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元生
从16岁参加革命至46岁逝世，任弼时把30年的生命和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青年任弼时的纯朴初心的形成，就是他从长沙到上海、从上海到苏联，在求学探索、留学考察、入党思考等具体实践中坚定了革命理想信念。青年任弼时的初心，就是他的上下求索之心、舍生取义之心、爱国奉献之心。
一、一个名字，即有爱国、卫国、强国之意
1904年4月末，任弼时出生在湖南汨罗市唐家桥，父亲任裕道按照族谱辈序的“培”字，给任弼时起名“培国”，寓爱国、卫国、强国之意。
任弼时童年时，父亲是家庭中对他影响深刻而又至关重要的人。这位科举落第的乡间知识分子，以教书为业，思想开明，不因循守旧。他在年逾而立之年时，离家赴长沙湘阴师范学校接受为期半年的乡间私塾教师的培训，结业后便在家乡办起新学，名叫求志学堂。这所学堂男女兼收，使乡村的风气为之一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任裕道将7岁的任弼时送进作民小学求学。此时，因经费困难，求志学堂已经并入他校，任裕道也应聘到作民小学做国文教员。作民小学离任弼时家20多华里，任裕道是住校的教师，这时任弼时也就随父亲一起住在学校里。1914年春节过后，因父亲转入任姓族祠所办的学校——序贤小学任教，任弼时也插入序贤小学三年级就读，并且依旧随父亲住在学校。
幼时的任弼时受父亲影响，精通绘画篆刻，艺术家气质与生俱来。然而，他没沿着艺术家道路走下去。
任弼时出生在20世纪初年，是近代中国最混乱、最贫弱、最痛苦、最黑暗的年代。当时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中国已经完全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国家积贫积弱，不少有志之士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而这呐喊声在任弼时的家乡湖南又尤为激昂。
◆任弼时就读的序贤学校外景。
任弼时在序贤小学读书时，其年龄也不过10岁左右，但他却已经产生了鲜明的民族情感和国家观念。他在一篇题为《爱国说》的作文中写道：“凡人之生，宜有爱国之心。何也？因身与国家大有关系，故宜大家保存。有战事宜以勇敢之心御之，勿徒多以自谋口腹自得安居而已。”在少年任弼时看来，具有“爱国之心”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个人与国家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国难当头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勇敢抗击来犯之敌，而不能因一己的私利而安之若素。他在作文中还写道：“人人若有卫国之心，即有御侮之策也”； “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这种朴素的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1915年夏，任弼时在序贤小学初小毕业后，考入长沙湖南第一师范附设高小部读书。这时，他只有11岁。从此任弼时由乡村进入了城市，开始独立生活。
进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小读书，这是任弼时求学生活的重要转折点。当时，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萧子暲等人也正在校，萧子暲还是一师附小的体育教师。这批人不但是在校内传播新思潮的骨干，也是长沙学生界、文化界的活跃人物，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也因为有他们而在政治上颇为活跃。
任弼时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三年，不仅开阔了视野、增长了学识，而且加快了心态和心智的成长和成熟，他的爱国主义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在题为《说国民之义务》一文中，他写道：“国者，人民聚合而成。故人民宜有爱国之心，而为国家尽义务。义务为何？一曰：服兵役，以免外国侵夺也；一曰：务教育，以启迪智能也；一曰：定法律，以维秩序也。此三者均不可缺。……吾国开化最早，地大物博，人口亦众，不独吾父母祖宗经营生息于斯，非可恝然相处；即吾藐然一身，既为国民一分子，亦当自尽其力为国家尽义务也。”
◆少年任弼时与母亲合影。
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励下，任弼时孜孜学习历史和地理，涉猎古今名人传记，从中寻求救国自强的途径，初探人生之路。为了渴求祖国的富强统一，任弼时这时曾崇拜明太祖朱元璋，还天真地认为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是“强国之模范”。
1918年夏，任弼时虽然年仅14岁，只是高小毕业生，但心中的志向却是“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以拯救处于“危急之时”的祖国。
高小毕业以后，任弼时又先后进入明德中学和长郡中学读书，伴随年龄和学识的增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愈益强烈。
当时，长郡中学有个叫彭超的学生，面对国难深重的时局，纵身跳进湘江自尽，以图用生命唤醒昏庸的政府、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听说这件事后，任弼时深感震撼，在带领宣传队同学回湘阴的途中来到湘江边，宣读彭超的遗书，并激励同学们：“彭君以死明志，爱国之心可敬，报国之法可叹！国难深重，道路艰难，正是我们联合民众力量，奋起斗争的时候，任重道远。”
与此同时，任弼时开始对社会弊端进行思考。1918年10月，任弼时在《国庆纪念日感言》一文中直面抨击“以一二人之私见”“破坏全国之安宁，于人民之呼吁置若罔闻”的统治者，同时发出“中国其能免于危亡乎”的慨叹。
五四运动爆发后，任弼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斗争，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
少年时期的任弼时，民族精神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的思想之中。
二、一封家书，“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
1920年，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这年夏天，正步入青春期的任弼时，面临着重大的人生选择。中学即将毕业，而家境艰难，父亲年迈，再依靠家庭供给继续上学已经不可能。如何生存，向何处安身立命，是任弼时需要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年暑假，他与同班同学萧劲光相约不回故乡，目的是想能够为家里节省一点路费，同时还想毕业后在长沙找找工作。
