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德关系更多是2000年之后因两国间贸易合作而飞速发展起来的，那么中法关系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和我国建交的西方国家是来自北欧的丹麦、瑞典和芬兰，西方大国中，由于美国反对，对华交往都比较迟缓。
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是英国（1950年1月），中英双方于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达成互派代办的协议，算是“半建交”。
英国之所以承认中国主要是因为香港的关系，双方真正建立大使级外交发生在尼克松访华结束的1972年3月。
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1973年
按照官方说法，通常将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认定为法国，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1964年1月，中法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在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外交局面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法建交堪称六十年代中国外交领域最亮丽的一笔。
实际上，从1955年（23国建交）到1969年（50国建交）期间，法国是唯一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其他全都来自亚非拉。
因为这种历史渊源，使得中国长期以来都把法国看做是在西方世界中一个重要的抓手关系。
尤其在密特朗（1981~1995年在任）早期和希拉克（1995~2007在任）时期，中法关系总体上蓬勃发展。
其中，希拉克时代的法国坚定支持联合国和多边体系，反对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造就了中法关系的黄金十年。
参观兵马俑的希拉克
为什么法国会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抛开政治人物的个人感情，从法国国家战略的角度做一番详细剖析。
从五十年代开始，法国就树立了在美苏之间“玩平衡”的指导思想，尽可能充当东方阵营与西方阵营间“斡旋者”的角色，以此来发挥大国影响力，两边通吃。
虽然人们都知道关键时刻法国一定会回归西方阵营，但它非要做足姿态，比如宣布退出北约、驱逐境内的美国驻军、大力发展自身国防建设等等（戴高乐时期曾退出北约，重新加入是在2009年，法国也是欧洲主要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美国驻军的）。
前文介绍过抗法援越的故事，1950~1954年间中国几乎是越南的唯一外援国，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之所以坐视不管，很大程度便是因为不希望得罪法国。
待到法军撤走、美军上场，苏联援越的力道也就渐渐起来了。
不得不说，法国这种平衡务实的外交战略确实起到了效果。
尤其在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一扫二战战败的阴影，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大国，被戏称为“以二等车票坐头等车厢”（与美苏并列，力压英德），民族自豪感爆棚。
戴高乐与肯尼迪，1962年。戴高乐人高马大，与肯尼迪走在一起气场完全不输。
随着冷战结束，法国赖以施展平衡的外部大环境不复存在。
而且由于合并后德国的实力明显增强、经济发展一骑绝尘，使得法国在欧洲的地位有所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强大民族自豪感的法国并不甘心于完全落入美国轨道，经过一番调整，确立了“联合德国壮大欧盟，力推世界多极化格局”的战略指导思想。
基于“多极化”的出发点，法国迅速瞄准了中国，于是九十年代中法关系在经历短暂波折后，又再次被希拉克总统带入蜜月期。
希拉克时代，法国抵制单边主义的外交特征十分明显，包括：强调安理会职能、主张将中国纳入G8集团、力推欧元国际化、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等等。
这一时期法国同中、俄、日分别建立起伙伴关系，还于1998年推动了中欧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成为今天中国与欧盟交往的核心平台。
时间快进到马克龙时期。
1977年12月出生的马克龙是个一鸣惊人的政治人物，比起之前的四位总统密特朗、希拉克、萨科齐和奥朗德，马克龙宛如电视剧中头戴光环的男主角，坐着火箭飞入了爱丽舍宫。
2016~2017短短两年间，马克龙几乎是从名不见经传一下子冲到台前。
在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欧洲建制派迫切寻求稳定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他以39岁的年龄当选总统，成为继拿破仑后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元首。
做总统之前，马克龙的高阶行政履历只有短短四年：2012~2014年给奥朗德做总统府副秘书长，2014~2016年担任经济部长，仅此而已。
为了凝聚意识、弥补自己政治历练不足的缺点，马克龙自入主爱丽舍宫以来就高调宣布自己是“戴高乐主义”的继承者。
换言之，他也希望能够在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之间寻求平衡。
只不过相对前辈们手中拿过的牌，马克龙接手的法兰西是一个更烂的摊子，不仅经济发展停滞，而且内部矛盾也愈演愈烈。
以马克龙最近推行的退休年龄改革为例，法国全国性的罢工此起彼伏，涉及运输、学校、能源、医院、公共交通、航空等诸多领域，几近瘫痪。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时期，出身社会党的密特朗总统推出了一系列用工福利政策，使得法国人早就适应了工作时间短、带薪假期长、退休时间早的舒适生活。
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
军事层面，法国原本是世界主要大国中军工体系非常完整的一个，可以跟美中俄相媲美。
但由于本国军队装备的量太少，使得法国军工企业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研发成本极高，迫切需要到国际市场上拓展市场。
然而国际上的军火贸易非常复杂，A国一旦向B国采购了战机、军舰、导弹等大宗装备，需要与后者建立长期的维修保障关系，多少有点“受制于人”“交保护费”的感觉。
正因如此，一些富裕的欧洲、中东国家往往倾向于采购美国货。
这时法国企业只能尽可能许诺技术转移、本地化组装等优惠条件去争取客户，颇有饮鸩止渴的意味。
不难预计，随着F-35大举进入欧洲市场，未来法国将被迫做出艰难的选择——要么自力更生咬着牙研发下一代战机（面临成本高昂、出口市场卖不出去的问题），要么自暴自弃把本国军工产业给荒废掉。
考虑到法国只是一个GDP不足三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想要继续维持本国完整的军工体系并充当世界“第三势力”，已不太现实。
乌克兰危机期间，马克龙总统耗费了大量的心神精力。
从战前访问莫斯科与普京长谈五小时到战争期间频频重提“欧洲安全框架”，他的努力似乎并没有掀起多少涟漪，以至于法国民众对于自己国家在欧盟和世界上地位显示出了罕见的悲观情绪。
对法国来说，心理上和行动上必须重新找准国家的定位，“以二等车票坐头等车厢”的优惠政策早已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