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陈策骐五十眉寿征诗，陈声聪寄诗三首，《兼于阁诗话全编》未录，见于听诗斋2024年4月6日微拍“清代民国文人手迹专场”。
1947年，福州人陈策骐（字逸韩）五十眉寿征诗，堂兄陈声聪题赠：“与君数雁序，少于我一岁。少小随宦回，满口粤语利。门前逐儿嬉，绝驰不受辔。论辩高抗人，我弱辄先避。”笔调轻快，而历史却显示其吊诡的另一面：辛亥年（1911年）陈策骐14虚岁，其父陈寿璚（1873年—1945年1月4日）成了清代嘉应州（今广东梅州）末任知州，在“杀降”事件中备受煎熬，凄然返乡。
“杀降”与“清算”
梅州光复以“兵不血刃”开局，继而游击白如镜以“兵变不屈死”载入《辛亥殉难记》（清遗编撰），不久便是“五虎（甫）闹梅州”。风云突变，得失均在于当地革命党人派系众多的事实。李汉为当过调解人，计其《梅州光复片断》所列武装力量，有“冷圃”主导、学生军、松军等6支义军。
叙事人立场不一，引发“罗生门”式的观感。参与策反游说的黄干甫记述，“知州陈寿璚、游击白如镜各自向梅军司令部投降，交出所有公款及旧式枪械”，“命令他们暂时回原衙署居住，俟水路通时，准予安全离梅”。但陈寿璚心存恐惧，“在衙住了数天，便随同县人陈春舫（教育会）到南口圩陈姓家中暂避，以求安全。而游击白如镜系满洲人，无处可投，仍在原衙居住”。叶菊生是《讨清檄文》起草人，则言“知州陈寿璚弃职逃跑，游击白如镜无抵抗”，未几“熊越山（同盟会员）亦至……将白牵出大堂枪毙，至引起内部发生裂痕”。
混乱的场景叙述带出问题：是“弃职逃跑”，还是“在衙住了数天”？“暂避”与“杀降”孰先孰后？
温翀远与“杀降”事件关系较为直接，据其回忆：1911年11月11日当晚，“冷圃”派已说服巡防营放弃抵抗，梅州和平光复。11月14日，熊越山率其旧日在汕头联络的志士20余人返抵州城，发现光复后的梅州毫无革命气象，“即向松军（由温翀远带队）取去手枪五支，率其同来志士直趋旧游击衙门，把压迫人民多年的游击白如镜枪决了”，接着就“清算知州陈寿璚所掌管的库存”，查出白银五万余两。
陈策骐《先君行述》提供另一视角：旋革命军起，四方响应。八月（应为农历九月下旬），暴徒诡称革命军侵入州城，武官殉难，转毁州署，先君暂引避。暴徒既肆捜索、翻账目，坚请先君出见，逼清算账务。先君不动声色，将履任后收支详数一一清点，余款与暴徒所搜索者适相符。暴徒始惊服乞留，先君力却之，乃赠资斧九百元，沿途酒肉相款护送出境。
其文字固然有“为亲者讳”“美化歪曲”之嫌，也和其他叙事一样“许多情况和人名不易记忆清楚”，却可为“温翀远版”理清眉目，明确了“杀降”“清算”时，陈寿璚尚在州城。
“七绝”与“楹联”
晚清梅州贡生王漱薇《梅联最话》收录陈寿璚两联，并云：陈牧署任，方及一年余，适遇辛亥沧桑，为革命激烈分子窘，所有行李衣服，概被抬出大堂焚烧。是时值白游击被戕，民情震骇，而革命中和平分子制止弗听，几乎阋墙。幸有人调停，陈牧始免于难，后逃出投南口族人。事定后，由族人捐赀佽助回籍。
《梅联最话》修正和完善了陈策骐的叙事，“南口族人”的集体记忆也有所印证。南口圩在梅州西14公里，《舜裔源流世系暨先贤事迹》（1977年台北初版）由南口陈直夫编纂，这部族谱写道：那时武昌革命成功，梅县亦准备起义，先父（陈亮筠）与族叔春舫参与其事，为避免伤亡，因先祖父（陈国梁）与州官陈寿璚私交甚好，乃嘱先父秘密向陈州官说服投降，请其下令不抵抗，本族保其家人安全。陈州官目睹国家大势，不得不服，乃表同意，先祖父遂接其全家到来南口住于嘉莲书屋。
这些说法可与“官绅密谋独立”（李汉为说）、对革命组织活动“从来不加过问”等史料交叉互证。光复前夕，有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满清，光复中华”等口号，“并未引起任何冲突”；光复之日，“均剪去发辫向梅军司令部投降”。陈寿璚当年不到四十，岂能以“老朽无知”草率形容。
王漱薇说陈寿璚“当时有感怀七绝十余首，州人多抄阅之云”。资料也称“州牧陈寿璚闻风惊逸，留诗‘适庐’，嗟叹而去”，“适庐”或指梅州绅士黄玉屏（参与官绅密谋）的寓所。陈寿璚《息楼诗集》只字未录，但李汉为摘抄四首，其二云：“义旗所举种扶黄，人已归降杀不祥。况乃无厌将及我，同胞二字太荒唐。”
其四为接“乱世家书”感怀：“先庐报道成灰土，搔首苍天泪满襟。”1917年，林纾与陈寿璚书：“回念保福山（今福州八中一带）故宅，弟曾经过，闻群从书声，辄太息尊人之有福。”是否指此？王铁藩说陈寿璚“居化民营通天境巷”，即陈声聪所谓“左首仍存庆城寺，西街无改井楼门”，可见陈家前后均维系同堂而居。
至于他的官廨题联，署大堂云：“要怎样清慎勤，惟见得天难欺、民难欺、长官难欺，求无过不求有功，毁誉何妨听舆论；说甚么才学识，但视夫情所在、理所在、国法所在，弗受德亦弗任怨，鉴衡且自懔冰心。”花厅云：“事本至公，何妨入室；吏原非俗，再求读书。”文字可通神，当地文史学者有感而发：视其楹联志趣，也是一位想在任上有所作为的官员。无奈满清政治腐败，大厦将倾，陈亦无所作为。