一次偶然机会，任弼时看到长沙街头的画像馆，便动了开画像馆的念头。于是，他买了纸笔做尝试，画出的人像并不比画像馆的逊色，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可是，此时的任弼时并不开心。国家内忧外患，同胞受苦受难，让任弼时无法安心去走个人的谋生之路。受到民族精神滋育和激励的任弼时，此时胸中跳动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心，血管中奔流的是救国拯民之热血，他需要走的是既能谋求自立又能实现报国理想的道路。
◆任弼时赴苏俄留学前合影。前排右一为任弼时。
恰在这时，苏俄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曙光让任弼时看到了实现个人理想的希望，同时也令他产生了对苏俄的向往。当得知长沙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且在听了关于苏俄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状况的介绍以后，任弼时欣喜若狂，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萧劲光。
这年夏天，任弼时毅然放弃即将完成的学业，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到俄国勤工俭学。
萧劲光后来回忆当时报名的情景，写道： “那天中午，天气很热，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兴奋得睡不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商量来商量去，两人都横下一条心，去！文凭不要了。我们立即找到任岳，通过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提出申请，填了表，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不久，任弼时和萧劲光等人即作为长沙留俄勤工俭学团选派的第一批留俄预备生登程赶赴上海。
1920年10月，在他们已经到达上海并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时，长沙长郡中学贴出了将任弼时、萧劲光除名的布告。就这样，任弼时以放弃当时人们十分看重的中学毕业文凭为代价，走过了人生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开启了新的人生历程。
进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所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后，任弼时主攻俄语，并通过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常识，思想认识发生转变，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经过半年多的学习，他从探索和比较中，找到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向，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人生方向。
1921年4月，经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苏俄方面的联络和安排，决定分批派外国语学社学员去莫斯科学习，任弼时名列其中。他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忧心如焚，劝他“谋事上海”，不要远涉重洋。5月4日，父亲写信给任弼时，劝他再作考量，从长计议。
赴苏俄留学的日子就在眼前。坐在窗前，展开父亲的家书，任弼时不禁泪如雨下。一边是家国理想，一边是父子情深，任弼时心情沉重。
◆任弼时赴苏俄留学前给父亲的信。
启程前夜，任弼时通宵未眠，给父亲写下一封长信。
在信的开篇，他这样写道：
“前几天接到四号手谕，方知大人现已到省，身体健康，慰甚。千里得家书，固属喜极，然想到大人来省跋涉的辛苦，不能说是非为衣食的奔走所致，若是，儿心不觉顿寒！捧读之余，泪随之下！连夜不安，寝即梦及我亲，悲愁交集，实不忍言。故儿每夜闲坐更觉无聊。常念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但儿常自怨身体小弱，心思愚昧，口无化世之能，身无治事之才，前路亦茫茫多乖变，恐难成望。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
在这封信中，任弼时虽然没有对“大福家世界”作出解释，但从他平时习作的言论和思想推断，那必定是个不受外族欺凌，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有事做有饭吃，幼有所学、老有所养的美好社会。难能可贵的是，任弼时把创造这样一个社会的责任，放到了他们那一辈青年人肩上，并且认为这也是他们那一辈青年人的希望所在、成功所在。这就是任弼时的初心。如此对理想信念、个人抱负的深刻认识，是任弼时前所未有的。经历了五四运动、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后，任弼时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有历史使命感。
这封来自黄浦江边的家书，同时也表现了任弼时作为独在异乡的游子，对双亲的关心与惦念，流露出一个孝子不能侍奉双亲的辛酸与无奈。
任弼时的父亲是位比较开明的人士，他在教私塾过程中，积极宣扬维新变法主张。他在对学生们进行的启蒙教育中，灌输的基本上都是历史上勤奋勇敢和爱国的故事。在课堂上教国文时，经常向学生介绍帝国主义列强是怎样侵略中国的，使幼年的任弼时经受着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熏陶。
任弼时是个孝子，即便在学习工作都很繁忙的情况下，他仍时时念及家中情形。这封家书叙事完整，感情丰富。一方面怀有寻求真理、改造中国的伟大抱负，另一方面又时刻惦记着父母亲与家中亲人。“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双重的感情，在国与家的矛盾中重合，细微之处彰显人格的伟大。
也正是由于任弼时具有这种远大理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促使他化离乡别亲之苦为动力，胸怀救国图存的大志，毅然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三、一次留学，“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革命”的决心执着坚定
