议活动主体集中在学生群体，尤其是采取扎营“占领”学校的方式，这种模式得到了广泛响应。自哥伦比亚大学事件以来，抗议声浪明显增强，与去年10月的规模相当。
抗议的主题也逐渐具体化：1月查帕夸镇（Chappaqua）那场集会是社区规模，大概两百人左右，参与者普遍年龄较长，主题是呼吁停止杀戮，组织者特地强调不喊“解放巴勒斯坦（free palestine）”和”从河到海（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等最知名的口号。3月份的校园抗议则明确提出了“divest（撤资）”的诉求，敦促学校从资金和技术上，切断那些支持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的政商实体以及学校金主，认为学校的沉默等同于助纣为虐，同时涉及对学校管理层的批评。从4月起，抗议活动开始以占领设施为主，主体仍为学生，并获得一定社会响应。
Jimmy：我认为抗议活动可能已达到一个小高潮，但如果未来警察或学校方面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比如执行逮捕或进一步严惩组织者，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高潮。目前校方态度仍然强硬，但由于华盛顿特区的警察暂时拒绝执行清场，且校警人手不足，学校不得不暂时放弃强制清场。同时，学校采用停学和封锁区域等方式来限制抗议规模，试图打击抗议活动。身边的同学多少都有参与，许多人至少路过现场声援过，有些则参加了长时间的抗议。抗议第二天，我在现场支持了三个小时，也遇到了一些认识的同学。
Jimmy摄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2. 目前具体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们生活状况如何？如何维持吃穿用度？
Bram：在生活方面，大部分抗议者都自备了生活用品和食物，尽管有些不便，但总体情况还算可控。目前校方限制了外人进入校园，并发布了相关通知，未采取其他清场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加上波士顿近期天气回暖，生活上的困难不是太大，也没有网上所述的那般夸张。
乔同学：关于饮食，大家主要是自带食物和水。我们社团的组织人还特别提出，不要为学生抗议者捐赠食物或水，而是将这些捐款给加沙人民。
傅景辉：我有个关系好的同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营地里待了两三天。最近，由于学校将与抗议学生的谈判推迟，警察的驱离日期也因此延后。校方的其中一个要求是，营地中的非本校学生参与者需离开（我同学确实是通过一些方法混入了营地）。据他介绍，哥大营地内的情绪总体较为高涨，夜间大约有三百人通宵住在帐篷里，白天进入营地的学生约有千余人，周围还有很多学生聚集。他们可以轮流回宿舍或去食堂吃饭、洗澡，主要的生活困难是夜间的低温和噪音，有住在宿舍的朋友抱怨说整夜有直升机盘旋。
相比而言，莎拉劳伦斯学院的占领活动氛围非常轻松，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主楼草坪上到处都是铺了野餐垫的学生。那天阳光明媚，气温适宜，抗议组织者甚至搭建了音响系统，组织了一支有架子鼓和贝斯的小乐队。有几位积极响应的教授在主楼里的教室自发开设了“替代课程”，安排了一系列课表。
Jimmy：抗议第一天，活动方呼吁大家捐赠食物，但因捐献的人数众多，不久之后便发布声明说不再需要食物捐赠。几天下来，现场的食物始终充足。现场有许多志愿者维持秩序，并设有临时医疗点，总体来看，生活条件比较有保障，秩序井然。
Jimmy摄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3.自己有没有参与其中，对这种抗议的感受，有没有遭遇什么暴力对待或是目睹什么冲突？
Bram：我本人没有参与抗议，但去现场看过很多次，我认为学生抗议本身是对政治现实的一种无奈反应，无论是上世纪的越战期间的反战抗议，还是今天的情况。观察哈佛的抗议活动，实际上并没有看到所谓的“反犹”主义迹象，无论是诉求还是标语口号都集中在反战和人道主义层面。据《哈佛校报》报道，不少犹太学生也参与了抗议行动。
乔同学：我总共参加过两次在学校的示威。第一次是去年10月底，第二次是最近。还记得第一次的时候，还有支持以色列的学生在我们旁边举以色列旗并称以色列只是在攻击哈马斯，第二次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来自支持以色列组织的反示威了。自己的同学被逮捕，这样的感觉很不好，但还是有很多人会继续去声援，因为大家都不想继续放任学校间接支持种族灭绝。
