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因度支困难，皇帝被迫放下脸面号召群臣“捐饷助国”。崇祯十五年孙传庭受命征讨李闯，但离京时只凑出五千士卒。而到了崇祯十七年，召不到兵马的皇帝只能眼睁睁看着大顺军向他杀来。那么大明到底是亡于无钱，还是无兵呢？
洪武二十六年，朝廷收到的田赋首次超过3000万石。这一年太祖下令全国各府、县将当年所收田赋刻于石板公示并作为定额，这至少能说明此时朝廷并不觉得收支困难或者说没钱。
那么之后明朝为什么财政窘迫呢？答案并不是一些朋友所认为的宗室、勋贵、官绅们侵占、隐匿田地，造成朝廷税赋下降。
明朝军屯是权贵们眼中的“肥肉”，宗室禄田也是消耗耕地的大户。但是朝廷的应税田地本就不包括它们，朝廷征税的主要对象一直都是官田（其次是民田）。而且整个明季，朝廷公示的应税田地数量整体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长。
注：洪武朝时耕地总量大致在800万顷的规模，万历朝达到最高点1161万顷（一顷为100亩）。
洪武二十六年时，朝廷的应税（户部征收）田地为366.77万顷。受惠于开荒和新垦，弘治十五年，户部统计的应税田亩数为422.8万顷。万历九年，张居正重新清丈天下田亩后，朝廷的应税土地更是达到了460.5万顷。
两百多年里朝廷公示的田赋收入大的变化只有一次。宣德朝后期南直隶地区通过改良征收、运输方式等整体减税了300万石（其实这也说明朝廷财政比较宽裕）。此后朝廷田赋征收大体都在2500万石到2700万石间波动。
明末“三饷”的本质是在朝廷应税田亩上额外加派税赋，从万历末期开始加派“辽饷”到崇祯十二年加征“练饷”。虽然税率一直在变动（逐渐提高），但朝廷基本都实现了预算收入，这也旁证应税田亩基数没有大的下降。
既然收入没什么变化，那么财政窘迫的原因就只有一个了 -- 支出大涨。
虽然朱元璋和后任皇帝们都将官员视为牛马，二百多年来只发放维持温饱的底薪。但是随着朝廷对皇朝精细化管理的深入以及朝廷腐化的加重，官僚队伍不可避免要膨胀。随之而来的自然是俸禄总量的上升，以及办公经费总量的大涨（如遍及全国的驿站支出）。
另一方面，明朝虽然将朝廷支出和皇帝支出给分开了，但是以天下为家的皇帝缺钱花时，不可避免地会向朝廷伸手。而明朝皇权大涨，朝廷除了真的没钱，也没有能力完全拒绝皇帝的索要。
像武宗、世宗、神宗这几个所谓被官僚集团“欺压”比较厉害的皇帝，恰恰是为满足个人欲望而开销陡增的皇帝。
最后，也是明廷支出增长的大户 – 军费支出。
为了降低朝廷开支，太祖效仿元朝也采用了世袭军户制。军队以卫所为单位驻防各地，朝廷给军卫士兵分配土地，让他们战时为兵，闲时则务农自养。太祖在自夸“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时，也给明朝埋了个雷，朝廷收支中没有军费预算。
当卫所的军屯逐渐被勋贵豪强们强占后，问题就来了。以正统朝平定麓川之乱的名臣王骥实际见闻为例：
贵州20卫所，屯田池塘共957600余亩，所收子粒本足给官军，而屯田之法久废，徒具虚名，良田为官豪所占，子粒所收，百不及一，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妻子冻馁，人不聊生。
失去屯田的军卫士卒实际也失去了生活的依靠，而朝廷又没有相应的开支项目来接济他们。当“人不聊生”时，不论他们主观意愿如何，逃亡就成了必须的选择。军卫士兵大量沦为流民，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也在大幅度削减明军的战斗力。
由于侵蚀军屯源自于明朝自己的上层阶级（包括皇室），所以正统到弘治的几十年里，卫所问题不仅未被解决，反而更甚。弘治朝兵部尚书马文升就奏报陕西军卫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见在守城正军，每卫或二百名或一百名，甚至止有五六十名，又皆老弱尫羸不堪守战”。
也先如果晚出生个几十年，可能蒙元就真的在中原复辟了。
军卫崩了但朝廷不能无兵，所以嘉靖朝朝廷被迫放弃卫所，“募兵宜为实边久计”。募兵看上去很简单，有钱就行，但对明朝而言，却是难上加难。
汉武唐高征讨四夷，发兵动数十万，不知粮饷军装若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将将数千人往，犹以樵苏为虑。万历倭夷之警，东援朝鲜，至征天下兵不能四万，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
万历朝内阁大学士于慎行的感慨，充分说明了太祖埋下的雷有多坑。因为朝廷缺乏相关预算，自然拿不出足够的募兵资金。这样一个人口近亿的庞大皇朝，军事动员能力甚至不如一个人丁不到百万规模的游牧部落。
综上可以看出，大明无论是“无钱”还是“无兵”，都不是真的缺钱或者缺乏人力。而是朝廷的收入被限定，以至于无法应对支出的变化。这口锅别往“江南士绅集团”头上扣，是太祖朱元璋的。
为了让自己的皇朝永固以及尽可能让士绅不掣肘皇权，朱元璋选择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 封闭社会并降低社会活性。
通过世袭户籍绑定臣民的身份，通过各种约束、规章（如路引、诉讼分级）将臣民锁定在相对狭小的区域生活。通过推崇小农经济以及禁海、限商等，大幅度降低臣民间的联系和互通。
除此之外太祖及后世皇帝们还以科举为饵，束缚、控制社会中坚士子们的思想，进而将明朝的社会价值观导向到崇古并依从祖制。
这在实现朱氏家天下并让臣民安分守己的同时，也锁定了朝廷的收入，因为农业在皇朝疆域稳定的情况下是极难实现大幅度增收的。当皇帝们想从商业开源时，大臣们以“祖制”为由反对，虽然理由有些愚昧，但这不也是皇帝们“教育”的好么？
而且官僚们即便反对，也未能阻止神宗大面积开征商税。只是明朝限制、歧视“商”已近两百年，明朝的商业规模、总量以及相应的税务能力都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在此基础上以及不给予利商政策的情况下开征商税，又凭什么能收到填补财政大窟窿以及募足士兵的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