寄回了家书之后，1921年5月中旬，刚满17岁的任弼时便扮成理发师，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安排下，与刘少奇、萧劲光、罗亦农、蒋光慈等从上海乘船，前往海参崴，开启 “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革命”的留学之旅。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是俄罗斯的土地上战火并没有熄灭。为了扼杀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勾结俄罗斯境内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在苏俄远东地区的海参崴和滨海省，就盘踞着与苏俄为敌的日本军队，而这里是任弼时等人赴苏俄留学的必经之地，沿途盘查甚严，如果暴露了身份，就会有生命危险。此时的任弼时，已经下定决心，不管途中如何艰险，他都无所畏惧。
这趟旅途历时两个月，行程7000余华里，直到1921年7月9日才到达目的地。
旅途中充满艰辛和危险。任弼时一行乘坐的邮轮不是直抵海参崴，而是从上海起锚后，先要到日本长崎停靠。船到长崎港后，为了安全，不能登岸，必须成天蹲守在昏暗闷热的船舱中。而邮轮到达海参崴时，当地还处于冰天雪地中，又正闹着鼠疫。下船后，他们迎着呼啸的寒风，来到一家中国人开的小旅馆，住进了冷冰冰的屋子，焦急地等待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人前来接头。
◆任弼时
在同共产国际的接待人员接上关系后，任弼时才得知，从海参崴到红军管辖区伯力还要经过反布尔什维克武装盘踞的地区，只有到了伯力，安全才会有保障。
在旅途中，任弼时不幸因患感冒而被日军扣留，并且与其他赴苏俄人员失散。当时他身上没有多少钱，处境十分艰难危险。但他临危不乱，不但巧妙地摆脱日军检查站人员的盘查，而且果断采取妥善措施安全地抵达伯力，与其他赴苏俄留学人员胜利地会合在一起。大家得知任弼时脱险的经历后，都一致赞扬他的镇定和机智。
到达伯力以后，虽然安全得到了保障，但是前往莫斯科的旅途生活依旧充满艰辛。四年的世界大战和三年的国内战争，把俄罗斯搞得筋疲力竭，没有粮食、没有燃料、没有足够的日用品，开往莫斯科的蒸汽列车，燃的是木柴，颠颠簸簸，速度很慢。车厢里没有暖气，人仿佛在冰窖中。列车经常出故障，总是走走停停。有时遇到零散的匪徒袭击，旅客还得下车，匍匐在车厢下，躲避流弹。在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困难条件下，接待客人的食品，只能是一小块黑面包。
1921年8月3日，任弼时进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把“任培国”正式改名为任弼时，并起了一个俄文名字Бринский（布林斯基）。
这时，虽然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但是学习的条件和环境还是比较优越，只是语言的障碍使他们的学习效果受到制约。掌握俄语又成为任弼时必须克服的困难。
◆任弼时（左一）在苏俄留学时与同学们的合影。
刚入校时，任弼时的俄语水平很低，听课时非常困难，必须要一句一句地翻译。任弼时不甘心这种被动的听课状态，他抓紧一切空余时间，横下一条心坚持苦学俄语。尽管在该校中国班的学员中，任弼时年纪最小，身体也差，经常感冒，但是由于他的刻苦和勤奋，使得他的俄文水平提高很快。
语言的突破，让任弼时如鱼得水。一年过后，当担任西方革命史课堂翻译的瞿秋白奉调回国时，任弼时就接替他当上了课堂翻译。
在东方大学里，任弼时较为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提高了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广泛地涉猎各种传媒信息，扩大了自己的政治视野。这样一来，就使得他能够把中国革命和远东乃至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观察和思考，加快了他在政治上成熟的步伐。
任弼时不但认真学习，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入学半年后，他就赶上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有幸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大会，受到了生动的教育。1922年3月，任弼时在填写旅俄青年团“团员调查表”时，在“来俄时的目的”一栏中写道：实际考察劳农俄国，观念明确，回国做相当的革命运动。1922年12月7日，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会议通过决议，任弼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翌年4月，任弼时出席了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在5月7日召开的支部临时大会上，他担任大会书记。根据他的提议，此次大会的研究内容增添了少年运动一项，并规定党支部负责青年团工作的执行委员应加入团支部执行委员会。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后，任弼时立即绘制一幅列宁遗像，悬挂在中国班里以示悼念。1月25日，任弼时瞻仰完列宁遗容后，又参加了为列宁守灵等葬礼活动。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在明亮的灯光之下，我觉得他栩栩如生，正所谓虽死犹生。在短短的五分钟之内，我的感想千千万万。”这一特殊经历极大震动了任弼时的思想，更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决心为完成列宁未竟的事业继续奋斗。
1924年5月，李大钊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任弼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大会。中共代表团成员张太雷告诉大家，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形成后，需要一批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决定加派陈延年、任弼时等6人回国。
◆1924年8月，任弼时留学回国。
任弼时离开莫斯科回国，行前他敬谒了列宁墓。在红场上，他的远房兄弟、东方大学同学任作民问他：“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了吗？”任弼时明确地答道：“决定了！”这一声“决定了”，是他把个人的理想抱负，自觉融入共产党人集体的初心和使命中的开始。
7月23日，任弼时等第二批学员随同中共代表团启程，结束了在东方大学三年的学习生活。回国前，中国旅莫团组织给任弼时的评价是：用功，思想有进步，但对于实际和政治问题还须特别注意。
三年留学生活，年轻的任弼时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彻底转变，更加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为他回国后为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事业的组织建设，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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