傅景辉摄于纽约莎拉劳伦斯学院抗议现场
傅景辉：我有摄影的习惯，因此我通常不喊口号、不举标语、不戴任何表明政治立场的标记，而是携带相机拍照，并拿出友善的态度与双方支持者沟通。直接参与抗议的人都对自己的出镜感到自豪，很热衷于给我讲解他们觉得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所以我参与集会比较多，类型也较为丰富，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大概是这么几次：
2023年10-12月，在纽约市中心的若干场抗议和学校的一场抗议；
2024年1月，查帕夸镇一场“呼吁停止杀戮”的社区游行；
2024年3月25号，学校一场，此时开始出现撤资的诉求；
2024年3月28号，学校一场，主要是室内静坐，抗议学校请的“锡安主义”嘉宾，有教授在图书馆举行了“替代讲座”；
2024年4月14号，扬克斯市一场社区游行（属于威斯特彻斯特郡社会论坛的附带活动）；
2024年4月15号，学校内有一场持续全天的罢课活动，学生和平占领了学校核心建筑，大概来了三百名学生，是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
2024年4月21号，闭校的哥大校门口一场，距离第一轮逮捕已经过去几天了。
总的来说，双方基本都比较克制，哪怕是一个以色列支持者站在一群巴勒斯坦支持者面前喊口号，也不太会有进一步的冲突，大家各喊各的。我只看到过两次冲突，一次是24年1月的抗议中，有一名以色列支持者跨过马路站到支持巴勒斯坦的人群跟前，大声叫骂说他们支持恐怖主义。另一次是最近在哥大门口，一名巴勒斯坦支持者动手试图抢夺一名以色列支持者的旗帜和标语，被制止后离开了现场。
Jimmy：在学校宣布要清场后，我便发起号召去现场声援。必须说，我感觉现场非常安全，虽然有小规模的支持以色列的反抗议活动，但他们没有采取语言或行为暴力，现场志愿者也将他们与主要抗议人群隔开以避免冲突。我听说第二天有以色列支持者用言语侮辱穆斯林，但我个人未亲眼所见，仅在朋友的Instagram故事中看到。总的来说，反抗议活动规模很小，现场秩序也非常良好。
以色列支持者与巴勒斯坦支持者校园对垒，一木摄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抗议现场
4.现场真的存在反犹主义言论和立场吗？对校方处理意见有什么感受？
Bram：实际上在4月19日哈佛图书馆门口，就已经出现了支持哥伦比亚大学抗议的团体，人数大约四五十人，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都是哈佛本校学生。可能由于上学期的舆论风暴，哈佛很早就预见到可能会出现扎篷抗议，因此在抗议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就实施了园区封闭管理，只允许持有哈佛大学身份证（HUID）的人进入哈佛园。由于实行了封闭管理，校园的安全和抗议带来的舆论风险都相对可控。
无论是19号的抗议还是24号开始的抗议，校方总体上采取了观望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哈佛大学警察部（HUPD）和其他部门在抗议现场的处理方式更像是旁观者，并没有出现类似哥伦比亚大学的暴力冲突。尽管校方通过邮件等方式发出了警告，并对外表现出较为强硬的姿态，但实际上截至目前并未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
乔同学：关于现场是否存在反犹主义言论和立场，我们社团在年初就特别声明了不容忍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或许其他学校的学生有在“犹太人文化中心”抗议，我们学校也特意派警察守在“犹太人文化中心”门前，但我们的活动完全没有涉及任何有关犹太人或文化的内容。我们从未公开宣扬暴力或支持任何武装组织。
说实话，看到学校使用警力来对付学生让我感到非常愤怒。学生们并没有彻底阻挡他人移动，顶多只是在学校的公共草坪上搭建帐篷，并且搭帐篷的学生数量并不多，也没有人投掷石块或火瓶。作为年轻人，学生本就应当更加充满活力，如果社会限制这种无害的自由，那么社会活动的传统也将逐渐衰弱。
现在学校和支持以色列团体的人就是通过一些小范围的“反犹”个例来诋毁挺巴学生，或者说直接造假。就像昨天在东北大学一样，明明是以色列示威者在那里喊“kill the jews”学校却拿这个来对付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这种做法荒唐至极，我们社团的人都非常气愤。