涉及梅州，《息楼诗集》只提一件往事：“魏君润民，五华（嘉应州属长乐县，鼎革后改今名）人也，来闽为推官，谓予梅州任内平魏、李斗案，至今犹有称颂者。书此志愧。”指的是“两姓争山酿斗，互相掳杀百余人”，陈寿璚带兵弹压、划界勒碑，妥善处理了这起恶性事件。
陈寿璚携家眷（育有一男两女）避难南口，陈直夫时年4岁，但坚称自己尚能记忆：“她们多系小脚（缠足），她们给我见面礼是银圆也。梅县事平之后，便护送他们到汕头乘轮船回去福州。”
“祸福”与“毁誉”
陈策骐著有《倚寒楼诗》，编选其1919年至1962年的诗作，开篇题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参与北京学生示威游行感赋”，首联是“忧国书生策枉陈，拼将热血洒京尘”。陈寿璚《喜韩儿归，用放翁遣舟迎子遹均》诗中自注：“京师学生以争青岛事全体被逮，儿亦与焉。”勉励其子：“祸福勿避趋，言之必可行。”
李汉为之所以抄录四首诗，是要“充分暴露了他对革命的不满”“让后人看看当时清廷官吏的心态”。实际上，陈寿璚并非一介风尘俗吏，也不像沈瑜庆这般遗老抱缺守残。入民国后，他供职于福建财政厅，其作为今人多有提及。而从1934年的司法行政部训令，可知其亲家、时任江西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林炳勳还努力为他谋求该院检察处“主任书记官”一职，这一职务并非临时性，因为迟至1944年6月17日，尚有“调任陈寿璚试署福建闽侯地方法院检察处书记官”的部令。事实远非《先君行述》“癸酉（1933年）春，先外舅林仲立公筦赣法院，约往游居三年”那般轻描淡写。尽管工作时断时续，去世前几月，陈寿璚还在为“衣食谋”奔波。
陈寿璚晚景不佳，而陈策骐履历颇丰，堪称民国“理工男”的标配，从《中国工程人名录》（1941年版）可一窥大概：1897（《林则徐世系录》载其生于1898年），福建闽侯；北京工业大学电机，1922（毕业）；美Harvard U（哈佛）电机硕士，1928（毕业）；福州无线电报局工程师；海军总司令部技正，电信科长，海军部科员；劳动大学电机系教授兼主任；江南造船所电机工程师；汉口无线电总台管理工程师，1934；交通部湖北电政管理局总工程师，1937。
1926年6月，《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刊发“陈策骐君将赴美深研电机工程”的游学新闻，补充了他早年“福建省立第□中学数理教员”等从业信息。原计划是去“美国纽约省（州）之康乃（奈）尔大学”，定于“八月二十二日与清华团乘麦金兰（莱）总统号同舟放洋”；《倚寒楼诗》也透露不少个人行踪，如《汉口闻警》（1938年）自注：“时负有留守任务，避居法租界，冒死设台与后方联系，处理善后工作。”
1946年已见陈策骐任“重庆电信局副局长”的报载。1949年底解放大西南期间，在“十六条杀令”恐吓下，陈策骐仍积极参加“护局”活动。1950年留任，后又见于“重庆大学电气工程系教授”名录。1955年7月20日，北京邮电学院成立，重庆大学相关师资是其一大班底。陈策骐为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第三届委员，社史资料《北京分社早期社员名录》显示他1955年8月27日“自重庆分社转来”，任“（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系副主任”。
之后如陈声聪所言，“嗣调训河南确山，复回川”“癸丑（1973年）退休”“乞居成都”“近裒其新旧作若干首曰《晴川集》”（《逸韩五弟八十赠诗》一九七七年丁巳）。所指应与“北邮”于1969年起迁至确山筹建干校、更名诸事有关。
校史档案显示，陈策骐是1961年度“北京市先进生产者”。值得玩味的是，现今“孔网”贴出一册《倚寒楼诗》（约1962年版）书影，内页原持有者加注不少眉批，那首“五四感赋”被批为“美化自己”；《与一隅晚步》“琴声灯影来歌馆，花气鱼腥过酒家”招致恶评：“回忆解放前花天酒地旧官吏生活、糜烂生活，黄色。”陈策骐于1978年去世，其人生正应了“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的古训。
作为上海诗坛一代盟主，陈声聪评点五叔父陈寿璚诗“近随园、瓯北一路，入社（说诗社）后力求深质，而终以本来面目为佳”，逸韩五弟“清新带蕴藉，佳处近陆游”。而从“诗史”的角度来看，父子两诗集恰是其人生档案的熨帖脚注。（福建日报记者 谢海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