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洁泉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难推行、乡风文明建设遇阻怎么办？”“社区人口密集、流动性又大，多样复杂的治理难题如何破解？”“产业园区要素保障、配套服务等缺一不可，社会化治理路径怎么找？”
在贵州，这些基层社会治理的大小单元都少不了“协商”力量。
贵州“社区协商”实践“落地生花。人民网 陈洁泉摄
近年来，贵州不断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围绕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推动形成了“园区协商”“社区协商”“院坝协商”三驾马车共同发力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协商之花”在和美乡村、和谐社区、和合园区中竞相绽放。
“小院坝”话出“大课题”
春风四月暖，推门可见绿。漫步凯里市下司镇淑里村龙山河河岸，绿水潺潺，草木青翠，放眼望去俨然一幅水美乡村生态画卷。
但过去这里却被称为“臭水沟”。龙山河上下游河段分别经过淑里村和麻江县龙山镇孟江村，因涉及不同县市难以进行河道治理，导致源源不断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等长期污染河道，影响周边村民生活质量和河流生态环境。
“龙山河最终汇入清水江，河道治理至关重要。”凯里市下司镇党委书记龙全国说。为打通跨区域河流治理堵点，2023年8月，凯里市和麻江县两地政协牵头、创新举行了一场跨区域“院坝协商”会。
立在龙山河岸边的公约持续“见证”河道旧貌换新，碧水扮靓乡村。人民网 陈洁泉摄
彼时，两地村民面对面，将河道问题摆出来，把解决方案议出来，最终协商达成了12条共识，议定了包括垃圾处理办法、牲畜养殖范围等大小事项的《保护龙山河共同执行公约》。如今，这则公约分别立在两村河岸，持续“见证”河道旧貌换新，碧水扮靓乡村。
一次协商，一份共识，探索出县域交界村寨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路径，更以实际成效折射贵州“院坝协商”的生动实践。
2021年，贵州推动开展“院坝协商”试点工作；2022年，《贵州省政协“院坝协商”工作规则(试行)》印发实施，着力打造“开展院坝协商，建设文明村寨”的基层治理品牌。
如今，一次次由政协组织主导、有政协委员参加、以村民为主角、以村事为主题的“院坝协商”在贵州乡村“落地生花”，一村一寨、大事小事正于邻里乡亲的一言一语中凝聚为发展共识、转变为振兴动能。
“小社区”议出“大民生”
走进贵阳市观山湖区云潭街道宇虹社区，一隅名为“协商议事亭”的场地格外醒目。
宇虹社区“协商议事亭”。人民网 陈洁泉摄
“别看是个小小亭子，关乎居民一枝一叶。”社区党支部书记龚玲说，这个“协商议事亭”，是宇虹社区开展“社区协商”的载体之一，不少居民烦心事、社区大小事在这儿有了“着落”。
“例如，宇虹社区少年儿童人口占比高，早期有许多‘上班族’家长反映孩子放学无人照顾。”龚玲说。为此，居民呼声“唤”来了一场专题“社区协商”。
议事亭内，居民你一言我一语面对面交流“急难愁盼”的事，表达真需求、商量好办法。最终，政协委员、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居民等共同议定并创建了社区“豌豆家”儿童之家，为社区儿童提供临时照料和课后托管、开展各类活动和课程等服务。
众人事众人议。一个议事亭，助力打通了社区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作为成立仅3年多的年轻社区，宇虹社区以“社区协商”推动建设和睦、和美、和善社区的实践成果不止一个。
围绕“议什么、谁来议、怎么议”，宇虹社区不断探索搭建“居民点事、全员议事、委员领事、委员监事、社会亮事”的民意汇集渠道，打造了以“豌豆家委员驿站”为品牌的多个“社区协商”阵地，建立了“吴芳委员工作室”，以服务居民“小切口”解决社区治理“大问题”。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协商”则是治理“良方”，宇虹社区的实践是贵阳市纵深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典型案例。
近年来，贵阳市不断推动“社区协商”走深走实，助力民生改善、助推基层治理、建设和谐家园，目前已建成“社区协商”阵地177个，开展协商活动500余场(次)，促进解决问题760余个。这组数据，和贵州省创新建设“开展社区协商·建设和谐社区”的目标也恰好契合。
“微园区”商出“大发展”
在贵州黔南州，“立足园区‘主战场’做好产业发展文章”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奋斗目标正如火如荼推进。这其中，不难发现“园区协商”的身影——
长顺县威远工业园区针对企业提出的用地、融资、用工以及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问题，邀请相关部门与企业面对面开展“园区协商”议事活动56场次，推动解决企业(项目)建设用地、盘活闲置厂房、改造供电线路等问题40余个；
独山县先后开展了园区标准厂房建设等专题“园区协商”，协商成果被《政府工作报告》吸收采纳，推动独山县出台《支持工业化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等系列措施；
福泉市、瓮安县、龙里县等县市围绕千亿级工业园区建设目标任务，多次开展以“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千亿级智慧园区服务管理平台建设”“创建小微企业孵化基地”等为议题的“园区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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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州园区协商现场。人民网 陈洁泉摄
“真协商、真议事、真干事”助企纾困解难“送良方”。2022年以来，黔南州聚焦“党政所需、发展所要、企业所盼”，先后开展助力新型工业化“园区协商”80余场次，助力党政申报、引进“四化”产业项目50余个，帮助化解园区供水、用电、用工、物流等问题30多个，切实为企业解决一批资源、土地、能耗等要素保障问题，及融资贷款、项目实施、企业用工等实际困难和问题等。
园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黔南州一系列“园区协商”实践成果，足以说明“协商”力量在助力园区向好向新过程中举足轻重。
贵州“院坝协商”现场。人民网 陈洁泉摄
放眼全域，贵州省“园区协商”正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各地“园区协商”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不断涌现，成为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的“助推器”。