以色列支持者示威，一木摄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抗议现场，4.28
5.周围人对待抗议活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Bram：我接触到的同学和老师大多至少持中立态度，有的人对抗议的效果持怀疑态度，有的认为抗议是合理且正当的，但很少有人表示反对或认为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我认为这和课程已经结束，目前处于复习周（reading period）有关。此外，抗议地点附近没有太多教学场所，抗议活动也相对有序，因此负面影响很小。
傅景辉：对于声援巴勒斯坦的活动，路人的反应通常比较积极，有时开车路过的人会按喇叭示意支持。相比之下，支持以色列的路人数量较少。在我们学校，公开支持以色列的学生不多，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表示不满，而是在学校设立的用于自由表达的墙板上涂鸦，但这些涂鸦往往很快就会被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覆盖。
4月14日在Yonkers市的游行中，我遇到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他对巴勒斯坦旗和彩虹旗放在一起表示不解，然后他试图询问举旗的人，但没有得到回应。我的殖民化历史课的教授是中东问题的专家，他在1月份也参与了学校的抗议集会。3月28日晚，我参加了一场关于“锡安主义”的讲座，讲座结束后我们简短交谈，他对一些学生抗议者和举办“替代讲座”的教授将嘉宾的立场妖魔化表示了不满。
傅景辉摄于纽约莎拉劳伦斯学院抗议现场
6.对这种抗议所产生的效果有什么预期，这种抗议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和理想有没有影响？
乔同学：我身边的人中有不少都支持巴勒斯坦，包括来自亚太地区的国际学生。但也有人对我说，他们愿意捐款支持，但不希望太公开表态，因为担心受到支持以色列的团体或企业的威胁，可能影响到未来的工作机会。也有人认为我们的抗议无效，或者只是彰显美德信号（ virtue signaling）。但我认为通过我们的示威和活动，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比如美国在3月26日联合国的投票中选择了弃权，使得相关决议得以通过，虽然这个决议并未产生太大实际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些社会活动是有效的。
傅景辉：抗议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但是一种表态。而如果参与这种表态的人足够多则会影响政治决策，因此是一种间接造成变化的手段，我一直对去殖民化、民族主义和全球南方的发展问题保持关注，所学的社会科学专业也使我有机会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今天目睹的情况不仅验证了我所学的内容，还使我对现有的认识体系进行了实际案例的补充。
Jimmy：我觉得抗议活动未必能最终达成初始诉求，但其影响将会非常巨大。我觉得主要影响有三个：
①今年是选举年，民主党的冷漠态度会严重打击年轻人为民主党投票的意愿，而这些人此前多是民主党铁杆支持者，这很可能会使得民主党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中陷入不利境地。
②即便出于种种原因，学校与当局都不能满足学生的诉求，也会让美国在进一步制定中东政策时，被置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我相信这样的压力以及选举上的压力至少会让民主党内部产生分裂，减弱对以色列的支持。
③此次抗议活动呼应上世纪的反对越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的精神，新一代的美国年轻人继承了这种精神，将社会运动的火焰传递了下去，书写了社会进步运动的历史。而通过讲述这次抗议事件的故事，这样的精神又会以各种形式传递给下一代的年轻人和社会运动先锋。
职业规划上来说，这次事件后，我愈发不想去代表建制派利益的机构工作，而更想去从事能真正推动社会公平的岗位。
文字采访、编辑：阿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