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我的一位诗人前辈，在一首名为《东坡歌》的长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世风趋浅近，竞附奇技行。人质与时化，几于拨心旌。况复弃田园，不识鸟兽草木名。遂令无情亦无象，下笔千言空营营。”这是借着歌咏东坡，表达自己的创作观念。在他看来，如果不去亲近田园，不去体察最真实的生活，那么笔下的诗句终将是虚浮、空泛的。于诗如此，于一切文学作品，似乎也应如是。
何谓亲近田园？最起码也应如《论语》中论诗经的意义所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当然，这仍是旁观者的心态，只有真正体验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生活，才算将自己融为田园的一部分。
想象中的田园是诗意的，带着一点浪漫，带着一些乡愁；真实的田园却未必如此，毕竟那些在泥土中和着汗水的劳作，既不轻松也不优雅。当然，田园的劳作未必是诗意的，诗歌中却少不了田园和劳作。所以在这个歌颂劳动的节日，我编辑了一组关于劳动、关于田园、关于诗歌的文章，希望在诗歌与劳动之间找到那片真实而悠远的田园。
还想谈一谈山水田园诗的流变。我们一直将山水诗与田园诗并提，其实可能并不准确。田园之诗古已有之，从《诗经》中的“采葛”“积栗”“伐檀”一直流响至今。山水之诗却没有这么“早熟”，如果将曹操的《观沧海》视为雏形，直至南朝谢灵运方可算作真正滥觞，而从单纯地描绘山水，到借山水而玄谈的游仙诗，再到寄情寄意于山水之间，又不知经过了几百年的时光。
陶渊明和谢灵运是早期田园诗人、山水诗人的代表，后世诗人多少受其影响，至唐代的“王孟韦柳”可谓集大成者。细辨其间源流：在朝者寄意山水，多取法谢灵运；在野者躬耕田园，便承接陶渊明。当然，所谓在朝在野，往往又能出入彼此，取谢之雍容而去其雕饰，取陶之冲淡而去其粗疏。钟嵘论诗，言某某出于某某者，虽然未免穿凿，但也并非毫无道理——移至上述田园、山水之论，或许也算“虽不中而不远矣”。
到了中唐时代，大历十才子从谢灵运、谢朓处取法甚多，刻意描摹山水，诗法愈发工巧、精致；元和诗人则走向了另一条开创之路，一方面以韩愈的奇崛为代表，另一方面以白居易的平实为代表。白居易将诗的题材扩大，身边诸事无不写入诗篇，这其中自然不乏田园与劳作。白居易被称为“广大教化主”，后世诗人往往受其影响，但也不免有琐碎之讥讽——苏轼便毫不客气地以“元轻白俗，郊寒岛瘦”论之。然而，苏轼却仍然获益于白居易，他将白居易的细微、随性，融入韩愈的坳峭、顿挫之风，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特点。
从中晚唐开始，诗歌往往不再如盛唐一般高华宏阔，而是关注具体甚至琐碎的生活片段。于是有了苏舜钦，有了苏东坡，有了专注于田园劳作诗歌的范成大和杨万里。此时的田园诗又是一番风貌，诗人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取材，不厌其烦地描绘着田园的风景和劳作中的一点一滴、所见所感。这时的诗人就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劳动者，这时的劳动者也是一个洋溢着热情的诗人。
如今，我们许多人、许多时候已经离开了田园，离开了田园的劳作。田园是先民生活的土地，劳作是先民生活的方式，诗歌是先民生活的语言——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应该追寻先民的足迹，追寻印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传承。
《中国教师报》2024年05月01日第16版
作者：本报记者 金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