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4日，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三联书店邀请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与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进行了一场题为“我与清史研究”的对谈。在对谈中，阎崇年先生就自己如何走上清史研究的道路，学术研究中专与博的关系，以及为人与治学等话题畅谈了自己的经验与心得。这也是阎崇年先生首次在讲座中系统地回顾自己研究清史的历程。
阎崇年先生从事清史研究超过一甲子，长期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前些年在央视《百家讲坛》的讲学备受全国观众欢迎，近年在三联书店出版了《阎崇年史学论集》（清史卷、燕史卷、满学卷，2023）、《森林帝国》（2018）、《御窑千年》（2017）等著作，既有扎实的学术成果，也拥有颇高的人气。这样一位“明星学者”来到三联讲座，让工作日晚间的三联韬奋书店活动区座无虚席，也有成千上万的读者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了本场活动。
研究清史“慎始善终”，积二十年心血著成《努尔哈赤传》
对谈伊始，宋志军首先请阎崇年先生谈谈自己怎样走上了研究清史的道路。阎崇年先生表示，自己本来有志于先秦史，后来经历了杨向奎、白寿彝两位名家的指点，才走上了清史研究的道路。
阎崇年说，自己受到北师大历史系杨钊教授的影响，毕业以后对先秦史有兴趣，钻研了三年，写出了一些文章拿给中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主任杨向奎看。杨向奎一方面鼓励阎崇年，认可他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告诉阎崇年应该发挥身居北京的优势，充分利用北京的明清宫廷档案，研究当时少有人涉足的清史。阎崇年说自己听了杨向奎先生的意见受到了很大刺激，认真思考了一个月到底应该做什么，然后才下定决心从事清史研究。尽管这是1963年发生的事情，但阎崇年先生说起来依然记忆犹新——花了一个月时间思考，从事超过60多年的研究，阎崇年把这样的经历称为“慎始善终”，他也鼓励现在的年轻人要这样对待自己的事业。
下定决心从事清史研究后，阎崇年先以康熙作为切入口，但始终感觉不得要领，对八旗制度、满族的基本问题搞不清楚。在迷茫之中，白寿彝先生告诉阎崇年，研究清史要从根源上入手，就是去研究清朝开国的历史。由此，阎崇年走上了研究努尔哈赤的道路。
阎崇年表示，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他全身心投入努尔哈赤研究，穷尽了有关努尔哈赤的材料——中国明朝的材料、中国清朝的材料、朝鲜的材料、日本的材料，汉文材料、满文材料，在此基础上撰写对努尔哈赤的研究。第一个十年过去，到了1973年，他写成了一篇关于努尔哈赤的论文，拿给白寿彝先生看，白先生鼓励他写出一本努尔哈赤传记。于是他又用功十年，终于在1983年出版了《努尔哈赤传》。
这部花费二十年心血写成的《努尔哈赤传》，是全世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努尔哈赤的学术传记。不仅受到了国内学界的重视，美国、日本学界也相当重视此书，在全世界清史研究领域奠定了阎崇年先生的学术地位。
学术研究的专与博
在阎崇年先生回顾了自己从事清史研究的经历后，宋志军谈到阎崇年先生还研究满学、北京史，并请阎崇年讲讲学术研究中专与博的关系。
阎崇年结合自己的经历表示，博要建立在专的基础上，和专应该是交叉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阎崇年需要撰写北京史的相关论文。他结合自己对清朝开国史的积累，选定了袁崇焕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袁崇焕刚好处于明史、清史、北京史的交叉地带，便于他在已有的基础上开展研究。阎崇年表示，从此之后他的许多研究都是立足明史、清史、北京史的结合处，譬如关于明清皇帝的研究、故宫的研究、满族文化的研究，等等，202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阎崇年史学论集》就包含明史、清史、故宫史、北京史、满学五大领域97篇文章。
阎崇年还表示，自己立足于清朝开国史的研究，最后能贯通理解整个清史，背后的要诀是追求“约-博-通”。把一个小小的点掌握扎实，然后吸收大量的材料，经过沉淀、积累，上升一个境界，最后剩下的才是精华。只有长期从事于一项事业才能实现“约-博-通”，有太多人因为半途而废而不能把工作做“通”。
对待事业要“敬、诚、淡、静”
阎崇年先生从事史学研究超过60年，他谈及了一个关于一手史料的故事，恰好反映出了他对待事业的态度。北京郊区有个王府，大家长期以来不清楚其历史上的主人。当地想要发展旅游业，想请阎先生为王府“担保”，确定王府的主人是某历史名人。为了确定王府的主人究竟是谁，阎崇年通过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史料，终于确认了王府的主人并非某历史名人，避免了一场张冠李戴的错误。阎崇年先生对待历史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
阎崇年先生把对待事业的态度归纳为“敬、诚、淡、静”四个字。他把“敬”排在第一位，他说“敬就是爱，如果不用敬字对待自己的专业，就不能入其门”。第二是“诚”，历史就是要求真，而“诚”是求真的基础。第三是“淡”，要淡泊名利，才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最后是“静”，只有“静”，才能把一个领域做长久。他鼓励年轻人要静下心做事，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再笨也会做出一点成绩，“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对谈的最后，阎崇年先生表示自己已经90岁了，体力虽然不比年轻的时候，但一周七天每天都在工作。前些年，他发现了满族的祖先属于“森林文化”而非“草原文化”，写出了《森林帝国》一书；去年，他有45本书在不同出版社出版，他希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拿出更多成果和大家分享。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